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水、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因其重要，古代中国不乏争地争水矛盾。17—18世纪海河流域气候和环境变化，使永定河下游及东淀和西淀等出现河淀淤地滩地。清初八旗圈占直隶膏腴上地，满汉杂处，这就使直隶社会经济关系和人地关系异常复杂。八旗王公贵族和庄头、汉民多占种偷垦河淀淤地滩地，种植麦、稻和蓝靛等。旗民争夺河淀地淤地，至少产生以下几种类型的争地纠纷：八旗庄头与汉民争地、旗丁与民户争地、八旗庄头侵占官地、八旗王公与官府争夺河淤地、八旗王公与民户争夺河淤地、八旗侍卫护卫与民户争地、民户之间争夺、乡绅豪强与官府争夺河滩地河淀地，等等。在各种类型中，八旗王公的争地，所争夺对象数量大，即争夺淀地的顷亩大。参与争夺淀地的民户数量，可能比八旗王公贵族多。争地的实质，是争夺国有土地资源的使用权。 关 键 词：清代/永定河淀区/争地纠纷/类型/实质/ 标题注释：2018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小冰期以来东亚季风气候区极端气候变化及机制研究》(2018YFA0605602) 作者简介：王培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与环境变化等研究。 水、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山泽水土，人民衣食之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由于人口增加，农民尽力耕垦，耒耜遍天下，四海无寸土。清代直隶永定河淀区及东淀附近，历次改道，造成下游出现河淀淤地。东淀、西淀(白洋淀)，17—18世纪晚期进入偏旱时期，使得河道淤积淀泊涸出，出现新的可耕地。由于经济利益驱动，各方对河淀淤地的争夺纠纷，时有发生。以往学术界对永定河下游和西淀的研究①，较少涉及当时争夺淤地淀地问题。然而，对淤地滩地淀地的争夺纠纷，是清代直隶永定河下游和西淀区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重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并以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称之。雄安新区核心区所在地白洋淀地区，历史上称西淀。东淀附近的霸州、文安、永清等，也都在雄安新区的辐射区。研究清代永定河下游及东西淀争地矛盾等问题，有助于为今日永定河下游及雄安新区的政治、经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清代永定河及东西淀争地纠纷类型 (一)八旗庄头与汉民争地、旗丁与民户争地 清初，八旗贵族圈占和接受投充的大量旗地，有分布于永定河淀区，如东、西淀。东淀周边各县，霸州、文安、大城、静海都有八旗庄头、旗民、汉民争夺淀地。例如，文安地势低下如釜底，有火烧淀等四淀，遇水易淤，旗民争夺淀洼地，“文安旗民杂处，争讼日滋”[1](卷35，《人物·韩文》)。畿辅“满汉军民杂处，其黠者假投充，侵夺民田；势豪恣为襄橐，以取奸利。所在盗贼纵横充斥，白昼杀人，莫可穷诘。而八旗庄头，尤多不受理，即民间有讼，庄头辄上堂呼噪，把持之，有司莫敢谁何”。假投充，即名为投充庄头，实为侵夺民田[2](卷65，《于成龙墓志铭》)。争讼，其中不免争夺淀地，既有八旗庄头、旗民与民户争地，也有旗庄民户争夺淀地。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开始，梁缵素为文安令六年，“定旗民租地法”，“令租户亲与地主交关，值既定，不得意为增损”，否则都依盗典田宅罪处罚。此法推行到直隶被圈五府州县一体遵行，“自是五府穷民皆有定业”②。说明文安确有盗田罪。刘宝楠为文安令，令旗丁与民户均资修理堤工，说明旗丁在旗民争地中处强势地位。自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以后，东淀周边霸州、文安、大城、静海四州争占东淀淀地，到清光绪八年(1882年)，“占去淀地大半，现存者不及三分之一”[3](卷43，《清理东淀折》)。 (二)八旗庄头侵占官地 八旗旗庄不仅侵夺民田，还侵占河淤地亩。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奏称：“永定河旧下口一带，及南北两岸淤出地亩，向为地棍影射，胥役串通，往往占种多项，贫民不沾实惠，并有旗庄人等，冒认老圈业地，纷纷争控。”[4](卷16，《奏议》)地痞占种永定河旧下口及南北两岸淤地，即官地；被退回的旗圈地，政府招民垦种，向国家交税，原八旗又来冒认为圈地。这表面上是八旗与民户间的争夺，因民户向国家交税，其实质是旗庄与国家争夺河淤上地。“纷纷争控”，表明争夺河淤地亩现象激烈和频发。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武清县正黄旗苇户庄头刘元照以差地短少为借口，侵占武清县范瓮口淤滩苇地5顷、东安县河滩官地7顷58亩。内务府派员查勘，反将以上地亩全部拨给刘元照。直隶总督方观承派通州、三角淀、武清、东安等地官员“传谕该处邻佃，各于地内标明界址”，查出刘元照侵夺地78顷多地，有河淤官地，有淤滩苇地，还有新丈量河淤地等。方观承将河淤官地，退回东安县，征收租银，储于永定河道库，补充永定河河工经费[4](卷8，《经费考》)；将范瓮口淤滩苇地、新丈量河淤地，归武清县范瓮口，为“河工蓄养苇柳麻筋，并以余租充河神各庙香火之用”。内务府罚刘元照枷号60日，满日，鞭100，革头目[5]。由此案足见庄头与官府间争夺河淤滩地矛盾的程度之激烈，且持续时间较长。此种情况，当不在少数。 清初，历次分给八旗大量土地，但因地亩薄碱、水冲沙压等因素，八旗可“呈请退交、另换”，州县将八旗退地，招佃征租，民户开垦三五年，或有淤成上地者。这些退地已成官地，与庄头已无关系。农民租种河淤地亩，善加修治，淤地成为好地肥田，庄头子弟反又指认为旗产，并委派庄头勒索佃户增租，否则就夺地增租。直隶土地多被圈占，“民既无恒产，仰租圈地为命，粪治如已业，而旗人以田事委庄头，率无赖子，窥田既治，则勒民益租，不听者，夺之，而豪猾民乘机诱取，或转租以为利，于是穷民尽失业”[6](卷10，《梁明府传》)。这实际是八旗庄头侵占河淤地亩，“夺民之业，而坐收其利”。清乾隆帝看不下去，于三十五年(1770年)十二月谕旨：“嗣后所有退圈地亩，概不准撤回安放庄头，永远交地方官招民承种、征租、解部”；“此内如有淤成膏腴之处，交地方官查明、量增租银征解，如此立定章程，庄与民两无干渉，庶争讼之端不禁自息。”[7](卷65，《土田志四》)庄头争夺河淤地亩，迫使清乾隆帝发话阻止争地。这种庄头与民户争夺河淤地，永清县最为明显。“永清，在畿辅东南，近津淀，常苦涝。又永定河绕邑境北东界，或冲决沙淤，且旗庄错互，民鲜恒产”[8](卷61，《经政志八》)。可见，永清民田或被河水冲决沙淤，或旗庄错互，导致永清民鲜恒产。户部八旗现审处，旗民争控地亩案件不少。刘诏升为官户部八旗现审处，于旗民争控地亩，多所平反，深得于敏中、英廉所知[9](卷184，《人物志二十五》)。户部现审处费某，“掌旗民争地之讼，未尝妄提一案”[10](卷3，《费给谏家传》)。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静海县令史某，于“旗民争地之狱，不徇情、不畏势，追地归民，今书院租田是也”。但这种追地归民的县令，在当时只是少数。 八旗庄头侵占河淤地亩，直至清末依旧。清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知府石赞清勘察永定河下口时，发现“种地户恐地方官查问，赴京寻王公大臣管家门上等，投充庄头，求一执照，以作护符，则地方官不敢过问”[11](卷12，《奏议》)。在庄头与民户争地中，庄头有王公贵族的支持，占尽优势，所以有些狡黠民户才投献王公，充当庄头。清光绪八年(1882年)，安州王福祥之弟“私种稻禾，被人割去”，王福祥起意将禁垦淀地投献给王公溥泰。这本是民户间争夺禁垦淀地，当王福祥起意投献官地给王公溥泰时，“希图倚势垦种，充当庄头”[12](卷51、卷53)。一旦得逞，王福祥成为庄头，垦种淀地，庄头与民户争地在所难免，而庄头肯定占优势。溥泰接受民户私献官地时，就成为八旗王公与官府间的争地。 (三)八旗王公与官府间争夺河滩河淀地 《大清会典则例·户部·马厂牧厂附畿辅牧场》载，镶黄旗牧马厂地，在武清、宝坻二县，东自唐畦，西至陈林庄70华里，南自张家庄，北至上马台90华里。正黄旗牧马场地，在天津府，西北自俞家庄，东北至小稍子口15华里，西南自孙家庄，东南至秋家庄47华里。正白旗牧马场地，在天津府，东自好家沽，西至白家庄42华里，南自城儿上，北至清沟65华里。正红旗牧马场地，在瓮山者15顷，卢沟桥西髙陵者27顷60亩。镶白旗牧马场地，在通州24顷84亩。镶红旗牧马场地，在顺义天竺马房村35顷28亩，卢沟桥4顷80亩。正蓝旗牧马场地，在丰台王兰等庄东西30华里，南北50华里。镶蓝旗牧马场地在草桥10华里，廊房8华里，静海县旗地计348顷34亩[13](卷28，《考十九经政二》)。八旗马厂地，有些就在水边河边，有时也被八旗贵族侵占。 八旗王公大臣获罪后，其土地或入内务府，或入官为官地，由当地州县招民佃种收租。入官地中，有被报荒地，即官荒地；有些就是河滩地，成为王公与官府争夺之地。清康熙帝第九子贝子允禟，雍正四年(1726年)被革爵，圈禁并幽死直隶总督府，其在静海县双窑村等处马厂地“入官地亩共193顷”。其中，静海县招民佃种“征租地仅有27顷，其余荒地至165顷之多”[12](卷97，《乾隆四十八年六月甲子》)。荒地果如此之多，允禟如何收租养家?允禟长子弘晸，被圈禁数十年，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二月被释放并恢复宗籍，四十七年(1782年)封辅国公[14](卷247，《封建考》)。四十八年(1783年)六月，正蓝旗都统奏报，“奉恩辅国公弘晸差家人许鸣，持谕往静海县收取马厂地亩一事”。双窑村，位于今团泊洼水库西岸。其西南有梅厂村，疑即马厂地③。养马地或草场地，“疑似旗圈或荒废河滩之属”[15](卷10，《户书》)。后查明，弘晸“贪图微利，尚与授意者有间”，其侄延恒捏造谕帖、令许鸣冒充弘晸家人持伪造谕帖，赴静海县私收地亩[16](卷97，《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壬午》)。于是，革除弘晸爵位，授为散秩大臣，在家闭户闲住，不必当差行走。延恒依拟绞候，交宗人府严行圈禁。许鸣，依拟应绞着监，秋后处决。许鸣私收地亩，涉嫌侵占入官河滩地，乾隆帝说：“静海县双窑村等处，有弘晸之父入官地亩共193顷，迄今征租地仅有27顷，其余荒地至165顷之多，其故殊不可解。此项地亩，既经入官，自应召垦征租。乃直属向来陋习，旗地一经入官，即多报荒。此皆地方官假捏详报，以为影射渔利之地，最为积弊，亦不止此案也。……况此项地亩，当年未入官时，若皆似此抛荒，本人何以取租养赡。可见从前报荒，非地方官规避处分，即系借端捏报。”[16](卷97，《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壬午》)双窑村旗地入官后，本应全部召垦征租，州县官将入官旗地报为官荒地，“以为影射渔利之地”。而官荒地，多被有力之徒招民佃种。弘晸派许鸣持谕收租，目的即是夺佃增租，成为旗民交涉事件，即争夺滩地纠纷。故乾隆帝认为，“不止此案”。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户部令直隶官荒地征收官租，旗荒地给还原主，“令垦地之佃民永远承种，使有力之徒不得从中觊觎，以开增租夺佃之弊”[7](卷65，《土田志四》)。正透露了弘晸派人收取双窑、马厂地亩，就是夺佃增租。入官地成为马厂地，则弘晸派人收取地租，就是八旗王公与官府争夺河滩地。由于弘晸派许鸣收取静海县马厂地租，促使清廷调查静海县河淤地亩，体现了国家对包括河淤地在内官地的管理。此次查办弘晸派许鸣收取静海县马厂地租，成为后来查办此案的依据，即成案。清光绪八年(1882年)，直隶总督张树声称，“又查乾隆四十八年六月正蓝旗都统奉恩辅国公差家人许鸣持(谕)往静海县私收马厂地租一案”[12](卷51)。 清初，国家拨给八旗大量土地，然也有人投献自有土地充当庄头。有些人则因私嫌私仇，指称淀地投献王公府。西淀，宗人府称有郑亲王的圈地，但后查实无圈地，都是官地。清光绪八年(1882年)，直隶安州民王福祥因其弟私种稻禾被人割去，起意“将淀地投献公府收租，求充庄头，借势压众，于五月间同赴京城”，向亲王奉恩镇国公溥泰府投献淀地，称安州端村镇辛家庄左近，有涸出淀地48顷，向由清河道叶伯英，于水小之年，计亩征租，上等地则收租至6000之多。今叶伯英升任赴陕，无处纳租，愿将此地投献奉恩镇国公溥泰府。八月，溥泰派护卫萨彬到安州招人认种，因禾稼归仓，地亩又多水浸，未能办成。十一月，淀水冻结，溥泰再派萨彬带同王福祥，持顷亩、佃名、租册至安州端村、辛家庄一带丈地，计亩清查，招人认种，私札安州(知州严祖望，令该州派役照料会勘)，并发告示谕帖，派员前来勘丈，招佃收租，导致州民疑惧，几酿事端。王福祥投献淀地，是以禁垦官淀投献亲王溥泰，当即遭到安州知州和直隶总督的反对。安州知州严祖望告以“淀地关系水道，久已禁垦，且未奉各衙门札文，不能办理”。直隶总督张树声奏：“民人带地赴王公处投充，系指该民人自有之地而言，且系远年成案，断无禁垦官淀可任便投献之理。此事核与定例、成案，均相悖谬。”此案，经府、省两审，宗人府和刑部会审，判溥泰革去公爵并圈禁一年，王福祥发往边远充军，孟传金革职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17](卷53)。此案情，系由户民间争夺淀地、私垦官地，转为民户向八旗王公投献官淀。因溥泰已接受投献，“蒙认旗地”，又成为八旗王公与官府间的争夺淀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凯说：“光绪八年，镇国公溥泰因蒙认旗地，身罹重谴。宗人府以此处系郑亲王府圈地，备文行查饬据该州，查得确系河淤，并非旗地。”[12](卷181)则说明清光绪八年(1882年)溥泰接受王福祥投献淀地，蒙认旗地，实际上是八旗王公与官府间争夺官地淀地。 (四)八旗王公与民户争夺河淤地 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三皇子胤祉(后改为允祉)晋为和硕诚亲王。他熟悉律吕历法算法，深受康熙帝喜爱，主持编修《律吕渊源》和《古今图书集成》。清雍正帝因其与太子关系密切，发到遵化马兰峪为康熙守陵。清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初四，雍正帝喻，“诚亲王允祉，平昔嗜利营私，诈赃累累，经户部及管该旗事务果郡王等秉公清查”[18](卷66)。是年六月乙亥，宗人府议奏，说允祉唯利是视，勒索苏克济银两[19](卷70)。为此，被降为郡王，革去4个佐领，囚禁于景山永安亭。清雍正十年(1732年)，幽禁而死。清乾隆二年(1737年)，直隶总督李卫奏报，“诚亲王府侍卫库克，于安州民争控淤地案，赴州属托”[20](卷8)。八旗护卫、侍卫等武职品阶不同，在八旗王公侵占官地中，具体执行八旗王公的旨意。侍卫库克在“安州民争控淤地案”中，具体执行诚亲王的嘱托，到安州属托官员办事。安州即今河北安新县。诚亲王允祉系镶蓝旗，镶蓝旗地14000多顷，其中有坐落于安州、大兴、宛平、永清、东安、香河、三河、武清等处的[21](卷34，《户部·田赋》)。清乾隆二年(1737年)李卫奏报，乃追查雍正时诚亲王余案。安州白洋淀地是官地，民种收租。 (五)八旗护卫、侍卫与民户间的争地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十八年(1689年)，安州白洋淀民户私垦淀地，民种麦其间，收获倍于其他地亩。旧额，每亩官征3升，以备赈。是年淀地小麦长势茂盛，驻保定旗丁恃统兵官显贵，“谋夺之，指为民占马厂地，讦于巡抚，下令清理”④。旗丁指称被农民种麦的淀地，为马厂地，是旗丁争夺民户淀地的常用手段。八旗护卫有争控地亩案者，如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圆明园正白旗满洲护军八十三、成泰、徳泰，争控地亩在香河县，他们私写呈词，封交庄头刘希贤，掷给香河县知县轿内。按惯例，旗人争控地亩，不能在州县具呈，应在佐领、管旗大臣、提督及部院申告，“护卫控告地亩案，牵连民人，由部行文严察办理”[7](卷65，《土田规制》)。亦即八旗护卫争夺地亩牵连民户，须由户部行文办理。直隶各府、州、县多有八旗圈地，以及投充地、马厂地，争地中不可避免有争夺淀地、滩地。清光绪八年(1882年)，在王福祥向溥泰投献禁垦官地淀地中，护卫萨彬替溥泰办事，前往勘丈招佃征租，被革去护卫衔，并徒二年半。可见，八旗护卫在王公争夺淀地事件中，是执行者[21](卷25，《旗人争控户口田房等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