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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实施与现实问题解决之间的张力 在1949年至1965年期间，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形成与发展、实施与完善，使西藏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推翻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为西藏社会发展进步创造了条件。然而凡事都有两个方面，这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实施与现实问题解决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张力。正确看待与分析这种“张力”，有利于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谱写新时代治藏方略的新篇章，开拓新时代治藏方略的新境界。 （一）针对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与具体政策运行 1959年3月17日，第十四达赖喇嘛出逃，开始了其政治流亡者的生涯，从此，他从中国西藏地区的一个宗教领袖人物变成了国际热门的政治人物。在近半个多世纪里，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在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利用其手中的民族宗教大旗，在国际国内频繁制造政治事端，企图破坏中国统一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考察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回到那个年代。 概而言之，20世纪50年代，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准备出逃国外及付诸于行动总计三次，中国共产党为了挽留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前两次他都回到拉萨，但最后一次则踏上了叛国的道路。 1950年，当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之时，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就来到了西藏边境小镇亚东，在出逃国外与返回拉萨之间徘徊，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争取使他改变了想法。毛泽东致信于他，对于他的合法性给予了确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对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种承认。在随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也规定“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在“十七条协议”的附件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执行协议的声明》中指出，“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允许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一年内，如因某种需要，得自行选择驻地。在此期间内返职时，其地位与职权不予变更。”[11]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不顾路途遥远与帝国主义势力的阻挠，千里迢迢前往亚东直接对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做思想工作。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在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后，于1951年8月17日，返回拉萨。1951年到1955年，中国共产党与达赖喇嘛方面虽有隔阂，但是总体平静，在这样的条件下，西藏社会的各方面也取得进步。 1954年，达赖喇嘛与班禅活佛联袂进京参加全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参会期间及会议结束后，达赖喇嘛及其随从还被安排到祖国其他省份进行考察，这是达赖喇嘛首次脱离西藏封闭的环境，感受到外部先进的思想与文化，这对西藏社会上层“外向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打击。1955年5月间，达赖喇嘛及随行人员，由内地途径四川藏区返藏，目睹了四川藏区正在进行的民主改革。让达赖喇嘛方面看一看其他藏区的改革，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引导西藏社会上层进行变革的一种方式。“我们设想，在青海、甘肃，在四川，做出一个和平改造的榜样，让西藏地区的群众，西藏地区的上层人物去看一看，这个榜样，如果他们觉得很好，回去也愿意进行改革，这样就加速了西藏的和平改造。”[12]但此时西藏工委在推进民主改革问题上犯有“急性病”，在西藏大力进行民主改革的舆论宣传，这使得西藏社会上层对民主改革产生了恐惧，西藏社会上层反动分子利用靠近达赖喇嘛的便利，加紧了对达赖喇嘛的控制。对于第十四达赖喇嘛本人而言，此时他才只有20多岁，实权都被其身边的一群人所把持，加之其自身“缺乏主见，常常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摇摆不定”。[13]实际上说，西藏的事情，包括法王本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都由他身边的官员进行严格的安排，不能轻易更改。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只是西藏传统的囚徒。[14]西藏社会反动上层很容易控制达赖喇嘛的思想与行为。 1956年，达赖喇嘛应邀赴印度参加释迦摩尼涅槃2500周年，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纷纷对达赖喇嘛施加影响，劝其留在印度。这时达赖喇嘛的思想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周恩来总理赴印度访问，亲自做达赖喇嘛的思想工作，并向其传达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六年不改”的方针，这使得达赖喇嘛方面最后下定决心返回拉萨。四年后，达赖喇嘛回忆说，“在我们最后一次会见中，我记得告诉过尼赫鲁先生，有两个原因使我下定决心回到西藏：因为他劝我这样做，也因为周恩来向我和我的哥哥们许下过明确的承诺。”[15]1957年4月1日，达赖喇嘛由印度返回拉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