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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实力求安全”：美国战略传统的军事特征 与“最坏假设”和“绝对安全”观念密切相关，美国安全战略传统的另一大特征，是对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极度推崇。用一些美国人自己的话说，20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美国既有意志也有能力超越19世纪的范围，不断扩展并运用自己的实力，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影响欧亚以及全球事务(51)。 尼采的战略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人对冷战和世界事务的反应方式。其中有一个非常清晰、一贯的核心理念：“以实力求安全”，即以实力尤其军事实力维护或谋求和平与安全。 这种理念既不新颖，也绝非曲高和寡的一家之言。它实际上是美国人所持有的安全观念与战略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一种经久不衰的思想传统，由美国的开国元勋肇其端，为历代众多美国政治一社会精英所珍视、承袭并发扬光大。例如，乔治·华盛顿就阐述过这一原则。1790年他在国会提出的名言系众所周知：“做好战争准备是维持和平最有效的途径之一。”19世纪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所谓“杰克逊主义”，是这一传统的突出甚至极端表现。杰克逊主义代表了美国人的军事价值观，集中表现为积极倡导拥有和运用武器的自由，高度推崇军事自豪与武力效用(52)。到了20世纪特别是冷战时期，杰克逊主义的信徒们一直是冷战中的鹰派，而且表达了一大部分公众的文化与宗教价值观。他们认为，在军事上花钱是政府最该做的事情。杰克逊主义者还经常诉诸人民主义(民粹主义)，在情感上更多地依托大众而非精英，是“美国特色的现实主义者”。在世界观上，他们认为正邪不两立，强烈的爱国主义可以使他们从孤立主义者一下子变成崇尚武士精神的斗士，并且主张全力以赴的绝对战争，而不满足于有限战争。这也有助于解释一种现象，即历史上美国的公众舆论多次在要求战争方面走在政治家前面，而战争一旦爆发，舆论都会强烈支持(53)。 战后以来，这一原则虽然不断遇到来自观念与现实两方面的挑战，却变得愈发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几乎成为美国人在战略与安全问题上的思想脉搏与文化基因。 尼采是军事“优势论”的坚定支持者。“武力关系”(the correlation of forces)，即相关各方的实力对比，是尼采经常使用的一个关键术语。他认为这是冷战思考的核心问题。苏联取得的任何优势都将增加对方入侵而己方投降的可能性。美国优势则意味着稳定。对于这种思想，有人不无揶揄地写道：“如果苏联领先，美国必须用双倍的努力赶超；如果美国领先，还应该用双倍努力来扩大这种领先地位。”(54) 谋求和维持战略优势，实际上也是一种经常占主流地位的美国战略思想传统，尽管这种战略传统也会随着国内外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出现升降起伏。只是由于苏联核力量的增长，美苏形成核恐怖平衡，追求优势看来不仅难以实现，还可能导致军备竞赛失控，甚至引发战略误判，因此极其危险，尼采这才转而强调“战略平衡”与“战略稳定”。即便如此，保持和巩固美国和西方的实力地位仍然是其战略思想的基石。 尼采曾经辩称，NSC68号文件是“时代的产物”。然而，尼采所说的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以实力求安全”却仍然是美国主流战略思想的一项基本原则。迄今为止，美国仍然维持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力量，其实力甚至超过了其他排名前十位的军事强国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讲，NSC68号文件并没有失效，“它还在那儿”(55)。 因此，如果美国人仍然没有安全感，那一定另有原因，绝对不是因为缺少军事实力。许多批评者指出，按照NSC68号文件的战略蓝图，美国在军事安全上耗费了数万亿美元，就算赢得了冷战胜利，也可能输掉了另一场斗争，即未能创造更多的平等与机会；相反，在国内，生活标准降低，个人自由受限，人们对未来更加沮丧；在国外，美国正在失去市场和信誉。更重要的是，美国如今还要面对各种“新型战争”或“非对称战争”，包括几乎不可能完全取胜的所谓“反恐战争”。总而言之，美国人的不安全感更加强烈了。因此，在卡拉汉看来，冷战是结束了，然而“根本没有胜利可言，只有一个失去的梦想”(56)。乔治·凯南也有同感。在他看来，冷战对抗时间太长了，太军事化了，美国的敌对政策只不过鼓励了苏联的敌对政策，从而鼓励了军备竞赛。如果有什么胜利，其社会、经济代价也太大了，对美国如此，对苏联亦然。他在一篇文章中把这种结果称之为“成功的失败”(57)；1992年他在《纽约时报》发表的另一篇专栏文章，题目干脆就叫作：“老大党赢得了冷战？可笑!”(58) 尼采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思考，不仅在内容上主要涉及军事安全与防务战略，在地缘上也主要关注欧洲地区，很少考虑亚洲等其他地区的问题。在冷战时期，尼采始终坚持NSC68号文件的一些基本思想：美苏关系是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而美苏关系是两种本质上无法调和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关系；由此产生的敌对和紧张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持久威胁，只要苏联继续致力于扩张其实力、影响力和意识形态，这种威胁就不会消失；如果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最终挫败苏联的意图，美苏迎头相撞即使不是必然的，也是很有可能的；因此，加强防务是美国和西方的第一优先选择。出于对苏联体制和对外行为之基本性质的认识，尼采及其崇尚实力地位和武装戒备的战略同道，一直倾向于考虑应付最坏的情况，以“宁可信其有”的“威胁预期最大化原则”来设计冷战战略，因此强调军事准备优先的原则，从而导致冷战的“军事化”，使美苏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两个超级大国陷入严重安全困境。 回顾历史，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战后以来长达七十余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始终把武备放在首位，把武力作为重要政策工具。这实际上体现了美国两党政府共享的战略观念，只不过在某些保守派战略思想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更为极端。其实，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内涵，或者说武力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历届总统都直言不讳。杜鲁门在1945年就说过，如果美国要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就必须继续做一个军事国家”(59)。70年之后，奥巴马同样宣称，美国“将永远维持自己的军事超强优势”(60)。在战后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主要安全决策文件与政策表述中，这类思想俯拾即是。虽然美国的安全战略如今对实力的界定非常广泛，理论界也有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等种种名目，但从任何一份美国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中都不难看出，武力作为硬实力的核心，实际上始终居于首要地位，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 这种“以实力求安全”或“以实力求和平”的思想，是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一种现实主义安全观念和战略传统。如果说在冷战时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安会NSC68号文件，那么在冷战后时期与之遥相呼应的另一个典型，无疑就是小布什政府的安全政策。后者实际上还表明，看似矛盾然而并不奇怪的是，这种现实主义传统也可以与美国式理想主义与意识形态偏好相结合，从而蜕变为某种极端化形式。冷战后美国新保守派这批“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所持有的战略观念，其特点就在于不仅追求绝对优势与绝对安全，而且倾向于用武力手段来实现美国理想、推广美国意识形态与价值观。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尼采未必认同“黩武主义”或“新军国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所生出的“怪胎”——尽管对于冷战竞争的军事化和美国本身的“军国主义化”，尼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他确实曾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保守派过从甚密，例如著名军事战略家沃尔斯泰特就是其好友和战略同道，而沃尔斯泰特在军事思想上对冷战后美国新保守派的影响，堪比列奥·施特劳斯在政治哲学上的影响。 无可否认，在尼采的战略思想与安全观念中，实力尤其是武力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在追求国家安全目标、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过程中，如何在军事上做到有备无患，如何合理地运用武力，如何看待军事力量的实际作用，包括必要时对武力的限制(即军备控制与裁军)，是尼采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担任公职时主要涉及的领域。不过公平地说，尼采战略主张的核心，是“以实力求安全”，而不是“以武力来传道”或“谋霸”。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总的来说比一些研究者所刻画的“绝不妥协的强硬派”形象要更加审慎。 例如，有人认为尼采坚信“为了世界统治地位这个弥赛亚式的追求，共产党领导人什么都敢干，哪怕是核战争”(61)。实际上，尼采认为人们并不清楚、也无法了解苏联的真正意图。他不仅认为核武器只能是最后手段，也不提倡“有限核战争”，而且认为与苏联的全面战争并非不可避免。NSC68号文件所说的“最危险的年份”，并不是预言美苏战争即将爆发，而是说西方如果不改变现行政策，全面、迅速扩军，将在1949-1950年间进入最严重的战略脆弱期。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反对美军跨过三八线、过度逼近中国边境，同时他还反对使用原子弹以及任何以武力统一朝鲜的幻想。此外，他也反对美国干涉印度支那以帮助法国摆脱困境。总之，他反对一切既非至关重要、又无获胜把握，却可能让美国付出严重政治、军事或经济代价的行动。 因此，虽然冷战后时期的“新保守派”中不乏尼采的信徒或门生，例如沃尔福威茨，但尼采显然并非“新保守派”所代表的那种“黩武主义者”。总的来说，尼采是一个东部自由派国际主义者，并因此经常遭到中西部保守派孤立主义者的攻击。而且，尽管尼采始终强调武备，并曾长期主张军事“优势论”，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军事强硬派，但尼采并非那种在危机期间动辄主张奉行军事干涉主义的“主战派”。其战略思想主要立足于有备无患并确保必要时战之能胜，与新保守派对外滥用武力的“黩武主义”倾向有明显距离。就此而论，与其说他是“鹰派”，不如说是主张安全需求压倒一切的防务优先派和战略优势论者。 “最坏假设”“绝对安全”“以实力求安全”等战略思维与安全观念对于美国安全政策和对外行为的深刻和持久影响，还可以从战略文化的视角来进一步理解。 “战略文化”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仅指军事权势集团所持有的“一套有关战争之政治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之最有效的战略与行动方法的态度和信念”(62)。后者按照江忆恩的著名定义，指的是“一套整合的符号系统(如推理体系、语言、类比、隐喻等)，它塑造关于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和效能的观念，进而建立起普遍、持久的大战略偏好，并为其披上实事求是的外衣，使之显得无比的务实和灵验”。而且，它是“决策者集体共享的层级化的大战略偏好，其核心假定是冲突的本质和敌人的本质”(63)。战略文化可能涉及战争与和平的经验、武力的作用、对威胁的认知、安全原则、敌人的形象、单边或多边安全态势等问题上的态度和信念。换言之，作为最基本的战略要素之一，战略文化还反映了一个国家带有根本性的安全与利益需求，构成了一国安全观的底色，并以潜在的、复杂的方式决定着战略决策(64)。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其生命历程中形成的战略思想，就其本质来说实际上是战略文化。每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制约和限定着战略思想。战略文化是一种影响甚至限制行动选择的观念力量(65)。总之，战略文化影响国家的主导性战略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略选择，影响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柯林·格雷在“战略中的国家风格：以美国为例”一文中曾指出，美国战略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受到美国地缘政治、历史、经济和其他独特因素的影响。它提供了对战略观念和国防政策进行辩论和抉择的环境，有助于解释美国决策者过去为何做出那些选择，由于战略文化本身的延续性，也有助于理解美国当前和未来的战略选择(66)。 按照一项极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战略文化至少可划分为“冲突型”与“合作型”两大类，主要表现为对战争、冲突和暴力功效的不同认识甚至对立的观念：前者认为战争是人类事务中不可避免甚至不必避免的现象，冲突具有必然的零和性质，暴力可以有效地保护自我利益和消除安全威胁；后者的观点则正好相反(67)。虽然不能把这两种战略文化简单地与特定国家划等号，何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国家的战略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但在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甚至一国内部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之间对上述问题也有不同的认识和偏好，从而导致安全战略或政策主张的竞争与冲突，影响国际安全共识的形成，则是不争的事实。 就此而论，美国的战略文化具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和突出的冲突型特征，反映了“西方战略文化中的冲突与暴力传统”(68)。就该类型所包含的主要方面而言，可以说美国战略文化的内核迄今未有根本性转变。美国自“9·11事件”以来，表现出以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和政权变更为特征的对外行为特征。它力图把激进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与传统的犹太—基督教价值结合起来，塑造一个没有对等竞争对手的世界，为此尽管不会放弃非武力手段，但更倾向于运用军事力量。无论是打击所谓“无赖国家”，扩展民主，还是遏制其所认定的战略竞争对手，都不排除采取战争行动(69)。近些年的大量论著甚至将美国的这种“好战特征”称之为“黩武主义”或“新军国主义”(70)。表现在国家安全政策上，它有内外两层含义：对内把军事准备放在治国方略和安全战略的首要地位，对外把武力作为解决国际政治与外交问题的一种重要工具。 决策者对本国安全处境和安全威胁的认识，是他们判定国家安全利益的直接依据，因此安全观念对于安全利益的界定具有核心作用。从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主要举措来看，虽然包括政治、经济等若干方面，但核心和显著特征仍然是加强军事存在、发展同盟体系和维持大国平衡。其“绝对安全”观念在内容上看似无所不包，实际上仍具有突出的政治、军事内涵和强烈的竞争、对抗色彩。 “以实力求安全”在地缘战略上还表现为极具美国特色的军事同盟体系。联盟战略与“伙伴关系”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处于关键地位。联盟既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力量支点，也是美国霸权覆盖的核心区域。历史上的大国霸权往往直接采取武力征服领土、奴役人民、强占资源的形式，美国霸权则更多地采取“借力”的方式，通过各种军事集团、条约组织构建其联盟体系，并要求盟友在政策上协调一致，在经济上相互让步，在军事上共同分担防务责任，从而形成一个合力围堵对手的战略网络。 4.“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与美国精英政治 美国战略传统的军事特征，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与结构性因素。其中以“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基础结构”，是一个影响最为深刻、持久的因素。这种结构塑造了美国的“寄生性帝国主义”(71)。 这种国家安全基础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就存在，甚至可以上溯至美国立国之时，但这种现象成为美国社会永久性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二战特别是冷战。由于美国在全球冷战与军备竞赛中不断投入人力、物力与智力，军备规模和国防体制日趋庞大，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得以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结构，在国防与外交中起着突出作用。 “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当然不只是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所担心的军事、工业两方复合体，也不仅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三方(加上国会议员)，而是由从高额国防开支中相互受益的四方主体构成：军事机构、军工行业、依赖军工行业的州和地区的国会议员以及从事军事技术、武器研发或战略研究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人士。军事机构的成员想获取武器设备用于防御或进攻；工商业界想扩大规模，获取利润；国会议员想让选区内的军事基地和国防工业提供就业和选票；科学家希望得到大量科研经费或通过与政府的联系而声名显赫，甚或学而优则仕。这些互补的利益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赖、合作的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军事利益集团和“战争俱乐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可。军事机构、工业、国会、学术团体、著名组织和名流之间密切的相互联系与支持关系，还因美国“旋转门制度”而得以不断巩固：知识精英进入政府，官员下台后主持智库，军事机构成员退休后受雇于国防工业，国防工业高管被安排到国防部重要位置。其结果是，几乎美国社会的每一部分都介入了“国防政治”，每个部分在挥霍国家资源或者分享国防红利时，都宣称它的活动有助于加强美国国家安全(72)。 尽管美国外交决策从形式上看是多种力量、多种利益相互博弈的一种“政治进程”，但在实质上却经常具有精英政治的特点，并非某些人所标榜的“多元主义”模式所能概括(73)。尼采等人所代表的一大批与美国“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关系密切、在政府进进出出的冷战精英，是塑造美国安全政策的一股重要力量。从较长的时间尺度看，这批冷战精英的政策主张，尤其是具有强烈军事特征的战略思想，即使在实践中遭受重大挫折，总是有可能重新占居上风。 例如，1950年的NSC68号文件，其基本精神再度体现在1958年的《盖瑟报告》之中，尽管没有被艾森豪威尔政府完全采纳，但最终体现在肯尼迪政府的战略调整中。再如，1972年签署的《反导条约》一直被视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然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就将其视为推行“战略防御倡议”的一个障碍，力图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解释条约内容。冷战结束后，美国又重新启动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甚至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意在谋求战略优势、追求绝对安全。这再次说明，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以“领导世界”为“使命”的帝国而言，“均势”从来都只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军控谈判本质上也是如此，用塔尔博特的话说，“军备控制是防务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74)。一旦有机可乘，美国总是按捺不住追求绝对优势的冲动，即使在核子时代也是如此。 “多元主义”论不仅夸大了美国政府各组成部分与各类非政府因素的实际作用，把以总统为核心的“内圈”、各行政部门、国会、媒体以及政治积极分子或“专注的公众”等量齐观，还由于过分夸大权力精英群体的内部矛盾，从而低估了他们在“外交决策之政治进程”中的整体作用，甚至于否认这批持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同时拥有强大政治能量的“统治精英”的存在(75)。实际上，在美国战略精英与对外政策权势集团内部，共识往往大于分歧，“内部纪律与利益共同体意识”把这些“权力精英”联为一体(76)。 就像麦克纳马拉等人对越战和美国安全战略的反思一样，美国政治精英的自我反省主要发生在他们的政策主张在实践中严重受挫之后，尤其是当他们退出华盛顿政治中心、成为“局外人”之后。当他们在台上时，似乎都没有那些“先见之明”。尽管“强硬派”与“温和派”对于苏联威胁的严重程度和美国的应对手段有不同看法，但双方并不打算就最基本的政治与战略原则展开争论，双方都同意依靠军事实力来遏制苏联以及任何对美国及其盟国安全的挑战。区别主要在于，有的主张优势论，有的主张充足论；有的强调攻势，有的偏重防御，而后一种观点主要是在内外困难时期才有较大市场。其结果，一是使冷战共识和遏制战略得以长期延续，二是使“新黩武主义”成为战后美国安全政策的一大特征(77)。这最终使美国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军事帝国”，一个在器物与技术上“武装的美国”，在精神与制度上“尚武的美国”，在对外行为上“黩武的美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