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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的全球性主导地位，主要是在20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与战后以来美国一直奉行的全球战略及其所体现的主流安全观念和战略思想息息相关。在冷战时期，美国有两位最重要的战略家(凯南和尼采)、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文本(“长电报”与NSC号文件)。这两人和两个文本对战后以来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的主要特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尼采的思想更能代表冷战时期逐步形成的一套主流战略观念，即立足于“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偏重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这套战略观念既成就了美国的超强地位，也造成了美国霸权的困境，是理解当前和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条重要历史线索。 关 键 词：美国/安全观念/战略思想/冷战/乔治·凯南/保罗·尼采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及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15AZD027)，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机遇与作用”(2013ZDAXM007)。 作者简介：石斌，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 据说丘吉尔曾经说过：“后顾愈深，前瞻愈远。”关于美国的对外战略与对外行为，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至少可以知道、也应该知道过去已经发生了什么，或许能够从中获得某些启示。 在冷战结束将近三十年之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与结果，是美国全球性主导地位的建立和巩固。美国这种独特地位，总的来说主要是在20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与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所面临的挑战及美国反应方式有关的许多基本问题，就其历史根源而言，也大多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 因此，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就是：战后以来美国全球性主导地位的确立、巩固或维系，与冷战的形成、展开、转型和终结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或调整之间具有何种联系？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战后美国历代战略精英如何界定美国的利益、如何判断内外威胁与挑战、如何评估本国能力并做出战略选择，以达到确立、巩固或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目的？ 要理解这些问题，至少需要考察彼此相关的两条基本线索：其一，战后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行为的历史脉络与基本事实；其二，美国政策设计者和决策者的战略思想及其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本文将着重讨论后者，并以冷战时期最重要的两位美国战略家(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和最重要的两个思想文本(“长电报”和NSC号文件)为例，就战后以来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观念以及战略传统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及其深远影响提出几点看法。 一、美国全球战略：两大主流观念的分歧与融合 二战结束后至今，或者更简洁地说，战后以来，美国的战略家大多集马基雅维里主义与威尔逊主义思想于一身，都处于这两端之间的某个位置，或偏重前者，或靠近后者。无独有偶，战后以来美国的全球大战略，依靠的也是两大支柱：以武力、遏制、均势、核威慑、同盟体系等要素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战略和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边贸易体制等要素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战略①。 无论是保罗·尼采、乔治·凯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还是冷战后红极一时的新保守派战略家，如果仅仅就他们对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国际政治的冲突本质和国家对外行为的利己主义所持的悲观立场，以及对实力地位(包括武力和武备)的推崇而言，他们都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如果就他们对美国意识形态、价值观或生活方式之合理性和优越性所持的基本信念而言，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威尔逊主义者。但这两种思想成分在他们身上的比例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因而他们的政策主张也不会完全一样。 我们姑且把威尔逊和马基雅维里视为国际政治思想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代表。如果以他们为坐标的左右两端，那么可以说，凯南是一个传统现实主义者，大致处于坐标“中间到中间偏左”的位置。他推崇的是道义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倾向于把苏联视为与美国一样追求自身利益的传统大国。对于冷战的前景，他既主张基于西方实力与活力的竞争与遏制，也强调美国的自我克制和表率行为所产生的积极效应。 杜勒斯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他崇尚武力，信奉核威慑的力量，但又有明显的道德主义、法理主义倾向。杜勒斯反对苏联，是因为他憎恶苏联体制，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价值观外交癖好。他强调武力和武备，理由是这个世界上“坏人”“恶人”太多，“恶人总是恨好人”，而且不讲任何规则，因此武力是“正义”和“正义者”的最后保障。就此而论，杜勒斯的外交思想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 小布什时期的新保守派，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无疑是威尔逊主义者。在他们眼里，世界也是一分为二，正邪势不两立。他们坚信，对“坏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因此他们十分崇尚武力。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武备”，还信奉“武力解决”。新保守派的外交哲学和战略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用武力来推广意识形态”，因此他们被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②。实际上，他们并不打算平衡或“调和”威尔逊式的自由国际主义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满足于在这两端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而是有选择地把前者的“道德”追求和后者的“权力”逻辑都推向极端，然后又硬凑在一起，试图一个屁股坐两张凳子。实际结果是，他们堕落成了黩武主义者。一方面，他们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热忱然而并不合格的信徒，他们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马基雅维里为政治和道德所预设的前提和底线，同时也混淆了它们之间的界限。他们是极端、过头的现实主义者，不妨称之为“超级现实主义者”(hyper-realists)。另一方面，他们狂热信奉“美国至上”“美国使命”，确信美国式民主的普遍价值，主张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来界定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竞争。总之，他们雄心勃勃，对未来非常乐观，坚信其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能够改变世界，因此他们又是“超级理想主义者”。 相比之下，尼采的立场“中间偏右”，这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更贴近美国政治精英的主流立场。在战略辩论中，尼采通常没有明显的党派(民主党或共和党)、“学派”(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或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立场，因此经常遭到来自左右两个极端的批评。 尼采总是从“最坏假设”出发来思考战略问题，就此而论他可能更接近原初意义上的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认为，就道德思考而言，我们必须假定人类既不是非常良善，也不是非常邪恶，而且圣贤与恶魔都非常少，从而在非常好与非常坏之间思考。如果人天生非常善良或者非常邪恶，其行为都是很容易预见和理解的，如此一来，道德思考也就多余了。然而，政治思考(且仅限于政治思考)要有实际意义，就必须假定人往往非常坏。审慎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将他周围的人往最坏处想③。总之，面对政治领域的各种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必须随时做最坏的打算、最充分的准备。 如果说杜勒斯反对苏联，是因为他“仇恨”苏联或者说苏联所代表的极权主义体制，那么，尼采对苏联首先是不信任，其次才是不赞同。尼采同样相信，在美苏这场较量中，美国代表了正确的一方，但尼采没有杜勒斯那么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除了作为“时代产物”和“集体成果”的NSC68号文件，尼采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个人言论其实并不以道德言辞和意识形态话语著称，而是以经验数据和逻辑推理见长。在80年代中后期，尼采战略论述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更是大为消退，更多的是关于全球战略格局与世界秩序走向的冷静思考。尼采并不认为苏联人一定是“坏人”，主要是认为苏联的行为具有不确定性：首先，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任何国家是完全可靠、值得信任的；其次，苏联所拥有并且仍在追求的权势，是任何现实主义者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最后，尽管没有杜勒斯那么极端，但尼采同样重视(至少比凯南更重视)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制度性矛盾，认为这个因素大大增加了苏联的不确定性和美苏之间的不信任感。总之，尼采战略思想的重点，就军事层面而言，在于如何防患于未然，而非军事上的积极进攻，是“武备”而不是“黩武”即滥用武力；就政治意识形态而言，在于如何维护和发挥美国式民主对西方的凝聚作用以及对“他者”的“表率”和吸纳作用，而非激进、盲目的意识形态扩张。 尼采相信，真正的现实从来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复杂、多维的，现实主义的极端化形式恰恰会脱离现实。作为一位华尔街出身的富翁和成功人士，尼采显然比那些极端的或者自封的现实主义者更加务实。这至少表现在：首先，他并不迷信核威慑战略，至少不会像某些“技术迷”或“书生战略家”(更委婉的说法是“文人战略家”“冷战知识分子”)那样，认为这个东西是万应良药。所以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嗤之以鼻。其次，既然战略核力量或核威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局部冲突等实际问题，那么，他认为，在保持充足核威慑能力的前提下，理应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常规战争能力，无论是在欧洲核心地区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这才是真正有效、实际可用的安全保障力量。尼采的这种战略思想几乎是一以贯之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