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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战进程、美国的战略选择与“霸权困境” 围绕美国的全球战略，虽然美国国内经常有所谓保守派与自由派、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争论，但旨在凭借美国实力“领导世界”、按照美国价值观“塑造世界”的全球主义始终是美国成为世界性强国之后的外交主旋律。由全球主义蜕变而来的干涉主义甚至“黩武主义”，其盛衰起伏与美国全球战略扩张与战略收缩的节奏是大致吻合的(78)。 杜鲁门政府的NSC68号文件及其全面扩军政策，使冷战走向“军事化”，大大加速了美国走向“国家安全国家”的进程。为避免因为军备负担过重而导致“国家破产”(79)，艾森豪威尔政府以退为进，试图借助“大规模报复战略”实现安全与繁荣(即军事与经济)的“大平衡”。肯尼迪政府再度高调推行全面扩军政策，直至约翰逊政府走向极端、陷入越战泥潭。越战后尼克松政府又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维持均势。即便如此，“实力地位”仍然是尼克松主义的三大支柱之一(此外还有“伙伴关系”与“谈判”)。但直到卡特时期美国仍处于颓势。里根政府上台后，随着国内经济形势好转，保守主义思潮抬头，同时苏联的内外困境加剧，美国又决心“重振国威”，在“以实力求和平”的口号下开始“新冷战”，NSC68号文件的绝对安全观念又借尸还魂。“战略防御倡议”表明，美国已不再满足于美苏战略均势，试图通过建立外空防御体系来获得绝对优势，为此不惜曲解与苏联达成的《反导条约》。冷战格局骤然瓦解后，老布什政府才得以在“单极时刻”(并且在刚刚打赢海湾战争之后)“超越遏制”，试图按照美国价值观改造世界，建立一个“正义、公平竞争、抑强扶弱、持久和平”的“世界新秩序”(80)。 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出现冷战后的战略转型，咄咄逼人的“新干涉主义”使美国又开始偏离常轨。作为党派斗争激化和极端民族主义膨胀的结果，共和党把持的参议院在1999年还否决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是自1919年参议院否决同样由美国行政当局参与发起和制定的《凡尔赛条约》以来，美国国会首次拒绝批准一项重要的国际安全条约(81)。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新保守派立志“以武力追求理想”。为了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干脆直接抛弃碍手碍脚的《反导条约》。美国“单边主义”与“黩武主义”达到顶峰，结果落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奥巴马政府于是打着“变革”旗号开始“纠偏”，在中东等地实行战略收缩，在亚太搞“再平衡”。而所谓亚太“再平衡”，虽然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多重内容，最突出的还是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等举措。奥巴马既无法改变、也无意质疑美国传统的军事价值观。他甚至公开表示，即使面临削减国防预算的压力，美国也将“永远维持自己的军事超强优势”(82)；而且，“美国军队天下无敌”，在未来100年内要继续充当世界领袖，“如果美国不能，没人能”(83)。 随着奥巴马新一轮大选临近，对民主党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声浪开始上升。这自然是新保守主义望眼欲穿的机会。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撰文指出：“就像一遭电击便立刻挺身坐起的死尸一样，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不断抽搐复活。”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克里米亚公投独立并加入俄罗斯、中国重申海洋领土权益、逊尼派极端势力重返伊拉克等等，只要出现全球性挫折事件，“那几张老脸”——伊拉克战争的坚定支持者迪克·切尼、保罗·沃尔福威茨、威廉·克里斯托尔、罗伯特·卡根以及“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其他成员——就会竞相在电视镜头前声称时间回到了1939年(84)。显然，新保守派势力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在2016年卷土重来。 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美国人选出了有史以来最有争议、最令人困惑的一位总统。不过，非常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尽管看上去特别“非主流”“反建制”(85)，从他发表的各种看似杂乱无章的奇谈怪论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其战略理念(如果可以称之为理念的话)，与三十多年前的保守派战略思想，或者不如说战后以来的一种美国主流战略思想，具有某种意味深长的联系：他不仅明确声称自己是里根总统的拥趸，还原封不动地照搬了里根政府“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原则；“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与“重振国威”一说如出一辙!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因为看到美国社会某些出人意料的“变革”因素，便轻易忽视其社会政治生活所具有的显著连续性以及历史的“惯性”。美国的对外政策偏好与对外行为特征，植根于它的发展历程、政治文化与战略传统，立足于其超级强国地位，既没有因为冷战格局的瓦解而改弦更张，更不会因为政府的换届而立刻发生质变。仅就美国的军事偏好而论，安德鲁·巴塞维奇就深刻地指出：“当今美国的黩武主义在美国历史中具有深厚的根源。它代表着一种两党的事业，因此不可能在任何短期时间内消失。”(86)当然，在现实政治中，美国“黩武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伸张，说到底还是由当代国际体系特别是其军事安全结构的单极性质所决定的。 美国人生性乐观，富于创新精神，同时其政治精英又极具忧患意识，总是对自己的世界地位感到担忧。每隔几年，通常是十年左右，就会出现新一波严重的悲观情绪，关于自己的衰落论重新抬头，关于他国的威胁论也甚嚣尘上。不过总的来说，在其走向世界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即使遭受重大挫折，似乎也总是有办法摆脱危机，转危为安，甚至经常把危机变成机遇，使自己在危机之后进入新一轮发展期。与此相关，美国社会的主流历史叙事，往往倾向于把美国的发展史看成一部“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其中还包括对军事手段之效用的高度推崇，对美国军事能力的高度自信以及美军“战无不胜”的神话。 实际上，美国的优势与霸权，既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也会产生代价。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指出的，手段与目标的平衡是国家大战略的核心问题。如果威胁被夸大，权力伸展过度，追求的目标过多，或者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承担的义务”过多，超过了实际能力，甚至于美国的“信誉”将不得不靠追求并实现过多的目标来维系，其相对实力将受到损害，其核心价值也可能面临危险(87)。梅尔文·莱弗勒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的行为模式往往会受到某种不祥的惯性与驱动力的影响，导致目标与手段严重失衡，美国是否会落入这一窠臼，成为这种不良倾向的牺牲品，将取决于美国的各种利益群体、官僚机构和决策者个人能否找到一种途径，来恢复和保持外部威胁、核心价值和权力的运用之间的平衡。 立足“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偏重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此类战略与安全观念的危险性在于，美国并不总是因此获利，它也有可能因为过度扩张而导致自身实力受损，甚至重蹈历史上许多大国的覆辙。后冷战时期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与尼采式战略观念密切相关，美国也时常面临着帝国“过度扩张”或“战略透支”的现实与潜在危机。当今美国在全球所遇到的许多难题，或者说正在显现的某种“帝国的困境”，都可以从冷战历史中找到根源。更重要的是，一旦与实力相当并同样抱有意识形态偏见或道德优越感的大国相遇，对抗就可能发生，整个世界都将面临巨大的危险，何来绝对安全？这也许就是美国霸权的一大悖论(88)。 当今全球格局与冷战时期已大不相同，除了在军事安全领域仍有明显的美国单极特征，在政治上早已走出东西两极结构，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在经济上也日益走出传统的南北二元结构，朝着多元、至少是三元结构的方向发展。导致此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无疑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的崛起，以及一大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出现。那么，美国将如何调整自己，以充分适应和有效应对当今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迁以及与此相关、不可避免的国际秩序变革需求？它是否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抑或仍将固守其核心理念与全球目标，以不变应万变？对此，人们只能在检视历史经验的同时，拭目以待。 注释： ①约翰·伊肯伯里：“美国的帝国野心”(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81卷第5期(2002年9-10月)，第44～60页。 ②安德鲁·巴塞维奇著，葛腾飞译：《美国新军国主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③约翰·麦克里兰著，彭淮栋译：《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④见加迪斯在《鹰与鸽：保罗·尼采、乔治·凯南与冷战史》一书原著封底的评语。尼古拉斯·汤普森：《鹰与鸽：保罗·尼采、乔治·凯南与冷战史》(Nicholas Thompson,The Hawk and the Dove:Paul Nitze,George Kennan,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2009年版。 ⑤沃尔特·艾萨克森、埃文·托马斯：《美国智囊六人传》(Walter Isaacson and Evan Thomas,The Wise Men: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伦敦：试金石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页；威尔逊·米斯坎贝尔：《乔治·凯南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Wilson Miscamble,George F.Kenn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页；戴维·卡拉汉：《危险的能力：保罗·尼采与冷战》(David Callahan,Dangerous Capabilities:Paul Nitze and the Cold War)，纽约：哈珀柯林斯1990年版，第95页；格雷格·赫金：“外交政策大航行”(Gregg Herkin,"The Great Foreign Policy Fight")，《美国遗产》(American Heritage)第37卷第3期(1988年4-5月)，第73页。 ⑥⑦⑧尼古拉斯·汤普森：《鹰与鸽：保罗·尼采、乔治·凯南与冷战史》，第4、72，3～4，1页。 ⑨沃尔特·艾萨克森、埃文·托马斯著，王观声等译：《美国智囊六人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页。 ⑩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博弈大师：保罗·尼采与核和平》(Strobe Talbott,The Master of the Game:Paul Nitze and the Nuclear Peace)，纽约：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1988年版，第57页。 (11)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 6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 of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50年第1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77年版，第215页。 (12)史蒂芬·克拉斯纳：“机制与现实主义的限度：作为自变量的国际机制”(Stephen D.Krasner,"Regimes and the Limits of Realism:Regimes as Autonomous Variables")，《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第36卷第2期(1982年春)，第497～510页。“板块构造”论原本是为了解释大陆漂移现象而发展出的一种地质学理论。 (13)(15)(16)埃夫斯塔西奥斯·T.法基奥拉斯：“凯南的长电报与国安会第68号文件：理论比较分析”("Kennan's Long Telegram and NSC-68:A Comparative Theoretical Analysis")，《东欧季刊》(East European Quarterly)第31卷第4期(1998年1月)，第415～433页。 (14)保罗·Y.哈蒙德：“国安会第68号文件：重整军备的开端”，(Paul Y.Hammond,"NSC-68:Prologue to Rearmament")，沃尔特·谢林等编：《战略、政治与防务预算》(Walter Schilling,et al.,Strategy,Politics and Defence Budget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12页。 (17)尼采称这是凯南亲口所说，但凯南后来矢口否认(尼古拉斯·汤普森：《鹰与鸽：保罗·尼采、乔治·凯南与冷战史》，第301页)。 (18)“保罗·尼采致格雷格·赫金”，1985年10月17日("Paul Nitze to Gregg Herkin",October 17,1985)，《尼采文件集》(Nitze Papers,Name File,Box 27,Folder 8)，编号B27：F8；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对保罗·尼采的采访”，1986年9月26日("Interview with Paul Nitze",by Strobe Talbott,September 26,1986)，《尼采文件集》(Nitze Papers,Box 40,Folder 10)，编号B40：F10。 (19)(21)尼古拉斯·汤普森：《鹰与鸽：保罗·尼采、乔治·凯南与冷战史》，第141、378～379页。 (20)约翰·加迪斯著，时殷弘等译：《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103页。 (22)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方国家相关历史文献不断被发掘和利用，出现了大量被称为“新冷战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其中包括许多专门讨论冷战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目标的论著，此不一一列举。 (23)国安会第20/4号文件，“执行秘书关于美国抵御苏联安全威胁之目标的说明”(NSC20/4,"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n U.S.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S.Security")，1948年11月23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1948年第1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8年版，第662～669页。 (24)约翰·加迪斯：“对国安会第68号文件与苏联威胁的再思考”(John Lewis Gaddis,"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Reconsidered")，《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4卷第4期(1980年春)，第164～176页。 (25)约翰·加迪斯：“对国安会第68号文件与苏联威胁的再思考”，第164～176页。 (26)国安会第68号文件，1950年4月1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1卷，第237～239页。 (27)“会议记录，政策评估小组会议”("Minutes,Policy Review Group meeting")，1950年3月16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1卷，第199页。 (28)约翰·加迪斯：“对国安会第68号文件与苏联威胁的再思考”，第164～170页；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111页。 (29)保罗·尼采：“国安会第68号文件的形成”(Paul Nitze,"The Development of NSC 68")，《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4卷第4期(1980年春)，第170～176页。 (30)小萨缪尔·F.威尔士：“敲响警钟：国安会第68号文件与苏联威胁”(Wells,Jr.,"Sounding the Tocsin: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4卷第2期(1979年秋)，第116～158页。 (31)詹姆斯·汉密尔顿·伊斯贝尔：《出人意料的保罗·尼采》(James Hamilton Isbell,The Unexpected Paul Nitze)，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校硕士学位论文1996年；《保罗·尼采个人文集》，转引自尼古拉斯·汤普森：《鹰与鸽：保罗·尼采、乔治·凯南与冷战史》，第114页。 (32)保罗·尼采：“20世纪80年代的战略”(Paul Nitze,"Strategy in the Decade of the 1980s")，《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59卷(1980年秋)，第94页；戴维·卡拉汉：《危险的能力：保罗·尼采与冷战》，第417页。 (33)保罗·尼采：《从广岛到公开化：在决策中心》(Paul H.Nitze,From Hiroshima to Glasnost:At the Center of Decision)，纽约：1989年版，前言，第9页。 (34)肯尼斯·汤普森、史蒂文·里尔登主编：《保罗·尼采论国家安全与军备控制》(Kenneth Thompson and Steven Rearden,eds.,Paul H.Nitze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拉纳姆：美国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35)史蒂文·里尔登：《美国战略原则的演变：保罗·尼采与苏联挑战》(Steven L.Rearden,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trategic Doctrine:Paul Nitze and the Soviet Challenge)，博尔德：韦斯特维尔出版社1984年版，序言，第9～10页。 (36)尼古拉斯·汤普森：《鹰与鸽：保罗·尼采、乔治·凯南与冷战史》，第312页。 (37)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博弈大师：保罗·尼采与核和平》，第9页；沃尔特·艾萨克森、埃文·托马斯：《美国智囊六人传》(Walter Isaacson and Evan Thomas,The Wise Men)，纽约：哈珀柯林斯1990年版，第26～35页。 (38)乔希·尤谢伊：《保罗·尼采与美国冷战战略(1949～1953)》(Josh Ushay,Paul H.Nitze an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1949～1953)，昆士兰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5页。http://eprints.qut.edu.au/16228/，2011-10-28/2015-10-01。 (39)乔希·尤谢伊：《保罗·尼采与美国冷战战略(1949～1953)》，第18页。 (40)保罗·尼采：《从广岛到公开化》，第25～45页；“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所获得的教训”("lessons Learned Through USSBS")，《尼采文件集》(Nitze Papers,Subject File,Box 131,Folder 4)，编号B131：F4。 (41)这也是一些美国外交史学者的看法，参见梅尔文·莱弗勒：“国家安全、核心价值与权力”(Melvyn P.Leffler,"National Security,Core Value,and Power")，迈克尔·亨特等编：《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Michael Hogan and Thomas Paterson,eds.,Expla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206页。 (42)萨缪尔·亨廷顿：“孤独的超级大国”(Samuel 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78卷第2期(1999年3-4月)，第35～50页。 (43)国安会第68号文件，1950年4月1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1卷，第218～219、229页。 (44)1951年8月17日，“NSC68号文件评估”("Review of NSC 68")，政策设计室档案(PPS Record,Record Copies,Box 69)。 (4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1卷，第238～240页。 (46)“国务院—国防部评估小组第二次会议”("  Meeting of State-Defense Policy Review Group")，1950年3月2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1卷，第177页；“查尔斯·伯顿·马歇尔致乔治·凯南”("Charles Burton Marshall to George Kennan")，1978年2月22日，《尼采文件集》(Nitze Papers,Name File,Box 29,Folder 5)，编号B29：F5；“保罗·尼采致路易斯·哈利”("Paul Nitze to Louis Halle")，1983年11月10日，《尼采文件集》(Nitze Papers,Name File,Box 29,Folder 5)，编号B29：F5。(47)约翰·加迪斯：《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史》(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理查德·勒博：“我们还是不知道”(Richard N.Lebow,"We Still Don't Know")，《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22卷第4期(1998年秋)，第627～632页；梅尔文·莱弗勒：“冷战：‘我们现在知道了’什么”(Melvyn P.Leffler,"The Cold War:What Do 'We Now Know'")，《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04卷第2期(1999年4月)，第501～524页；尼尔·阿舍森：“赫鲁晓夫的秘密”(Neal Ascherson,"Khrushchev's Secret")，《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第19卷第20期(1997年10月16日)，第26～28页。 (48)(49)保罗·尼采：“军事力量：一种战略观点”(Paul H.Nitze,"Military Power:A Strategic View")《弗莱彻论坛》(Fletcher Forum)第5期(1981年冬)，第154页。 (50)肯尼斯·汤普森、史蒂文·里尔登主编：《保罗·尼采论国家安全与军备控制》，第79页。 (51)丹尼斯·梅里尔、托马斯·帕特森主编：《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问题》第2卷《1914年以来》(Dennis Merrill and Thomas Paterson,eds.,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II:Since 1914)，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2000年版，第26页。 (52)(53)沃尔特·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5，236～237、252页。 (54)尼古拉斯·汤普森：《鹰与鸽：保罗·尼采、乔治·凯南与冷战史》，第140页。 (55)(56)戴维·卡拉汉：《危险的能力》，第504页。 (57)乔治·凯南：“成功的失败”(George Kennan,"The Failure of Our Success")，《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4-03-14。 (58)乔治·凯南：“老大党赢得了冷战？可笑!”(George Kennan,"The G.P.O.Won the Cold War? Ridiculous")，《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2-10-28。 (59)尤金·维特科普夫等编：《美国对外政策：模式与进程》(Eugene R.Wittkopf,et al,eds.,American Foreign Policy:Patterns and Process)，坎布里奇：沃兹沃思2003年第6版，第75页。 (60)“奥巴马在美国海军学院2013届毕业典礼演讲”，2013年5月24日。http://www.putclub.com/html/ability/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exercise/Education/2013/0806/74277.html，2013-08-06/2015-06-01；“奥巴马在西点军校2014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2014年5月28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news/2014-05/30/content_17555058_4.htm，2014-05-30/2015-06-01。 (61)迈克尔·霍根：《铁十字：哈里·杜鲁门与国家安全国家的起源(1945-1954)》(Michael Hogan,A Cross of Iron:Harry S.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1945-1954)，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博弈大师：保罗·尼采与核和平》，第17页。 (62)伊扎克·克莱因：“一种战略文化理论”(Yitzhak Klein,"A Theory of Strategic Culture")，《比较战略》(Comparative Strategy)第10卷第2期(1991年1～3月)，第5页。 (63)江忆恩：“思考战略文化”(Alastair Iain Johnston,"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19卷第4期(1995年春)，第46页；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前言第9页。 (64)肯·布斯、拉塞尔·特洛德编：《亚太地区的战略文化》(Ken Booth and Russel Trood,eds.,Strategic Cultu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亨斯米尔斯：麦克米兰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371页。 (65)李际均：《论战略》，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66)科林·格雷：“战略的国家风格：以美国为例”(Colin Gray,"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An American Example")，《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6卷第2期(1981年秋)，第22页。 (67)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5页。 (68)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69)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章。 (70)例如，安德鲁·巴塞维奇著，葛腾飞译：《美国新军国主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迈克尔·曼：《紊乱的帝国》(Michael Mann,Incoherent Empire)，伦敦：维索出版社2003年版；伊斯梅尔·侯赛因—扎德：《黩武主义的政治经济学》(Ismael Hossein-zadeh,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Militarism)，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2006年版；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悲哀：黩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Chalmers Johnson,The Sorrow of Empire:Militarism,Secrecy,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纽约：大都会图书2004年版。 (71)伊斯梅尔·侯赛因-扎德：《黩武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前言部分。 (72)石斌：《美国“黩武主义”探源》，《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第78～106页。 (73)冷战精英的“多元论”在1960年的一本代表作，见罗杰·希尔斯曼：《推动一个国家》(Roger Hilsman,To Move a Nation)，纽约：道布尔迪1964年版，第542～544、147页。 (74)文章作者是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见《时代周刊》(Time)，1983-04-18，第17页。 (75)罗杰·希尔斯曼：《推动一个国家》，第147页。 (76)C.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C.Wright Mills,The Power Elit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83页。 (77)约翰·多诺万：《冷战斗士：决策精英》(John C.Donovan,The Cold Warriors:A Policy-making Elite)，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希思公司1974年版，第147页。 (78)参见石斌：《美国“黩武主义”探源》，《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第78～106页。 (79)1953年3月31日，讨论备忘录，“国安会特别会议”(March 31,1953,Memo of Discussion,"Speci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1952～1954，第2卷，第264～281。 (80)迈克尔·曼：《紊乱的帝国》，第1页。 (81)参见时殷弘、崔建树：《美国极端民族主义——评美国参议院否决全面核禁试条约》，《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12期，第59～62页。 (82)“奥巴马在美国海军学院2013届毕业典礼演讲”，2013年5月24日。http://www.putclub.com/html/ability/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exercise/Education/2013/0806/74277.html，2013-08-06/2015-06-01。 (83)“奥巴马在西点军校2014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2014年5月28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news/2014-05/30/content_17555058_4.htm，2014-05-30/2015-06-01。 (84)爱德华·卢斯：“美国新保守主义再次复活”，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929，2014-06-26/2015-05-02。 (85)不知何故，“权势集团”(establishment)这个已在汉语中习用数十年的说法，近些年突然变成了不痛不痒的“建制派”。特别是就美国政治、社会与外交领域的精英群体而言，“权势集团”远比“建制派”更达意、更一针见血。 (86)安德鲁·巴塞维奇：《美国新军国主义》(Andrew Bacevich,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How Americans Are Seduced by War)，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87)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北京：求是出版社1988年版，第623～648页。 (88)参见石斌：《美国“黩武主义”探源》，《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第78～10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