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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期间，内地藏区的叛乱分子流窜到西藏地区，并与当地的反动分子联合发动局部叛乱，同时还成立了“四水六岗”的反动组织。随后，叛乱分子以“四水六岗”的名义向达赖喇嘛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达赖喇嘛领导“四水六岗”地区，让这个地区同样都实行“六年不改”方针。早在达赖喇嘛赴京参加全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达赖喇嘛就在其身边“谋士”的策划下，利用全国藏区上层人物聚集北京的机会，秘密召开了“大西藏自治国”的御前会议，会议提出“要成立像印度那样的独立国家，称为‘大西藏斯坦’，制定国旗、军队，还放了官员。”[16]因此，当反动组织将“六年不改”方针适用于其他藏区时，达赖喇嘛方面囿于其狭隘的单元民族利益，对于这种主张欣然接受。另外，在前期的西藏工作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出现了若干失误。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8月18日给达赖喇嘛的信中，曾提到“工作中发生缺点总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改掉了缺点以后，工作就会做得更好。”[17]达赖喇嘛方面见中央在一些问题上的一些让步，错误地认为中央恐于他们发动的局部叛乱，更加肆无忌惮的提出要求，妄图使“六年不改”方针适用于其他藏区。针对此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自然不会答应，因为“在中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所管辖的地区，藏族只有一百多万，可是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自治州、自治县还有一百多万人口，这些地方和各省的经济关系更密切。”[18]所以四省藏区是否实行民主改革应该由他们各省的情况决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无权干涉的。 面对反动分子所发动的叛乱逐渐升级，中国共产党对于西藏的叛乱并未再作妥协。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在处理青海藏区叛乱问题时候指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对西藏可能由此引起的全面叛乱作出指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19]而此时的达赖喇嘛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处理其他省藏区民主改革问题的态度完全是错误的，他们再一次打起了出逃的主意，以此胁迫中国共产党作出让步，但是这一次，中国共产党未像前两次一样极力挽留达赖喇嘛方面的所有人员，仅仅对达赖喇嘛个人问题的处理作出了安排。1959年3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对达赖喇嘛及其随从的出逃不要阻拦。“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另外还分析了对于达赖喇嘛本人应该采取的政治态度。“我们现在就应考虑，在他们逃亡时，我们对达赖在政治上取何态度的问题。有两种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逃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20]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以谭冠山名义致信给达赖喇嘛，“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21]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挽留达赖喇嘛本人。3月16日，毛泽东在谈到对西藏叛乱问题的处理时，指出，“尽可能不让达赖走，将来要放也容易，反正在我们手里，万一跑了也不要紧。”[22]这番讲话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挽留达赖喇嘛的态度。达赖喇嘛逃到国外后，中国共产党也还是保留着最大耐心，等待期望他能够回心转意。4月1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希望达赖喇嘛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但是达赖喇嘛本人性格上软弱性与政治态度上的两面性，使得其难以脱离其身边的一批反动分裂分子，在这群人的影响下，在背叛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共产党于1964年12月，正式撤销其一切职务，并且宣布其为叛国分子。 综上所述，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达赖喇嘛问题上，从开始重视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在西藏社会中的作用，在政策上极力争取他们，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给予让步。如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民主改革问题上显得比较心急，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失误，这给西藏社会带来了疑虑，因此，中共中央立马提出了“六年不改”的方针，对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时间问题作出了让步。但是达赖喇嘛方面得寸进尺，要求将“六年不改”的方针推向全体藏区，并且企图构建所谓的“大藏区”，还企图利用叛乱迫使中国共产党屈服。然而，中国共产党经过在西藏几年的工作，各方面的条件已经远远优越于进藏初期，因此对达赖喇嘛方面态度发生了转变，对叛乱分子的态度显得非常坚决，但是对于达赖喇嘛本人留有余地。然而达赖喇嘛最后还是选择出逃，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动摇。周恩来在谈到达赖喇嘛出走的原因时指出，“他在那样的环境中，总是受到他周围坏分子的影响，一方面怕他们，一方面对我们也有怀疑，所以被他们挟持走了，他跟着走，说明他对我们还是有怀疑的。”[23] 具体说来，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叛逃国外具体原因有三：一是他们想永久维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以及建立包括四省藏区在内的所谓“大西藏自治国”，这样的要求与西藏社会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相悖，是绝对不会得到满足，这条原因是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出逃的根本原因。二是帝国主义势力从外部不断地给西藏社会上层的分裂主义势力施加影响，制造其分裂条件，这是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出逃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在关于西藏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一定程度受当时国内“左”的思想影响，也使西藏社会上层的一些摇摆分子怀疑动摇，最后倒向了西藏社会进步发展事业的对立面。这也是需要加以总结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