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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户间争夺河滩地 东安县位于永定河下游，河堤附近的官荒地不少。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东安县淘河村发生解氏争夺水冲地事件。“东安县淘河村地方(今廊坊葛渔城镇)，有荒地八十余顷，先经生员解克复等，以伊祖上原有水冲除粮民地数十顷，前项淤地，例得拨归原业(主)。因不能记忆除粮年份，不敢指粮认地，于乾隆五十七年间赴县呈请认垦”，县、省因其“地近河堤，恐致有碍河流，批令饬禁，解克复等亦即中止”。历任知县，“每年出示，禁止开垦有案”。后来，解氏族人解文泉意欲分垦，解克复告之，已奉县令禁止开垦，解文泉怀恨在心，捏称解克复等私垦官荒地亩，赴顺天府呈控。此案，清查审理历时四年。至清嘉庆六年(1801年)，经护理直隶总督颜检批示：“当解克复等赴县呈请开垦之初，该前任知县据情转详，奉司批示，随即禁止，而解克复等即不敢开垦，并经历任正署各员示禁有案，与私垦之案不同。且现据该道等勘明，地亩并未成熟，亦与垦熟漏粮之例较异。”可知，解克复并未私垦河淤官地，诬告者解文泉受杖刑并徒刑二年半[22]。此案显示，东安县存在私垦河淀官地一事，挟私仇者以此要挟、控告对方。生员处于文化人的底层，成为民众与州、县政府的中介和乡镇事务的主控者[23]。此案中，生员解克复与东安县官员沟通，阻止解文泉分垦河淤滩地，解文泉怀恨在心，就以解克复私垦官荒地亩罪名，前往顺天府控告解克复，希望通过官府争取开垦河淤荒地的权利。宗族之内也不能免于争夺淀地，说明当时争夺河淤荒地的开垦现象为数不少。 清咸丰、同治时，赵象贤、杨连山间争夺淀地安州境内西淀(即白洋淀)，界连任丘、高阳，为上游潴龙等河汇归潴蓄区。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因天时干旱，淀水渐涸，淤有滩地，赵象贤等认垦领照。不久，因杨连山等争垦，迭次省控、部控，缠讼不休，甚至赴京控告。清同治七年(1868年)，直隶巡抚恩福以民间只顾小利，互相垦种，势必水无所归，泛滥为害，且系纷纷滋讼，亦非利民经久之道，请将淀地无论已垦、未垦，一概查禁，已给执照者追缴，再有报垦者，随时查究，不予准理。详由前督臣官文，咨会户部核覆照办[12](卷51)。赵象贤和杨连山争垦河淀滩地案，经督抚咨会户部，查禁淀地开垦，已垦者追缴执照，未垦者禁止报垦。对于淀地，州民“争竞不一而足，州民杨连山赴京妄控，累年始结”。赵、杨二人争河淀滩地，表面上看是户民间争地，实质是户民与官府争夺淀地。 (七)乡绅、豪强与官府争夺河滩地河淀地 八旗马厂地，有的就是河淤地，即官地，不许旗人自行收租，亦不许民人垦种。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六月，户部议，遣官清查顺天府马厂官地，因地亩繁多，骤难清丈，概欲加增粮额。多遣属员，分头清丈，各立封记，遂得其平[24](《孺庐先生文录·兵部侍郎福建总督王公国安传》)。静海县，有南运河、子牙河。其蒲港洼地方，有正红旗马厂地154顷77亩，在子牙河东岸。有西堤一道，以障河水。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复筑东堤，将此地夹入两堤之中。因久无浑水灌润，渐致不毛。清乾隆三年(1738年)，东堤决30余丈，引入浑水，逐渐受淤可垦。翌年，天津县武生杨普成等朋捏诡名，认垦地30顷，以为霸占之由。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月，直隶总督那苏图饬审勒退：此地原系马厂官地，未便报垦升科，应照河淀淤地之例，分给附近贫民认种。上等地，每亩租银六分。次等，三分。每年征解道库，为河工添补岁修之用。如遇大水被淹，勘明豁免，不得请赈[25](卷327，《乾隆十三年十月下》)。杨普成认垦正红旗马厂官地30顷，是河淀淤地，私垦官地，被那苏图敕审勒退。 高以永知安州，兼摄新安县事，“州中皆八旗庄屯，民田仅十之一二，又皆沮洳斥卤，在畿辅为最贫。……八旗圈占安州民田，向拨补深泽、安平二邑地土以偿民，而地仍二邑人佃种，属其邑令代征租，给发安州人。佃户黠者，每激怒邑令，当各为其民，盛气争胜，借此得行其短少租额之阴谋。安州人苦之。以永心平气和，委曲调剂，始使龃龉息，民多沾实惠”。八旗圈占安州民田，国家给予的拨补地地租收入减少，于是安州民户多私垦淀地，“州东有白洋淀，众水所会，旱则涸而为地，民种麦其间，所收倍他地。旧额，每亩官征三升，以备赈。是年淀地麦茂，旗丁驻保定者，恃统兵官显贵，谋夺之，指为民占马厂地，讦于巡抚，下令清理。”⑤旗丁指认被农民种麦的淀地为马厂地，是旗丁与农户争夺淀地的常用手段。保定旗丁与民户，争夺东淀滩地，当发生在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 清同治十二(1873年)年，高阳县绅士礼部郎中孟传金呈请领种淀地。清光绪二年(1876年)，直隶督抚据赵象贤等复请领种淀地，均已驳饬不准[12]。孟传金，高阳县人，进士，由礼部郎中，补授江南道御史[26](《光绪六年条下》)。清光绪八、九(1882—1883)年，在王祥福投献官淀案中，孟传金明知淀地禁垦，仍向萨彬告称可办，并代溥泰草拟文书，希冀分种地亩，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12](卷53)。孟传金两次请种淀地，实质是乡绅与官府争夺淀地。 东淀亦如此。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河道所辖雄县、新安等二县，册报共地308顷62亩。其中，雄县河淤共地272顷多，新安县报河滩淤地35顷76亩[27]。以上，都是占种后起科地亩。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曾严禁占种淀泊水道。但后来“附近乡民逐渐侵种，百数十年来，竟已占去淀地大半，现存者不及三分之一”，“东淀水道，多被民间侵种”[3](卷43，《清理东淀折》)。民间侵占淀地者中，当有势豪等侵占淀地。清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章奏报，现今豪强侵种河淀淤地，“每户至数十顷。所呈契单，大率假借隐射。其粮额，则从他处割裂飞洒，并非现种淀地之粮。该业户等侵占淀地，又飞洒粮额，实属有心朦混”[12](卷46)。豪强侵占淀地，把田赋化整为零，分散到其他地方其他农户的田地。这实际就是超限占垦淀地，侵占国家禁垦官地。是年十二月癸亥，直隶总督张声树奏：“上年有州民于淀边私种，涉讼；又经现任清河道史克宽委员查办，暂将现种地亩，收租充公，将有碍河流淀地，申明严禁。”[12](卷51)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查东淀附近文安、大城、霸州，暨静海南北两泊地亩。其中，文安县淀地501顷54亩，大城县淀地13顷，霸州淀地9顷53亩，静海县淀地355顷59亩、泊地273顷84亩[28]。以上，都是占种后起科地亩；至于未起科地亩，当不在少数。 二、清代永定河及东西淀争地纠纷的实质、危害及其他 清代永定河及东西淀对河淀淤地的争夺有各种类型：八旗庄头与汉民争夺、旗丁与民户争地、八旗庄头侵占官地、八旗王公与官府争夺河淤地、八旗王公与民户争夺河淤地、八旗侍卫护卫与民户争地、民户之间争夺、乡绅豪强与官府争夺河滩地河淀地，等等。在各种类型中，八旗王公的争地，所争夺对象数量大，即争夺淀地的顷亩大。参与争夺淀地的民户数量，可能比八旗王公贵族多。永定河中下游地势低洼，“高壤则皆旗人圈，民无尺寸业，俗皆雕悍少虑，好讼而轻生”。由于“密迩京师，多中贵，讼不胜者，辄走辇下诪张，借力势鸣府部，动连数十人，案累岁不决”⑥。此种争讼习俗，主要体现在旗民争夺淀地中，既有旗、庄侵夺民地，又有旗、民侵占淀地淤地。清嘉庆时，永定河道王念孙说，沿河淀旗、民占垦淤地，“不查，则种地而隐粮；经讼，则升科以免罪”。显示沿河淀农民争夺淀地的基本模式就是暗中偷种，心存侥幸；一旦八旗王公庄头旗丁来争夺，农民又以升科纳粮来寻求国家支持。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凯奏： 安州新安乡白洋淀为潴龙河尾闾，当国初即汪洋浩淼，原属无地可耕。嗣因水势无定，屡涸屡淹，乾隆三十七年六月钦奉高宗纯皇帝谕……封禁在案。同治年间，该淀地逐渐淤出，奸徒觊觎，争竞不一而足，州民杨连山赴京妄控，累年始结。光绪八年，镇国公溥泰，因蒙认旗地，身罹重谴。……惟查淀边之地，现在日益淤高，竟成膏腴沧海，淀淤成地五十余顷，均可播种，且于河道无碍酌，拟招佃承种，仍不准佃户在淀边修筑土埝，以畅河流，并将地租酌分四等。让本地土著领地，每户至多不得逾一顷之数，不准富家包揽，亦不准外境人搀杂混领，致启衅端。此项淤地，禁民垦种，原恐民间与水争地，有碍河流。今河道既改向西趋，而淤地又皆成沃壤，若不酌量变通，任民自相侵轶，似禁非禁，不官不私，殊非因利惠民之道。他援引热河围场开垦为例，请交农务局办理[12](卷181)。 这说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还严格封禁白洋淀；清同治时，淀地逐渐淤出，州民和八旗王公贵族都觊觎淀地，发生争竞；清光绪后期，随着淤积增高，竟成膏腴沧海，淤淀成地50余顷。于是，在袁世凯主持下，农务局公开招租淀地，西淀开禁。 水利和土地都是十分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源，土地更是重要的劳动要素，在经济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今中外，争夺土地资源的斗争十分普遍。由于清代八旗贵族圈占直隶膏腴土地，永定河淀区的争地纠纷，既有传统的民户与民户之间的争地，又有八旗贵族与官府，八旗贵族与民户之间的争夺，这就使直隶河淀区的争地矛盾更为激烈。又由于直隶河淀区的争地，主要是争夺河淤、河滩、河淀等水边地，与水利有密切关系，因此直隶永定河淀区的争地纠纷其实质就是争夺国有河道河淀土地，既表现为经济纠纷，更表现为人与自然环境的纠纷，也就是人与水争地，甚至表现为八旗王公和民户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直隶河淀区的争地纠纷更为复杂。争地的危害，主要是侵占河流入海通道以及河淀蓄水能力。淀池淤积，人民耕种，导致入海受阻，各河水患年年发生。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六月，裘曰修奏称：“直省之弊，近水居民与水争地。如两河之外，所有淀泊，本以潴水。乃水退一尺，则占耕一尺之地。既报升科，则呈请筑埝。有司见不及远，遽为详报上司，又以纳粮地亩，自当防护。……堤埝一立，水从缺口而入，漫滋既满，被淹更甚。及水退之时，不能仍从缺口而出，遂致久淹不退，积潦为灾，多由自致。而愚民无知，仍以筑堤为爱，遂日曲防重遏，甚有横截上流，俾无去路者。”[4](卷17，《奏议》)水退一尺，占耕一尺，甚至得寸进尺，影响河道运行。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胡季堂奏称，“河滩地亩尽，皆耕种麦苗，并多居民村落，一遇水发之时，势必筑围、打坝，填塞日多。是河身多一村庄，即水势少一分容纳”[16](卷94)。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永定河道王念孙说，河淀农民占垦淤地，“不查，则种地而隐粮；经讼，则升科以免罪。历任州县不思水道之有妨，且图征收之日扩。增一分有粮之地，占一分蓄水之区。统计易沧而桑者，爰止千顷，无怪一经盛涨，宣泄为难”[29](卷1)。这都揭示了占垦耕种，建盖房屋，经济发展和村民居住等已严重侵害河淀蓄水及河道行洪的能力，这完全是经济行为和税收政策所致。从清乾隆帝到历任直隶总督、永定河道、清河河道等都反对占垦，并采取措施，但最终都无法阻止私耕占垦淤地现象时有发生。清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李鸿章奏称：“东淀本甚宽广，东西一百四五十里，南北六七十里，系为大清等河尾闾蓄泄之区，关系至重。……乃附近乡民，逐渐侵种，百数十年来，竟已占去淀地大半，现存不及三分之一。臣往来津沽，亲见丛芦密苇，弥望无涯，不特难容多水，即淀中旧有河道，因而淤垫，重烦官款挑挖。该淀既节节壅滞，上游各河遂泛滥为灾，动关全局。及今不治，再阅数十年，将东淀胥为平陆矣。”[3](卷43，《清理东淀折》)此言绝非危言耸听。翌年，袁世凯又奏称：“同治年间，西淀淀地逐渐涸出，州民私种淀地。”[12](卷181)于是，始将西淀涸出淀地招民佃种收租。自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延续了100多年的封禁，终于在自然环境与生产环境变化和清末“新政”中开禁，国家禁令未能阻止19世纪新增人口对土地的渴望，即由于人口大量增加，对土地的渴望日甚。争地矛盾，实质就是人与人的矛盾，人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这种争夺淤地淀地纠纷的危害，从经济关系上看，是国家的税收利益受损；从生态环境上看，是河道和河淀的受损。关于争地原因，限于篇幅，拟另文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