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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谁更经得起历史检验 在冷战已结束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既可以借助更多的历史文献，也有可能秉持更加客观、超脱的立场，那么，现在看来，凯南和尼采，谁的战略主张更合理一些呢？ 尼古拉斯·汤普森的结论是，“两人都对”，或者说，“两人都是某些时候非常正确，另一些时候却错得离谱”。他们对于冷战进程的影响可能也是好坏参半。从好的方面说，如果没有他们在防止全面战争方面所做的努力，“两个超级大国也许最终会迎头相撞”；从坏的方面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个“始作俑者”，“美苏也许根本不会陷入一场难以承受的军备竞赛，或者至少能够找到某种办法结束这场竞赛”(21)。 总的来说，现有证据似乎表明，西方冷战斗士们把苏联的对外目标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其实没有什么道理，克林姆林宫的对外政策动机并非基于某种统治世界的“大图谋”，因此未必注定是“自由世界”的一个死敌，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可理喻、顽固不化、一心要“埋葬”西方。把一个国家视为一台永远僵硬不变的机器，而不是一个可以随着内外环境不断演化的有机体，本身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悖常识和逻辑。因此，尼采等人主要根据苏联的军事能力来做出“最坏假设”，并据此设计安全战略，不可避免地会夸大现实威胁，从而加剧冷战紧张局势，并导致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 不过，证据同时还表明，苏联也不是一个完全被动防御型的国家，安全目标仅限于捍卫国土，或对外行为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安全挑战的回应。实际情况也许是，一方面，苏联即使不是完全无意挑战西方，至少也是相当谨慎的，它不会冒险去做任何明显得不偿失的事。就此而论，凯南的观点不无道理。但另一方面，苏联的对外行为又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特征。如果它确信有利可图、而且不会遇到太大阻力或付出太多代价，则多半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哪怕采用武力等强制性手段(22)。就此而言，西方基于“最坏假设”所做的政治军事准备，至少有助于使苏联更加谨慎，从而避免得不偿失的冒险行为。一言以蔽之，尼采们坚信，面对一个实力强劲而又深不可测的对手，和平与安全靠的是实力，而不是运气。 凯南的遏制战略，按照其主持制定的NSC20/4号文件的表述，有两大目标：首先，是“将苏联的实力和影响力减弱到令它无法再威胁国际社会的和平、民族独立和稳定的程度”；其次，是“促使俄国现政权对国际关系的运作发生根本的变化，令其按照联合国所确定的准则和目的行事”(23)。凯南的遏制战略，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苏联在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终将出现内部改革。这个预言显然在短期内难以应验，一般美国人也没有这种远见和耐心。随着冷战的升级，以及朝鲜、越南等热战的发生，凯南的观点更难为主流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让凯南始终耿耿于怀的是，美国的决策者们似乎完全“误解”了“遏制”的真正含义。他尤其不同意NSC68号文件把遏制政策推向极端、使美国冷战政策走向军事化。在凯南看来，尼采显然夸大了苏联的威胁。 如果说尼采和凯南代表了两个“极端”，那么他们共同的老朋友查尔斯·波伦的立场则较为折中，如今看来似乎也更加接近现实。波伦认为克林姆林宫的政策行为更多地是为了维持自身的体制，而不是出于什么全球霸权“大图谋”。但与凯南明显不同的是，波伦同时还认为，如果苏联确信收益将远大于风险，它也有可能通过军事冒险来攫取地缘战略利益，因此，对美国和西方来说，确立强大的军事防御态势以遏阻苏联的机会主义，仍然至关重要。 约翰·加迪斯等历史学家在《国际安全研究》1980年春季号上发表文章，对杜鲁门政府的安全战略尤其是对NSC68号文件提出了许多批评。有趣的事，该期杂志还同时刊登了尼采本人对有关问题的解释(24)。 加迪斯在文章中指出，虽然NSC68号文件的制定是美国政治军事史上的一项创举，是美国政府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战略文件，但该文件的战略思想和行动建议存在着许多重要缺陷。 第一，NSC68号文件对国际秩序的认识过于悲观乃至谨小慎微。与凯南一样，NSC68号文件的设计者承认，美国国家安全有赖于国际力量均势的维系。但尼采等人认为，由于苏联没有在军事侵略与其他形式的侵略之间作出区分，其行动指南就是“削弱美国的世界地位这一简单考虑”，因此均势的平衡机制与稳定要素远比凯南所设想的更为复杂，对国际力量均势的判断不仅要看地缘环境、经济实力、军事潜能等传统因素，还要考虑到国际形象、国际地位以及国际信誉或国际声誉等因素(25)。 第二，NSC68号文件的另一个缺陷，也许是最重要的缺陷，是未能在目的与手段、利益与能力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NSC68号文件对凯南遏制战略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假设(即资源有限，必须区分关键利益与边缘利益)提出了挑战。NSC68号文件认为，“自由制度在任何地方的失败就是它在所有地方的失败”(26)。而且，美国完全可以设法做到在大幅度增加防务预算的同时避免长期预算赤字或税收负担过重，因此既不应该、也无必要区分众多利益的优先等级次序。用罗伯特·洛维特当时的话说，“只要这个国家想做的事情实际上没有做不到的”(27)。在加迪斯看来，这种观点显然有悖战略思维的基本逻辑，NSC68号文件实际上是“用威胁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即认为苏联挑战所构成的世界危机已经使得所有的利益都变得至关重要、所有的代价都可以承受、所有的手段都合理了。由于把利益变成了威胁的派生物，该文件实际上在扩充手段的同时扩展了利益。 第三，NSC68号文件的另一个内在矛盾在于，它一方面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瓦解视为美国的一项长期目标；另一方面又不加区别地把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除外)视为具有同等危险性的敌人。它一方面期待和欢迎苏联对外政策软化的长远前景，另一方面又把苏联的退让妥协视为谈判的基本前提、甚至唯一前提。 所有这些都表明，NSC68号文件的大战略有一个根本缺陷，即未能在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行动与利益或者手段与目标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28)。 在同时发表的文章中，尼采着重解释了NSC68号文件产生的背景、主要政策思路及其依据，试图澄清一些常见的“误解”(29)。 尼采首先指出：“NSC68号文件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议失败之后，美国政府以及主要盟国已经确信，战后世界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危险来自苏联。“整个华盛顿国家安全决策圈”，对此看法完全一致。但1947-1950年间美国和西方重建战后秩序的主要举措，几乎都仅仅涉及经济和政治领域。“北约”最初也主要被视为在欧洲防务问题上的一项政治承诺，而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架构。因此，当杜鲁门政府决定重审国家安全政策时，防务与军事安全政策自然成为考虑的重点。尼采不同意加迪斯的一个主要观点，即认为NSC68号文件的政策建议过于极端，完全没有考虑到预算等方面的限制。尼采认为，事实上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艾奇逊和他本人，都非常清楚美国在政策手段上的局限性。美国最初并不打算在台湾和南朝鲜等“非关键地区”投入更多军事资源，但朝鲜战争的爆发表明，恰恰是此前过低的预算限额使得美国没有更多选择余地。 许多人认为NSC68号文件对苏联意图的估计过于悲观(30)。对此，尼采同样不能苟同。他解释道，文件的设计者对苏联社会的最终变革同样抱有某种希望，但问题在于，人们无法坐享其成，只有当遏制战略得到长期、有效的实施，这种变革才更有可能发生。尼采也不认可NSC68号文件提出的措施导致了冷战军事化的说法。在他看来，该文件只是“从更加现实的角度指出了一些必要条件，目的是确保凯南的遏制思想能够取得成功”(31)。 4.“尼采式”战略思想的社会历史根源 保罗·尼采见证了冷战兴起、发展与终结的全过程，并在冷战后继续活跃于美国政治舞台达十余年，是战后以来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最深刻、最持久的人物之一。尼采所代表的战略观念非常具有典型性，对于理解核时代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尼采的政治生涯极为特殊，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深厚的渊源。他认为自己的选择主要受原则而不是党派立场的支配(32)。尼采承认，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33)。 如果说实用主义、行动哲学以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尼采政治思想的核心，那么，强大的军事实力、高度的警惕性以及基于西方联盟凝聚力与高昂士气的共同防御，则是尼采冷战战略思想的核心。 尼采始终强调，二战后的战略环境与过去已大不相同，随着核武器及其远程投射系统的出现以及美苏关系的恶化，美国已不再拥有过去那种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本土安全，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一套清晰、统一和连贯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以确立自己的战略目标及其轻重缓急与优先次序(34)。过去那种各自为政的决策体制或随机应变的应对方式已经捉襟见肘。因此，他强调，NSC68号文件的真正意义和长远价值，在于对国家安全战略所做的整体思考，而不在于其中所提出的具体建议。他还认为，美苏关系以及核武器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应该成为美国战略思考和政策设计的两大重点。 尼采主持制定的NSC68号文件，是战后以来美国政策设计者和决策当局对国家安全政策首次作出的最全面、最系统的评估。其政策建议的核心，是主张通过大规模提升常规或非核军事能力，建立前沿防御体系，确立起更加全面、平衡、灵活的防御体系，摆脱对核报复力量的过度依赖。NSC68号文件所倡导的基于全面军事能力甚至全面优势的“灵活反应”原则，不仅在肯尼迪时期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标志性符号，实际上也是除艾森豪威尔政府以外，美国和北约在冷战大部分时期所奉行的基本战略原则。 尼采回忆录的合作撰写者史蒂文·里尔登认为，要全面理解尼采的战略思想，还必须了解其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信念。尼采始终将美国的价值体系及其延续置于首要地位，而不是从纯粹的技术或军事角度理解和界定所谓的“胜利”。尼采所倡导或代表的许多重要思想，实际上一直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战略的基础。例如，他所主张的通过战略平衡和“相互免受伤害”来实现军备控制，几乎是所有美国军控谈判努力的基础；他所坚持的对“有限危机”进行“非核武器反应”的观念，是美国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他的“以实力求安全”以及基于报复能力而非先发制人打击的稳定核均势与核威慑的观念，不仅为其后来者所认同，而且从单纯的历史观点看也是行之有效的(35)。另一位作者还指出，美国在冷战中很大程度上遵循的是尼采为遏制战略所设计的军事版本：武装自己，但从未真正打算“推回”或“击退”(roll back)苏联(36)。 尼采的政治哲学与战略主张，当然与其自身经历和所处社会历史环境有极大的关联。 尼采是冷战初期在美国外交权势集团中占主流的“旧大陆派”的代表。这种背景的美国人一般都非常重视与欧洲的联系，是所谓“大西洋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而且往往没有明确的党派立场。 一方面，尼采的思想根植于美国东部权势集团与威尔逊主义之间的精神联系，早年就深受威尔逊总统所代表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观念的熏陶。这些观念包括：美国制度具有独特性；自由民主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极权主义国家是民主国家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威胁；必须在世界上确保自由民主政制的安全，而民主国家的扩展有利于自由民主政制的安全和全球秩序的稳定，等等(37)。 但另一方面，出于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环境的体认，尼采并不赞同威尔逊主义者所青睐的政策手段与冲突解决方案，认为过分相信外交、谈判、国际法、公众舆论这些东西是愚蠢和危险的。作为一个华尔街出身的精明的实用主义者，尼采在思考国家安全政策时更关心的是风险评估、成本—收益等实际问题，遵循的是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思想模式。在他看来，核武器的存在以及拥有核武器并且信奉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苏联的存在，是战后世界的两大基本现实。因此，从“最坏假设”出发来制定安全战略，是一种真正的理性选择。只有实力优势尤其是军事优势，才是西方生存与安全的根本保障(38)。在充满竞争、危机和各种实际冲突的冷战时代，这种思想在西方世界是极具号召力的。 尼采的冷战观念与战略主张，从心理与思想根源上讲还可能与他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特别是他经常提到的三个“历史教训”：第一，20世纪30年代西方对纳粹德国奉行绥靖主义的惨痛经历，或日“慕尼黑教训”。尼采这一代美国政治家，大多具有深刻的“慕尼黑情结”，故而主张在苏联扩张主义羽翼未丰时就必须加以遏阻，既不能绥靖妥协，更不能袖手旁观。第二，珍珠港事件的教训。这一方面加深了尼采对孤立主义的反感；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在思考美国安全政策时，始终特别关注战略上的脆弱性问题。第三，尼采参与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所获得的第一手经验，尤其是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现场的实地考察。这一方面使他对核武器的灾难性后果有深切体会，从而把避免核大战(首先是避免美国本土遭到核打击)视为美国安全战略的一大目标(39)；另一方面，也使他对核武器在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从而既强调要拥有充足的战略报复能力，保持有效、可信的战略威慑，又反对过分依赖核武器，主张同时加强西方的常规军力建设，构筑更加全面、灵活的防务体系(40)。 上述几个因素确实有助于理解尼采的战略主张，不过这些大多是与尼采这代人的历史记忆有关的早期思想背景与心理根源。不可忽视的另一个大背景或大环境，是美国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在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确立和巩固过程中的演进、固化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与对外行为的形塑作用，其中某些要素对尼采这类战略精英的影响不仅同样重要，也许还更为直接和深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