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 民俗学—民间文学中的“文本构境” 人类学、语言学、哲学领域语言本质观的重大转折(从反映论到建构论)同样影响了美国民俗学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论文集《重新思考语境：作为交互现象的语言》序言结尾部分，编者这样写道：“我们现在认为，语境和言谈共处在一个互动的自反关系之中，语境不是静态的言谈环绕带中的一系列变量，在言谈及其所生发的阐释性工作中，言谈塑造语境和语境塑造言谈等量齐观。”31尽管编者认为言谈塑造语境和语境塑造言谈同等重要，亦即所谓“语言受社会行动和人类对这一行动的理解的限定，同时也用来塑造这一行动和理解”32，但是出于对传统观点单纯强调语境决定性的补充和纠正，该文集收录的文章都更侧重讨论言谈对语境的构建作用，这一点，我们从“重新思考语境”的书名中也可管窥一二。 赫夫德(Mary Hufford)在《语境》一文中指出：“在叙述的过程中，意义和真实性应运而生，随机的、分离的片段被一个个安置进想象的‘整体’当中。叙述是一种强大的资源，它将人置身于整体之中，将叙述主题放进一个连贯的、包括开始、中间和结束在内的时间框架之中，它还鉴定了其主题的真实性。许多叙述类型都可以建构出某个语境，令处于该语境中的文化作品具有意义，历史叙述就是其中最强有力的一种。”33这意味着，文本不再是静态的书面材料，而是一种具有语境建构能力的语言行动或语言事件。 对此，赫夫德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本世纪初，在新河地区的斯图亚特镇发生了一次意外爆炸，夺去了85个人的生命，这场灾难使得当地出现劳动力匮乏的情况。该小镇遂被改名为“洛赫盖利”。改掉一个名字，抹去一段历史。针对这种现象，新河小镇的一位老居民是这样解释的，“你给它改个名字，人们便忘记了过去。”34 小镇原有的命名“斯图亚特”不仅仅是对地理意义上经纬坐标定位空间的指称，还意味着灾难之地的意义语境；以此，由“斯图亚特”更名为“洛赫盖利”也就不单单是一个三维空间的名字变更，同时也是对灾难之地的语境解构，意味着藉此建构了一个没有灾难史的新的生活语境，并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改变劳动力匮乏的状况)。“在不断地建构和解构语境的过程当中”35，我们可以看到“话语是如何不择手段地图谋同一个物理空间的”36。换句话说，小镇居民不仅是生活在一个时空延展的地理空间，更是生活在一个由地名所建构的意义空间，正如赫夫德所言：“各种名字将物质的世界压缩进了文化当中。定位给他表演的地名赋予了语境……名字的意义从想象流转到了现实当中，为讲述人提供了语境……语境是由片段组成的一个整体，它是有形中的无形。”37 文本作为一种具有构境能力的语言事件，对于民间文学的参与者而言也并无不同。对于这一点，刘晓春在语境研究的相关讨论中亦有所涉及，他指出： 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旧社会曾经广泛流传“长工斗地主”的故事。地主与农民，是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相对于地主，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处于弱势地位，但广大农民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抗争。河北唐山的一位老人说：在旧社会，我们这些扛活的，最爱讲韩老大和五娘子整治地主的故事。我们讲这些故事，不只是为了开开心。我们有时也想，人家敢跟财主斗，咱们为啥就不能整治整治东家？所以我们就算计开地主了。“长工斗地主”故事中的“嘴会转”、“铁算盘”之类的母题，相对于社会生活现实，其实是民众在文本中建构出来的想象的“颠倒的世界”。通过长期的、不断地讲述，它们有可能对社会生活现实产生一定的影响。38 “长工斗地主”的故事并不是对农民外在生存环境的“客观”反映，而是由文本开启的一个与“真实”日常全然相反的生活语境。不过，笔者认为，与其将其称为对“现实生活的戏仿”39，不如视之为文本所建构的一种对现实生活具有影响的，指向道德、自由、正义、公平的意义语境，这也是语境研究自身所承载的价值诉求。40 至此，文本已不是完全取决于语境的被动性存在，而是以语言为存在方式、具有语境建构能力的行为或事件，具有其独立性。41这也就意味着文本在一定意义上有稳定性，有能力跨越时空性语境(客观语境)，并在不同的时空中开启新的意义空间(主观语境)。这里并非否定客观语境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是强调客观语境研究固然有其效度然亦有其限度42，由此提出另一个此前我们重视不够，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新的语境研究向度(亦是文本研究的向度)，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明确的。 （本文原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06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