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左”的思想对于西藏工作的影响 1950年代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路高歌猛进，先后经过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谱写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但在具体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些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另外，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24]“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党的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25]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处理与西藏有关的问题时，慎之又慎，但是也难免会受到“左”的思想影响。 人民解放军及进藏工作人员进藏后，见到了西藏社会发展的落后状况，从内心上非常想迅速改变西藏的此种状况。西藏的僧俗群众由于长期生活在高原环境之中，高寒缺氧，面对草原、蓝天与湖泊，信仰藏传佛教，生活节奏明显慢于祖国内地其他省份，然而当时的人民解放军与进藏工作人员组织井井有条，令行禁止，生活节奏明显快于当地传统居民，这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冲突在当时西藏社会客观存在，但是有时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情况的关注不够，想用先进的生活方式取代西藏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促进西藏社会快速发展，然而欲速则不达，在西藏工作上造成了一些失误。同时，中国共产党想迅速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造藏民族的思想。当时，中国共产党从西藏社会挑选了一些积极分子送往祖国内地各民族院校学习，处于祖国内地这样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环境，这些积极分子的民族情感可能变得非常敏感。1957年，在中央民院，一位老师在授课时，指着布达拉宫的照片说：“这是地主的房子。”[26]迅速引起了藏族学员的抵触，后因处理得当，才未酿成骚乱。 鉴于其他省藏区民主改革的开展，1956年，西藏工委就开始着手准备西藏的改革事宜。正如其在《一九五六年第二季度工作综合报告和第三季度安排》中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达赖、班禅在自治区筹委会上提议并经过会议全体通过，事实上已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过去我们对这个形势发展估计不足，现在必须抓紧这个机会，大力进行宣传和重点实办工作。”[27]即使在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指示（六年不改）下达后，西藏工委关于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也没有马上停止，只是“适当地收缩了宣传，但在各项准备工作上仍积极进行中。”[28]这在某种程度上给西藏社会上层带来了恐惧，给西藏叛乱分子带来了口实，影响到西藏社会上层主导的民主改革进程。 1963年至1965年，西藏工委在西藏开展了“三教”(阶级教育、社会主义前途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由于对西藏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认为“西藏那时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复辟与反复辟，把一些性质不同的问题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29]因此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基层干部与僧俗群众的感情，对党的民族与宗教政策的执行造成了负面影响。总体而言，在1949年至1965年期间，“左”的思想对西藏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经验教训也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