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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英国是否还是一个阶级社会？ 仔细观看影片，我们会发现对于阶级制度是否还有影响力，受访者存在分歧。在28岁时，当艾普特试图暗示他采访的工人阶级女性，她们的生活可能受到阶级背景的限制，她们则回应道，“去你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直到你每七年带着问题和相机来到这里。”来自工人阶级的杰基认为“这样的阶级”已经消失了，来自同一阶级的苏珊在28岁时说到：“我们自己选择了自己的职业”，但在35岁时，她的看法却是“我们的选择非常有限，我们无法选择私立教育”。42岁时，苏西承认，“自己在生活中享有某些特权，出身无法改变，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她甚至引用了英国王室作为证明，财富和地位能给人带来优于别人的人生。同为上层阶级的布鲁斯也认为英国阶级的不平等相当严重，而教育系统更是促进了这种不平等。 毫无疑问，他们的不同态度也反映了英国是否仍是阶级社会这个问题极具争议。 一类观点是“工人阶级消亡论”。以吉登斯等人为代表认为：“工人阶级在20世纪随着制造业的衰落而极大地减少了，英国近25年从事蓝领工作的劳动人口比例下降不少，这一趋势仍将继续。”[17]高德索普（John H. Goldthorp）的主要观点是：“20 世纪的下半叶职业结构发生了阶层升迁的现象和趋势，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的就业人数下降，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就业人数增加。中产阶级日趋庞大, 工人阶级则相对缩小。”[18]安德烈·戈尔兹（Andre Gorz）认为：“西方工业社会的传统工人阶级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少数群体”[19]。政治家们更是举起了“无阶级社会”的大旗：“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的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认为，英国正在通过使社会成员能够享受越来越高的生活水平而消灭无产阶级。撒切尔夫人认为，在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上，划分阶级是没有意义的。她的继任者梅杰宣称，英国正在变成‘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布莱尔更是把吉登斯奉为其精神导师，在英国积极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20]。 另一类观点是“阶级存活论”。以赖特（Erik Olin Wright）等人为代表认为，尽管当代英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结构从二战以后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阶级在某些方面的重要性降低，阶级与政治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但是今日英国社会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一般意义上的阶级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阶级政治分析的方法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过时,它仍然是解释当前西方社会政治现实和国际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赖特认为：“工人阶级的产生主要是无产阶级化的结果,由于中产阶级的部分人群不断地被吸纳进工人阶级，因此在职业结构中任何阶级升迁的趋势都受到阻碍。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美国和英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几乎增加到就业人口的一半，而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相对来说是较小的阶级”[21]。 回避阶级问题的思想在英国各界比较流行。艾普特自己也承认影片后来的政治色彩淡了，因为英国发生了变化。也许英国社会的流动比以前更频繁，但相比同期的其他国家依然十分稳定。影片中留在英国的受访者鲜少能打破阶级社会的弹性纽带，向上移动的尼克已经移居美国。“阶级消亡论”过分强调阶级关系的重组、阶级意识让位于个人利益所带来的阶级衰亡。须知英国阶级并未随着社会进程的变化而灭绝，相反仍然对民众的生活机会和生活条件产生影响。毫无疑问，收入和财富带有明显的阶级特征。尽管经济差距最大的是那些从财产和资本中受益的人，如大土地持有者或企业家，与主要依赖劳动力市场的人之间的差距，但各类职员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专业人士的收入至少是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的两倍。虽然现在有些公司会用工人持股的方式来平息工人怒气，但工人从中获取的实际利益仍然有限。各阶级的健康状况也存在明显差异：儿童和婴儿的死亡率、预期寿命、视力和听力问题、慢性病和丧失工作能力都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梯度。“非技术工人视力出现问题的概率是专业人员的两倍，有听力问题的概率则是他们的三倍，非技术工人经历关节炎、心脏问题或肥胖的概率是专业人士的两倍。”[22] 在教育这一对后来的收入和职业流动至关重要的领域，也出现了同样明显的阶梯梯度。 “社会垂直流动和空间水平流动被认为是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维度，因为它们巩固了阶级的凝聚力和渗透性。”[23]高德索普指出，流动性模式可能与结社模式有关，“社会各阶级成员在不同社会地位之间游移，他们与同阶级人的互动比与本阶级以外的人更频繁。通过亲属关系和亲密的互动，如休闲社交和俱乐部会员，他们与那些构成他们本阶级的人联系在一起”[24]。这样，他们强化也固化了自己和孩子的社会位置，社会流动有限，尤其是工人阶级，他们社会封闭程度更高，一方面“非常不赞成中产阶级，贬低白领工作不具有生产性，相对无用。另一方面，偶有成功时，便对自己的成功感到非常矛盾，他们将矛盾心理视为自己脆弱性的标志，对此焦虑不已。”[25]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中，威利斯从学校来观察阶级文化时认为，工人阶级天生具有反抗精神，表现出反文化的倾向。“工人阶级子女洞察了学校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他们的群体逻辑认为证书和考试永远不可能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相反只会造成资格泛滥，使中产阶级特权合理化，他们把自己定位成‘中产阶级文化’的‘外人’。学校课程鼓励学生通过获取学历来实现社会流动，但他们反抗权威，拒绝执行学校课程的要求，这种反权威反文化的意识导致的逃课等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行为使他们丧失了从事中产阶级工作的资格。他们没有学到中产阶级的技能，恰恰相反，他们把自己变成叛逆的、缺乏教养的工人后，唯一出路就是从事没有技术含量或者技术含量很低的体力劳动。这种思想极易扩散，工人阶级子弟一旦开始把自己从学校权威中分化出来，他身后就有强有力的文化推动力促使他完成这个过程，这个推力可能来自社区、街道或者家庭”[26]。 我们可以看到，《人生七年》这部系列片中有些受访者自己没上过大学，往往对孩子是否要接受高等教育也无所谓，下层阶级的苏珊没上过大学，后来在大学工作，我们从她56岁时可以看到她事业很好，还买了自己的房子。记者询问是否遗憾没有上过大学，苏珊说：“完全不会，人为什么要往回看，生活得很舒适就很满足了，也没想过是否要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这应该归因于工人阶级根深蒂固的反智色彩的文化。但片中也有后悔自己年轻时没读书，子女上了大学后感到非常光荣的人。这是工人阶级经历的一种困境，年轻的工人阶级子女那么渴望工作，在生产车间之类的地方当完学徒之后，便在糟糕的环境中为他人辛勤劳作，早已结婚成家的他们无法重返学校，便又开始后悔，回过头来将教育视为唯一的出路。有时他们并不想像父辈那样继续做工人，对他们而言，体力劳动可能早已失去了吸引力，但体力劳动仍是他们与整个工人阶级群体保持关系的独特方式，他们通过这种工作获得发展，阶级上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纪录片《人生七年》提供了一幅幅英国社会仍然高度分层的生动画面。在今天，英国仍然存在一些阶级特权和歧视，收入和社会地位依然高度地“遗传化”，上升的渠道依然狭窄，距离“阶级消亡”还很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