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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冷战格局下的美国意识形态、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 1.“历史在我们一边”：美国冷战战略的意识形态基础 欧美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屡遭挑战，但并非落日余晖；美国也并非日薄西山，帝国斜阳；美国式自由民主理念及其政治实践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和发展方向，——这些实际上是战后以来美国政治与战略精英普遍共享的政治价值观。美国战略精英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现实利益之间的关联及其轻重缓急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如何平衡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具体手段的选择问题，有不同的主张。 从思想层面看，以尼采为代表，战后以来美国战略与外交精英都持有一种主流战略观念，其基本特征可谓“一体两面”：既崇尚实力甚至武力，具有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同时又坚信“历史在我们一边”，具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这实际上也是战后以来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强国或者说“新帝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NSC68号文件集中反映了这一特征。一方面，NSC68号文件主张充分动员国家资源，维持广泛的海外联盟与前沿军事存在，尤其是在和平时期保持庞大军事预算，以支撑美国及其盟国全方位、高水平的军事准备态势。另一方面，NSC68号文件的设计者们还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西方体制的“完整性与生命力”会由于苏联体制的竞争与挑战而逐步被削弱。因此，作为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NSC68文件把冷战冲突描绘成“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决战，把捍卫“自由”作为意识形态口号和道义旗帜。 此种战略观念非常具有典型性。如果我们对战后以来的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及其内外动因作一个大尺度、多维度的整体考察，就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对外目标与对外行为的持续扩张性质，以实力为基础的强加于人，以及经常按捺不住的单边主义倾向等特点，至少是美国进入全球霸权时期之后对外政策的基本特质，也是历史上许多“帝国”的相似之处。而美国“霸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美国意识形态、即“美国生活方式”具有普世性与优越性的深刻信念密不可分。美国权势的扩张与美国生活方式的拓展总是相伴相生、并行不悖。美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强权政治思想甚至“黩武主义”倾向，其特色就在于，以“特选论”“天命观”“例外主义”等基督教核心价值观为理论基础与精神动力，以美国实力优势为物质条件，试图通过武力等强制手段来推广美国“价值”、实现美国“理想”，而不只是满足于追求一般的物质“利益”。从冷战后迅速得势的新保守派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种战略观念的影响。主导了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那批“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其战略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武力手段与意识形态旗帜并举，与NSC68号文件的战略思想极为相似。 这就是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力图维护的是美国的“核心价值”(core values)，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核心利益”(vital interests)，后者更多暗示的是那些有形的、具体的、物质的东西。实际上，美国人在思考国家安全问题时，很少狭隘地将其核心价值限定在领土、经济等民族国家赖以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方面。(41)美国政治精英眼中的“国家利益”往往包含着远为广泛的东西，融合了政治权势、商业利益、军事安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考虑，举凡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民主价值观、民族认同或国家凝聚力，都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需求的范围之内。相应地，美国的对外战略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权力尤其武力手段与道德旗帜并举。此外，还有一系列规范国际社会的国际机构与制度框架。从根本上讲，美国政治精英既是现实主义者甚至实用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懂得用权力来追求理想，只不过机宜不同，各有偏重而已。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可谓颠扑不破的真理。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既是对外部环境的反应，也有其深刻的国内根源，尽管常常贴着“海外义务”的标签，其实有时更多地是出于国内需要，同时深受其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影响。 NSC68号文件对美苏两种价值体系及其殊死冲突的描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就理解美国的世界观和战略观而言，这份冷战史上最著名的文件并未完全过时。美国人一向自以为讲求实际，实际上其战略缔造就始终深受其世界观的影响。而美国的世界观由多种因素造就：与“旧大陆”分离的独特地理环境；丰厚的自然遗产；移民国家的文化多样性与偏狭的地方观念；充满活力的清教伦理；“美国例外、独特”的自我形象；自以为是的道德主义倾向；与美国“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优越感有关的孤立主义情结；开疆拓土、无往不胜的历史经验，由弱到强的美国“奇迹”；等等。 亨廷顿在“孤独的超级大国”一文中指出，美国人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乐善好施、无所不能”(uniqueness，virtue and power)。正是在这三个词所表达的“美国信念”的支配下，美国在冷战后采取了一系列自以为是、强人所难的单边主义与干涉主义行为(42)。实际上，美国人还倾向于认为自己总是清白无辜，喜欢把自己的对外干涉与霸权行为解释为“替天行道”、迫不得已或者“应邀称霸”(invited hegemony)，把黩武主义解释为面对威胁的正当防卫或惩恶扬善的正义之举。以NSC68号文件为例，其核心内容是全面扩充美国和西方的军事力量，由此导致了美国冷战政策和国家安全体制的军事化。而文件提出的主要理由却是，苏联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包括武力手段来达到目的，而美国出于道德考虑只是把武力当作最后手段；如果军事优势掌握在苏联手里，那就要比掌握在美国手里危险得多。因此保持“全面实力优势”是弥补“自由世界”“天生脆弱性”的唯一途径。而且，当西方的完整、活力和基本价值受到威胁时，应该“采取行动、包括使用武力来捍卫这些价值”(43)。总之，保持强大乃至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并且有决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是“自由社会无形的道德优势之有形的体现”。 美国霸权的国内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基础，尽管时常面临大大小小的各种内外危机与难题，却从来没有真正动摇过。美国人每到关键时刻，例如越战失利、冷战结束以及“9·11事件”、金融危机等问题出现后，都会展开战略辩论，目的就是想认清形势，找到方向，重建共识。而共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基础，即美国社会从来没有真正受到过挑战的相对简单划一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这就是说，美国政治精英的外交价值观、大战略层面的共识，是建立在国家或社会核心价值之上的。美国的决策者、政治精英乃至普通民众对外部事态的认知，往往受到自身所持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2.“最坏假设”：战略忧患意识与绝对安全观念 对外部威胁的性质及其轻重缓急的判断，是美国决策者制定或调整安全战略、选择政策工具和反应方式的一个重要前提。尽管美国朝野对于苏联行为的根源和苏联威胁的性质经常发生激烈争论，但总的来说，美国的决策者和政策设计者倾向于夸大苏联威胁的严重性和美苏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因此经常占上风的一种战略思维，是主张从最坏假设出发，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以应付哪怕概率极低的最坏情况。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安全观念和战略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谋求和维持绝对、全面的军事优势，追求绝对安全。 如前所言，苏联与核武器的存在，在尼采看来是战后世界的两大基本现实。在冷战时期，这也是大多数美国政治家都关心的问题。不过，他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例如，凯南自离开国务院以来，一直坚持某种对苏“和解”政策，其主张主要基于两个核心观点：首先，苏联的对外政策是防御性的，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而这种担忧根植于历史经验。其次，核武器对人类文明所构成的严重威胁，远比其威慑作用或军事价值更值得关注。与常规武器不同，核武器的使用已不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凯南的两个主要理由，在尼采看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首先，尼采认为，凯南强调的所谓“真实意图”实际上是难以确证的。没有人知道苏联的政策究竟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何况其目标和意图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而意识形态对立、战略竞争与现实利益冲突确实存在。因此，为保险起见对其意图和行为只能作最坏的估计，作最坏的打算。用尼采政策设计室下属的话说，没人知道苏联的意图是否将随着其能力的上升而发生变化，但“只有假定会这样，我们才会安全”(44)。 这其实是美国战略家们普遍持有的一种思维方式。正如西方政治哲学家们一般并不否认人性可能确实善恶兼备，然而现代西方社会的主要制度设计，却并不是出于对人性的乐观看法，而恰恰主要是基于对人类缺陷与局限性的悲观假设。苏联对西方安全和美国“生活方式”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个假设，实际上是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战略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能够认定苏联不是强有力的对手和敌人，而是朋友、合作伙伴或者某种无足轻重的角色，那么继续奉行对苏冷战遏制政策，就毫无道理可言、也根本没有必要了。 换言之，尼采等人并非不考虑苏联的意图。事实上，NSC68号文件明确指出，苏联的“根本意图是维持和巩固他们的绝对权力……要实现这个意图，必须不断扩展其权威并最终消灭任何有效的抵抗”。苏联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彻底颠覆或强行摧毁苏联世界之外国家的统治机器和社会结构”(45)。他们只是不能认同、或者不愿意接受凯南对苏联意图和目标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如果把这种乐观假设作为政策出发点，可能会犯下致命的错误。实际上，尼采并未公开、直接地反驳凯南对苏联意图的具体看法，然而尼采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万一凯南的判断错了呢(46)？ 尼采的担忧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在当时的条件下，美苏实际上处于某种“囚徒困境”，只能靠揣测来理解对方的意图。只有在冷战后，许多事情才有可能搞清楚。例如，约翰·加迪斯可以将自己的著作堂而皇之地题为《现在我们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史》。但即便到了今天，也还是会有人说，“现在我们仍不知道”，或者“现在我们知道更多了，但还不够”(47)。 其次，尼采承认，核武器确实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毁灭性武器，但愿永远也不会被使用。然而，正因为核打击的后果严重，同时又无法保证苏联不会使用它，美国必须拥有这种威慑力量，哪怕仅仅是为了遏阻苏联或其他核大国的冒险行为。因此，尼采认为，更加审慎和负责任的做法，是及时扩充美国和北约的常规军力，而不是谋求核裁军或者单方面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不同形式的冲突作出相应反应，而不必过分依赖核报复战略。 实际上，战后以来，对于核时代的战略含义与核威慑的作用，美国战略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主要观点。一种以伯纳德·布罗迪等人为代表，认为由于核武器这种“终极武器”的存在，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或者核战争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一种以尼采为代表，认为核战争确实可怕，但并非不可想象，因此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证看似“不可想象”或者难以想象的事情“确实不会发生”。 换言之，布罗迪及其支持者们实际上是认为，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暴力)的继续”这一著名论断已经过时，因为核战争将摧毁人类文明，更遑论政治。相反，尼采相信核时代的战争仍然具有政治从属性、不确定性和暴烈性，即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三位一体”性质(48)。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主要分歧在于，布罗迪的支持者们认为，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基于“相互确保摧毁”(MAD)概念的威慑，在80年代乃至以后仍然是一种可行的威慑战略。尼采等人则主张依靠一种更全面的威慑战略，即保持一种能够使侵略者的军事行动没有任何成功可能性的军事能力和防卫态势。而要保证威慑的成功，就必须拥有一旦威慑失败能够作出反应的军事能力与战争意志(49)。总之，战争也并非不可避免，但这取决于人们是否为此做好了准备。军事准备是国家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许从根本上讲是关乎国家生存的最根本要素(50)。 从另一方面看，尼采以及马歇尔、艾奇逊、杜勒斯、凯南、基辛格、麦克纳马拉、舒尔茨、温伯格等众多战后美国政治家，尽管主张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发生严重分歧，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确立、巩固或维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这可以说是美国几代战略精英在大战略目标上的一个核心共识。为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甚至过头的忧患意识，集中表现为总是担心自身力量的衰落或者其他大国的崛起对自己构成挑战，从而要求美国始终保持高度的国防战备状态，要求国防开支非常充裕，要求在世界范围内部署美国常规部队和战略部队。战后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所拥有的那种空前强大的世界地位，以及至今仍然拥有的超强军事地位，就思想和战略层面的因素而言，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种战略意识或战略共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