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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方法: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研究的再思考

http://www.newdu.com 2019-01-17 《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 张忠民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在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研究中。思路与方法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这一思路与方法可以大致概括为:问题的提出—重要概念与范畴的辨析—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生成的两大来源—中国近代企业制度三大子系统的分解—以产权、治理结构、剩余分配为分析框架对企业制度演变的考察—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终结—对中国近代企业制度演变路径、特点、地位、历史走向的总体分析。
    关 键 词:企业制度/中国近代/思路与方法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生成与演变研究”(14ZDB046)。
    作者简介:张忠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企业史、中国企业制度史。
    
    一、引言: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
    近年来,对历史上社会经济变迁进行长时段、大跨度的考察,正在成为海内外历史学界及经济史学界的一种研究趋势。这种长时段、大跨度的研究大致上有两大考量维度:一是计量经济史,或者说量化历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运用,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研究中,都出现了这样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或者是经济增长主要表现的经济总量及其相关问题的考察,如近年来海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对“GDP”增长、货币供应、粮价变动等等的长期考察。二是对经济制度变迁的长期考察。其中,从宏观视角的考察主要是基于市场交易理论对市场经济以及相应的交易制度、交易环境变化的考察;而微观视角的考察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以产权制度变迁为中心的对企业制度演化的考察。
    就当前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而言,对以“GDP”为中心的长时段的经济总量增长的研究较为显著,并且出现了不少较有影响的代表性成果,如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等①。而对包括企业制度在内的经济制度变迁的大跨度、长时段考察,其论著成果虽然也有,但总体上仍感不足。这其中不仅有学界的学术积累问题,有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问题,也有对历史资料如何搜集以及如何使用的问题,更有研究的理论、方法、研究范式等等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生成、演变,或者更进一步地说是生成、演变与终结的长时段、大跨度的考察和研究,不仅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及其历史规律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同时对于更好地了解和预见中国社会经济以及社会经济制度未来的走向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要把握和研究好这样一个甚为弘敞的问题,基于怎样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包括以怎样的思路和方法去搜集史料、梳理史料,以怎样的思路和方法去看待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以及以怎样的思路和方法构建最终成果的框架结构,展开具体的论证等等,就成为研究最终是否能取得预期效果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二、企业史与企业制度史研究
    在以往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很明显,对于中国近代企业史的关注与研究,无论从源流、成果的数量,还是从研究的成熟程度上看,无疑都要比对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研究丰硕得多。在早期的研究中,国内前辈学者如方显廷、严中平、汪敬虞、张仲礼等人的研究,海外学者如全汉昇、费维恺、高家龙、久保亨等人的研究等等,总体上多可以归纳为对中国企业史的研究②。但大约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海外制度经济学的传播以及国内企业制度改革的双重推动与拉动的背景下,国内学术界才开始比较主动地关注和进行中国近代企业制度演变的研究③。
    企业史研究与企业制度史研究,特别是对企业制度演进的总体研究,乍一看来似乎并无太大的区别。而且,如果我们将企业史置于一个广义的、内涵和外延都更为广阔的层面来理解,那么企业制度史的研究似乎也可以被归入企业史研究的范畴④。但是,以往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从研究对象、研究宗旨、研究路径,还是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看,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研究与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无疑还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就在于研究的视角以及运用的理论、方法,研究展开的路径都有甚大的不同。换言之,在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研究中,要真正把具体的研究盯在企业制度演化和变迁的层面,而不只是停留在企业成长或者是企业历史演进的一般描述上,做到研究的宗旨、方法、理论、逻辑架构、具体论证以及最终成果都成为“企业制度史”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史”,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传统中国企业史研究而展开的中国企业制度研究,既有对明清时期合伙制的研究,也有以某一类型企业制度为对象的研究,更有对近代企业制度演变的总体研究。在现有关于中国近代企业制度总体演进的研究著述中,在研究论题的确定以及把握上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以企业制度为题,二是以公司制度为题,三是以股份制为题⑤。这一方面体现了各研究者对选题的理论概括以及分析框架和方法的不同视角,以及研究者学识、功力、理论素养的异同,体现了经济史学界在企业制度研究方面的多样化、多元化的共存;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中国企业制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最核心的理论、方法等研究范式方面,确实还有不少共识性的问题有待学界和学者们进一步的研讨。正是鉴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在具体进行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生成、演变、终结的长时段、大跨度的整体研究之前,有必要在学界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制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进行一番大致的梳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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