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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刘逖：《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②可参见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方显廷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天津地毯工业》，《天津织布工业》，《天津针织工业》，《方显廷文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张仲礼、陈曾年：《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仲礼、陈曾年、姚欣荣：《太古集团在旧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香港：香港新亚研究所，1976年；(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虞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美)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樊书华、程麟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1880-1937)》，程麟荪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日)久保亨：《戰間中國の綿業と企業經營》，东京：汲古書院，2005年；中國企業史研究會：《中國企業史研究の成果と課題》，东京：汲古書院，2007年。 ③可参见王处辉：《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态的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李玉：《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结构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宋美云等：《近代天津工业与企业制度》，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杨在军：《晚清公司与公司治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严亚明：《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④近年来，有学者在归纳和讨论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范式时，同时也论及了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研究的问题，参见高超群：《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范式及其转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43-155页。该文所说到的：“由于不同的传承关系，在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中，也隐隐约约出现了在研究方法和关注问题上有所不同的学术团体。”实际上已经关注到了中国企业史研究与中国企业制度史研究的异同。 ⑤可参见前引王处辉等人的著作，仅就各著作的书名而言，就可以明显看出研究对象分别被界定为企业制度、公司制度以及股份制度。 ⑥关于这方面研究的相关成果，早期的可参见刘佛丁、王玉茹：《中国近代工厂制度的产生及其产权运作的特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卷，第4期，1999年12月，第1-6页；近年的可参见高超群：《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范式及其转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43-155页。 ⑦如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都是以公开发行公司股票和债券的方式筹集起公司的资金的。1930年，有美国商人自己承认，在他们的帐面上的在华投资中，真正从境外输入的资本实际上只有36％左右。参见魏子初：《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第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 ⑧把本国资本产业中，来自于政府、官僚和买办等投资的资本统称为官僚资本，这些资本所经营的企业统称为官僚资本企业；民间私人资本称之为民族资本，由此创办的企业称之为民族资本企业的观点，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不断受到学界质疑。有学者认为，“官僚资本是个通俗名称，原义并不明确”，科学的概念应当是政治经济学所用的国家资本。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高超群：《从“商”到“实业”：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变迁的观念史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22-36页。 ⑩关于第三方面的内容可参见张忠民：《十七至十九世纪海内外华人社会传统“公司”的再考察》，《史林挥麈—纪念方诗铭先生学术论文集》编辑组编：《史林挥麈——纪念方诗铭先生学术论文集》，第298-3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1)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2)罗伯特·杜普莱西斯著：《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朱智强等译，第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13)此如曾小萍所言：“最早与中国商人发生联系的西方商业组织是英国东印度公司(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BEIC))之类的特许公司。”(美)曾小萍著、冯永明译：《近代中国早期的公司》，《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68页。 (14)按照前面的界定，以业主制、合伙制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企业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延伸和嬗变，总体上不在本文考察的逻辑范围之内。 (15)参见刘秋根：《中国古代合伙制初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张忠民：《略论明清时期合伙经济中的两种不同实现形式》，《学术季刊》，2001年第4期；张忠民《试析广东十三行的企业制度特征》，《海交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99-113页。 (16)参见张忠民：《晚清大生纱厂的早期企业制度特征》，《清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75-83页；《汉阳铁厂早期(1890-1896)的企业制度特征》，《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51-60页；《1872-1883：轮船招商局早期的企业制度特征》，“招商局历史与创新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7年，待刊。 (17)参见赵兴胜：《传统经验与现代理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工业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张忠民、朱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1927-1949)》，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杜恂诚等：《中国近代国有经济思想、制度与演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18)近年来的研究有从技术进步与企业制度变迁互动视角的研究，有对企业大股东权利、职业经理阶层以及委托代理问题的考察，对家族企业继承模式的考察，对近代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公司及无限责任企业历史地位的考察；以及对某些个别企业或企业集团，如战时川康兴业公司制度特征的研究，荣家企业集团等制度变迁的研究等等。参见左峰：《中国近代工业化研究——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视角》，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杜恂诚：《近代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大股东权利》，《财经研究》，2007年第12期，第38-46页；《近代中国无限责任企业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2006第1期，第34-40页；《职业经理人阶层产生前的委托代理问题——以统益纱厂为中心的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第65-69页；姚清铁、郭萍：《近代典型中国家族企业继承模式探讨：基于委托—代理的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12年第12期，第74-85页；刘琼芳等：《抗战大后方省营川康兴业公司制度特征研究》，《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第64-68页；柯华：《基于诺斯制度变迁框架的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以荣家企业制度变迁为例》，《财经研究》，2012年第2期，第134-144页。 (19)关于外商企业的本土化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参见王强：《近代外国在华企业本土化研究以英美烟公司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20)参见张忠民《“公私合营”研究(1949-1956)以上海工业企业为中心的分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