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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鹰”与“鸽”：美国冷战战略的两个思想坐标 尼采和凯南是冷战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两位美国战略家，大概也是对美国冷战战略影响最大、最为持久的两个人——尽管凯南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不再担任公职，而尼采直到1989年4月才正式从国务院退休。两人分别活了97岁和101岁，是名副其实的“冷战老人”，见证、参与甚至“塑造”了冷战历史。 尼采的孙子尼古拉斯·汤普森认为，尼采和凯南是美国冷战政策“鹰派”和“鸽派”的两位代表。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则把凯南和尼采称之为“冷战时期的亚当斯与杰弗逊”④。《新闻周刊》的书评甚至认为，尼采和凯南代表了美国外交的“阴阳两极”，因此他们是研究美国冷战政策的一个非常理想的“聚焦点”。 凯南既是一位对苏联社会有亲身体验的职业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位对世界历史、包括苏联历史有精深研究的历史学家。其思想和思维方式有浓厚的象牙塔气息，集知识分子特有的天真与执着、谦卑与自负于一身。尼采的思想则更多地来自经验而不是书本，有决断力，重视协作，讲求效率，更相信数据和事实而不是直觉，在思维方式上更像一位精于算计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⑤。 凯南认为，杜鲁门主义的冷战言辞过于夸张，以“自由”为名在世界所有地区抵制共产主义，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他不认为有关自由民主或其他任何目标含混的理想主义言辞有什么内在价值，也不相信美国一贯正确、无所不能之类的神话。美国并不是什么天生“仁慈的”国家，也会发动战争，不管是出于邪恶还是愚蠢。凯南认为，作为人类，苏联人和美国人其实并无本质区别。这些观点都非常符合现实主义者的特征。如果说尼采信奉的格言是“想要和平，那就准备战争”，那么凯南的信念就是，“想要和平，那就采取和平的行动”。凯南反对军备竞赛，希望美国在裁军谈判中做出让步和妥协，他把冷战竞争的结局更多地寄托在苏联的内部变化上。这种立场很容易被认为过于软弱，抑或过于理想化。 相反，尼采可能有点愤世嫉俗，对苏联人的认识有些妖魔化，也比凯南更重视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制度性矛盾，因此并不认为杜鲁门主义的意识形态词藻有什么不妥。尼采认为美国的战略是防御性的，苏联则不然，因此必须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具有更强的“存活率”，使苏联不敢发动第一次打击。尼采对美国理想和美国榜样的力量深信不疑，认为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有责任运用自己的力量改造世界。 但另一方面，凯南同样信奉自由民主理念与制度的价值，也正是他最早呼吁西方保持坚定立场，遏制苏联的扩张，否则所谓“遏制之父”，岂非浪得虚名!凯南并非和平主义者，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发生后，凯南甚至建议美国开战。同样，按照汤普森的说法，如果说尼采在90％的情况下都专注于如何进行冷战对抗，那么在10％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最后阶段，他主要致力于如何减少这种对抗。例如他希望避免朝鲜战争的扩大，希望美国尽快从越南脱身，希望与苏联达成军备控制协议⑥。 凯南学识渊博，思想深邃，极富洞见。对于冷战的发生和结局，对于德国的分裂和北约的成立给欧洲造成的后果，以及核军备竞赛的展开、中苏最终走向分裂、美国对越南政策的失误……他似乎都早有预见。但他在后半生基本上扮演的是一个“局外人”和批评者的角色。 尼采的强项是他的组织能力、对逻辑性的坚持以及忍耐力。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军备事务，也没有人比他更善于从华盛顿的不同政治派别中找到政策盟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见风使舵，或者总是能够左右逢源，例如他并不擅长处理与上司的关系，从罗斯福到老布什，十位总统有六位与他的关系最后都变得疏远了。不过尼采毕竟是华盛顿政坛有思想、有人脉、甚至还很有钱的“实力派”，他绝对不会像凯南那样，因为受到挫折就从此销声匿迹，用国务卿舒尔茨的话说，“总统们来来去去，而尼采每年都在那儿”⑦。 尽管被贴上“鹰派”或“鸽派”的标签，两人其实有许多共同点。按照汤普森的看法，冷战本身就有许多灰色地带，并非总是黑白两道，一正一邪泾渭分明。凯南和尼采的思想，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人都希望避免大国之间的战争，尤其是核战争。更重要的是，都以美国的利益为思想出发点，只是对于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的，他们有尖锐的分歧，而且都认为对方的主张，“事实与逻辑完全脱节”，大错而特错，只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灾难⑧。他们就战略与外交问题争论了三十多年，特别是在如何对付苏联的问题上，代表了“几乎正相反的观点”⑨。 凯南认为尼采有时简直幼稚得“像个孩子”，“只愿意相信他眼前看到的东西。对价值、意图等无形的事物毫无兴趣”⑩。尼采则认为凯南过分轻信与苏联的“和解”。其实，尼采并非不在乎苏联的“意图”，只不过他更关心苏联的长远意图和根本目标。尼采也并非不重视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等“无形的事物”，NSC68号文件同样明确指出，西方“在价值观等无形因素方面所遭受的损失”，在许多方面“比已经遭受的物质损失更具有破坏性”，自由民主制度在“任何地方的失败”都意味着在“所有地方的失败”(11)。NSC68号文件的意识形态色彩，丝毫不亚于其军事色彩。因此，就美国冷战战略的政治基础与意识形态目标而言，尼采与凯南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分歧。 2.“长电报”与NSC68号文件：美国冷战战略的两个经典文本 凯南和尼采都经历了两次大战并在二战中崭露头角，一起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例如应对德国分裂、制定马歇尔计划、研发氢弹决策。两人先后担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一职，冷战史上最重要的两份文件，即“长电报”(1946年2月)和NSC68号文件(1950年4月)，就是他们先后提出的。比较一下他们为冷战史留下的这两份最重要的遗产，特别是它们对冷战的展开和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们虽然在冷战战略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目标等方面有许多一致或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重要区别，尤其是在如何捍卫西方的利益和价值、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上，代表了冷战时期美国外交与战略思想界长期并存、相互竞争的两种思路或“两条路线”。 第一，两份文件的出台都有其特殊背景。凯南发给华盛顿的“长电报”，是在斯大林的一次重要讲话之后。这次讲话宣称资本主义正在对苏联实施战略包围，与资本主义大国的冲突不可避免。相关背景还包括苏联拒绝加入新近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伊朗和希腊发生的危机。NSC68号文件的设计背景则是苏联成功进行了核试验，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失去”了中国。对美国来说，这些都是相当严重的事态。因此，两份文件的宗旨都是对美国的安全与战略环境特别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所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作出评估，并就美国的国家安全基本战略，包括战略目标、战略手段、可用的资源等提出建议。 第二，两份文件所体现的政治原则，或者说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都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路数。其中充斥着国家利益、实力分配、体系结构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权力政治语汇与逻辑，其政策药方也是基于成本收益、利弊得失等国家理性选择模式。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刚刚过去不久的大战已经使红极一时的威尔逊式理想主义声誉扫地，现实主义思想在战后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观念，尤其是在战争、战略与安全领域。凯南与基辛格一样，一般被认为是战后时期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尼采的思想虽然更为复杂，在安全尤其是军事安全问题上也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但另一方面，两份文件又都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而言NSC68号文件更加突出。这看似矛盾，实际上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冲突本身也是冷战的一大特征。 第三，尽管两份文件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政治现实主义及其权力政治思维的特征，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世界政治观念与安全理念，它们对世界政治的本质和解决安全困境的途径所持的看法大不相同。 在理论的层面，现实主义有若干分支，就类型而言至少有传统主义与结构主义之别，就“成色”而言还有极端派与温和派之别。即使是兼顾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内部特征的传统现实主义，也可以区分出不同的派别。例如，著名学者史蒂芬·克拉斯纳认为，至少可归纳出两种主要模式：一种是“台球观念”(the billiard ball perspective)，另一种是“构造板块模式”(the tectonic plates model)(12)。前者的主要观点是，国际体系完全是由以自我为中心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国家都追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世界政治是“零和”博弈，以军事或领土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安全是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甚或唯一目标。后者则认为，尽管国家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角色，但还有许多非国家行为体；权力分布决定了国际体系许多领域的结果，同时国家之间的互动也塑造了不同的行为模式；由于世界政治并非总是“零和”的，相互合作的机会总是经常出现。按照一位研究者的看法，尼采的NSC68号文件反映的是“台球观念”，凯南的“长电报”则代表了“构造板块模式”(13)。 这种区分很有趣，但未免过于绝对。实际上，要理解尼采与凯南战略思想的异同，我们只需要抓住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他们对威胁的看法及其所倡导的应对方式。 很显然，两份文件最大的共同点在于，都断言苏联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严重威胁和挑战，并认为美国必须迅速、果断、有效地抵抗这种威胁。然而，对于苏联挑战的性质与特点，以及美国宜采取的反应方式，两者的看法却大异其趣。 凯南的“长电报”描绘了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竞争的战后两极格局。凯南认为，尽管苏联领导人宣称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摧毁西方，但他们并不打算直接诉诸武力对抗，因此苏联的威胁总的来说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威胁。就西方的对策而言，凯南没有提到任何军备扩充计划，而是强调，最重要的是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必须保持生机与活力，在此基础上，采用灵活的外交政策，最终目标是促使苏联内部体制发生根本变革。凯南虽然也反对孤立主义，但他认为美国应该有选择地介入全球事务，在孤立主义传统与必要的海外干涉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为说到底，美国尽管强大，但能力总是有限度的。简言之，凯南的战略以意识形态竞争为起点，以意识形态变革，或者——考虑到其主要依赖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手段——“和平演变”为最终目标(14)。 NSC68号文件则主要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待战后两极格局。文件同样认为，苏联的主要目标是控制整个世界。但与凯南的观点不同，文件认为苏联不仅决心用武力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而且也具备这样的军事能力，包括常规力量与核力量。因此，尼采等人主张美国在全球奉行积极、有力的介入或干涉政策，与苏联展开全面竞争。而且，对于美国自身的能力、尤其是经济承受能力，他们也远比凯南更有信心。他们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有两大支柱：一是按照美国模式来重新塑造“自由世界”，以增强西方的整体实力与凝聚力。这与凯南的观点大同小异。二是对苏联实行全面遏制。即近乎无差别的全球遏制而不是有选择的重点遏制，同时他们更强调的是基于西方全面战略优势的军事遏制，为此主张“迅速、持续地扩充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这虽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旗帜与武力威慑并用的思路，但NSC68号文件实际上倾向于认为，作为根本保障，后者可能更为重要，而这正是凯南的战略所缺乏的。总之，虽然同样强调冷战的意识形态根源，但NSC68号文件主要从军事角度来理解苏联的威胁，认为苏联的对外冒险行为与其军事能力的提升成正比，因此“自由世界”面临生存危机，美苏冷战不仅是一场“零和”博弈，也是一场生死搏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认为NSC68号文件导致了冷战的“军事化”，或者遏制的“黩武化”(Containment Militarism)(15)。 换言之，“长电报”主要关心权力分配格局对美苏关系的影响。与人们对现实主义者的笼统印象不同，凯南似乎并不把国际政治看作是“零和”博弈。他认为，通过与苏联的合作来实现双赢是有可能的。为此所奉行的基本战略，也即最有效的办法，是对苏联施加间接力量，或者说主要依靠软实力，即通过某种“社会化”进程，按照美国所期望的模式来改变或塑造苏联社会(很大程度上还包括西方世界)的信念、规范、价值体系以及领导人和社会精英的世界秩序观念。 NSC68号文件则更关注权力的军事维度。它断言，苏联实力的增长必然会削弱美国的权力，因此美苏冲突是一场非此即彼、毫无余地的政治与军事较量。在战略上，推动自由世界本身的“社会化”进程——或者不如说“美国化”程度——依然重要，但对于苏联，则主要只能依靠硬实力。只有依靠各种有形的物质手段，采取利诱与威胁、即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才有可能使苏联屈从于美国的意志(16)。 凯南从分析苏联的意图出发，试图说明军事力量上的不对称性可以被容忍，因为苏联人从其使用中得不到什么实际好处。而且，苏联领导人是谨慎的，倾向于以最小的代价、冒最小的风险追求自己的目标。凯南厌恶战争，对军事问题既非行家，似乎也颇有偏见，他甚至认为，两个师的海军陆战队就可以阻止苏联对西德的常规进攻(17)。在尼采和军方人士看来，这种轻视军事实力的倾向大大削弱了其观点的说服力，是片面和不现实的(18)。尼采认为，苏联不会轻易放过任何扩张权势的机会，正是由于西方一直低估了苏联的威胁，才使它有机可乘。 NSC68号文件则注重苏联的能力，试图说明苏联人至今尚未挑起战争，仅仅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打赢的把握。因此，无论军事优势在谁手里，美国都要做双倍的努力。有人认为这会导致苏联也加倍努力，从而导致“安全困境”。尼采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苏联的目标是最终战胜对手，因此不管美国怎么做，苏联都会尽最大的努力，美国的做法只是对这种敌对意图的反应，而不是鼓励、激发这种意图(19)。在“思想程序上”，二者也正相反。凯南倾向于按照一种关于根本利益的独立、确定的观念看待苏联威胁，认为必须、也只需遏阻敌对的工业—军事力量结合体，而且这种主张既适用于苏联，也适用于美国在一战或二战中的敌手；NSC68号文件的设计者则主要从他们对苏联威胁的看法推导出他们关于美国利益的观点，并且仅凭苏联威胁这一简单存在本身，就确认有充足理由将受到威胁的利益一概视为关键利益(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