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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从分析“何谓中世纪”入手，考察了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的流行观念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指出它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产物。继而通过考察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基本观点，指出摈弃对中世纪的误解，揭开中世纪的客观原貌正是由此而得以实现的。最后得出结论：西方文化是“两希文化”的产物，不了解中世纪，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个性。 关键词：中世纪 黑暗时代 误解 正名 长期以来，西方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最为人们熟知的流行观念，这种观念又是与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是对立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中世纪成了愚昧和迷信，黑暗和野蛮的别名，而随后兴起的文艺复兴则成为一个似乎与以往完全断裂的光明时代。然而，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术界已经从对中世纪信仰时代的极端否定中，从对近代以来的科技理性热烈赞美的激情中冷静下来，开始了对中世纪文明客观理智的学术研究。于是，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的流行见解已经瓦解了。不过在国内，这种见解似乎依然流行着。因此，关于中世纪的“误解”和“正名”问题，便是一个非常值得考查的学术问题。 0 1 “中世纪”一词的起源以及对中世纪的误解 “中世纪”一词在拉丁文中是Mediumaevum，意即“中间的时代”，英国人把它翻译作Middle ages，法国人把它翻译作Moyen âge，德国人把它翻译作Mittelalter，也都是一个意思。中世纪是“古代和近代之间的一个时代。通常，人们把它的开端确定在民族大迁徙（约375－568年），更精确地说，确定在罗马世界帝国的崩溃（476年）。一般来说，以诸多划时代事件为标志的从15世纪到16世纪的转折被看作是它的终结（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占、文艺复兴、1492年发现美洲、1517年宗教改革开始）。从世界观和宗教的角度看，还可以说中世纪只是随着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才结束的；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还可以说中世纪只是到了19世纪才结束”。[1]但究竟该词起源于何处，学术界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认为是意大利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比昂多（Flavio Biondo，1388－1463）最先使用的。比昂多在其《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中摈弃了认为6世纪之后的历史是罗马史的继续的传统观念，认为古代史已经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结束，在那之后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这一历史时期到比昂多自己生活的时代又已经结束了。于是他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之为“中世纪”。用“中”这个词，不仅意味着这段历史时期是处在古典文化和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文化这两个文化高峰之间的低谷，而且暗含着业已开始的时代将是一个永恒的时代的意思。在这里，“中世纪”一词在文化学上所包含的贬义已是清晰可见。 与“中世纪”一词在文化学上关系最为密切的是Renaissance（再生，中译“文艺复兴”）这个词。该词最先由意大利画家、艺术史家、建筑家乔治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使用。瓦萨里从艺术史的角度出发认为，艺术产生自埃及，繁荣于希腊罗马，而自日耳曼蛮族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之后，最优秀的艺术家、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家及其作品都被埋没在那些著名城市的废墟之下。而狂热的基督徒在清除异教神的过程中，又对古代艺术进行了进一步的破坏。中世纪之后15－16世纪西欧文化的高涨，则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再生”。该词的意大利原文为rinascita，瓦萨里最初只是用它来描述一种艺术现象，表述自己关于艺术发展史的一种观点，并没有用它来指称一个时代。后来，法国人把该词译为renaissance，又进一步把它的起首字母大写，终于成为一个时代的名称，并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再生”的前提是死亡，由此可见，在瓦萨里看来，艺术乃至文化在中世纪已经死亡，是15－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把它重新唤醒的。中文译为“复兴”，也基本上保留了这一层含义。 从人文主义者关于这两个时代的命名中，我们似乎已经可以感觉到“黑暗时代”这个曾经极为流行、并且至今仍为一些人所使用的术语了。具有戏剧性意味的是，该词实为早期基督徒所首创，意指耶稣降生之前的人类时代，颇有点中国人所说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黑夜”的意味。但这些基督徒没有想到，千余年之后，这个词又被人文主义用来表述基督教取得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据说，是意大利有“人文主义之父”称誉的彼特拉克最先使用该词的。彼特拉克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两部分：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前的时代为古代，此后直到他自己的时代为“近代”。只有古代、特别是罗马时代才是光明的时代，值得大书特书，而“近代”则是野蛮的、黑暗的，不值一提。在此之后，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们面对东方的阿拉伯文化和拜占庭文化，特别是面对重新发现的光辉灿烂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对公元6世纪以来中世纪古典文化的衰落极为不满，把占居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经院文化，特别是它的粗陋的语言风格和僵化的逻辑形式斥为“野蛮的”，相反却十分崇尚典雅富丽的古典文风，把古人奉为权威，崇拜得五体投地。尤其是天主教会奉行文化专制、禁锢思想、扼杀异端的做法，更使他们把中世纪视为一片黑暗。然而，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尚缺乏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正如罗素所说，他们只不过是“用古代人的威信替代教会的威信。”[2]不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过分抬高古人，贬斥中世纪的思想倾向，在后来却进一步得到了肯定和发展。伴随着启蒙主义运动对理性的高扬，对科学和民主的提倡，信仰主义的中世纪更加被斥为“野蛮的”、“专制的”、“未开化的”、“愚昧的”“黑暗时代”，而文艺复兴则被看作是将人类从一个罪恶痛苦的深渊解放出来，带进一个科学自由的光明世界的伟大时代，从此开始了现代文明。20世纪以前，这种观点一直是学者们所奉行的主导观念。特别是在瑞士的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一权威著作的影响下，这种观点更加成为广泛流传的成见，对此，我们只需要举出几个典型例证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18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性主义史学的代表吉本在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在古典文学复兴以前，西欧的蛮族陷于愚昧无知的黑暗深渊中，他们的土语带有他们习俗的粗鄙和低劣意味。这些希腊和罗马优美典雅语风的学习者，此刻却被引入了一个光明的和科学的新世界，一个自由的社会和一个优美的古国。……一旦天空充满着雨露，大地就会欣欣向荣，呈现一片蓬勃的生机。”[3] 19世纪末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西蒙兹在自己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中更为明确地写道：“在文艺复兴时期突然显示其生命力的艺术和创作、知识和书籍曾长期被埋没在我们称之为中世纪的死海之岸……中世纪的精神状况是愚昧无知地拜倒在教会的偶像――教条、权威和烦琐哲学之前……总之，理智处在昏睡状态，人对于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乃是一种财富一无所知”。“文艺复兴把理智从地牢中解放出来。它既发现了人的内部世界，也发现了外部世界”。[4]这也就是文艺复兴史学权威布克哈特所说的“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 20世纪美国学者弗里曼特勒在自己的著作《信仰的时代》中虽然承认，“我们犹如坐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却依然坚持“宗教信仰时代”的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期”，“这段时期夹在希腊人繁荣鼎盛的年月中显得格外无聊，龌龊，那么沉闷，毫无生机。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个历史时期中，希腊人的创造成就就如同璀璨的群星，光辉灿烂。”[5] 在我国，由于对欧洲中世纪文明更加缺乏研究，因此，把中世纪看作是一个“黑暗时代”，把文艺复兴看作是和中世纪决裂的“光明时代”的观点，恐怕至今还是一个比较普遍流行的历史观念。 在此，对中世纪的贬斥和对文艺复兴的赞美，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文艺复兴不是表现为历史连续发展的结果，而好象是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针对这种现象，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指出：“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6] 然而，进入本世纪中叶以后，上述观念基本上已被摈弃，不再占居主导地位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霍莱斯特在他的名著《欧洲中世纪简史》中开篇伊始就写道：“一个世纪以前，几乎人人都在为中世纪忧伤扼腕。公元500年至1500年，被看成是人类进步征途中一个漫长而毫无目标的迂回时代――穷困、迷信、黯淡的一千年，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新黄金时代分隔开来。正如1860年一位历史名家所说，在这千年之中，人类的意识‘处于梦寐或半睡半醒状态’，意志消沉，无所事事，缺乏独创精神，愚昧无知的教士控制着社会。十九世纪一位‘十分注意整洁的作家’，把中世纪谴责为‘不曾沐浴的千年’，而大多数人则简单地把它看作是‘黑暗时代’。十五世纪某一时期，黑暗终于消失了。欧洲苏醒了，涤除了污垢，又开始了思考和创造，在中世纪漫长的间歇之后，重新踏上前进的征途”。对此，霍莱斯特指出，这种陈腐的观点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今的史学家再也不会相信这种勒普·凡·温克尔式的理论了。经年累代的研究业已表明，中世纪社会仍在持续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甚大，乃至1300年的欧洲已大大不同于公元600年的欧洲了。史学家们现在认识到中世纪欧洲具有巨大的创造力，约在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临近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和经济的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它文明当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7] 显然，中世纪曾经被人们误解，并且至今仍被一些人误解。于是，就有了为中世纪“正名”的必要，就有了为中世纪“正名”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走近中世纪真实的过程。 0 2 历史主义的兴起与中世纪的“正名” 中世纪是“黑暗时代”的观点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产物，而中世纪的“正名”恰恰是伴随着对启蒙运动某种意义上的“反动”开始的，这就是西方近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思潮――历史主义的兴起。正是在历史主义观点的影响和推动下，中世纪开始被置于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加以把握，于是，中世纪的面纱终于被揭开，得以显现出客观原貌。 历史主义完全是西方近代思维的一个产物，是18世纪主要在德国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伴生物。雅克·巴尔松写道：“浪漫主义不是仅仅反对或推翻启蒙时代的新古典主义的‘理性’，而是力求扩大它的视野，并凭借返回一种更为宽广的传统――既是民族的、大众的、中古的和原始的传统，也是现代的、文明的和理性的传统，来弥补它的缺陷。就其整体而言，浪漫主义既珍视理性，珍视希腊罗马的遗产，也珍视中世纪的遗产；既珍视宗教，也珍视科学；既珍视形式的严谨，也珍视内容的要求；既珍视现实，也珍视理想；既珍视个人，也珍视集体；既珍视秩序，也珍视自由；既珍视人，也珍视自然”。[8]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历史研究领域里的表现就是历史主义。最初，历史主义是作为对启蒙运动的纯理性主义的反抗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在发展中，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逐渐渗透到人类精神的各个领域，取得了不同的历史形态，起到过不同的历史作用，因而也赢得了不同的评价。但无论如何，历史主义在其形成之初却标志着思维方式的一场重要变革。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梅涅克在其巨著《历史主义的形成》中指出：“历史主义的出现……是西方思维所经历过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之一”。[9] 尽管在历史的沿革中，人们对历史主义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概念，但对它在形成之初的一些基本特征，我们仍然可以作出大体上的规定。在这方面，梅涅克的观点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梅涅克认为：“历史主义最初无非是把在从莱布尼茨到歌德逝世的伟大德意志运动中获得的新生活原则运用到历史生活罢了”。[10]接下来，梅涅克讨论了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他看来，“历史主义的核心就在于用一种个性化的考察取代对历史和人的力量的一般化考察。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主义完全排斥对人类生活的普遍合规律性和类型的探索。它甚至必须这样作，并且把这与它关于革新的意识融合在一起”。[11]历史主义反对自古以来就流行的、尤其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史学所倡导的自然法理论关于千古不变的普遍人性，以及一切民族、时代和文化的理性统一性和永恒性的观点，强调各民族、各时代的历史和文化都因其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独特价值，主张具体地研究各民族、各时代的历史和文化，从多样化的个性中去理解历史的统一性。对个性的这种强调导致历史主义同样注重发展问题。“发展的思维方式与个性化的思维方式是直接休戚相关的。在个性――无论是单个人的个性还是理性的和显示的集体的个性――的本质中就蕴含着，它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呈现出来”。[12]没有个性，就谈不上发展；同样，没有发展，也谈不上个性。因此，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有机联系和连续性，反对割断历史，认为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是发展的产物，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都有其存在的根据和必然性。对个性和发展的这种强调带来了思维方式的变革。过去的历史研究都把“训世”这种实用的教育功能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而“由于发展的思想，迄今为止支配历史变革研究的那种被称作实用主义的方式被克服了”。[13]历史主义反对用抽象的理性原则，用理想的或今人的标准去概括和衡量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历史，而是强调直觉和沟通，要求设身处地地感受和理解各时代、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这就是历史主义奉为圭臬的“移情原则”。 历史主义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般认为，在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那里已经出现了历史主义的因素。为了走出人类理性的迷宫，莱布尼茨提出了单子的普遍差异律和连续律。一方面，一切单子及其构成的事物之间都具有内在的质的区别，在自然中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事物；另一方面，自然界从不飞跃，从最低级的构成无生物和植物的单子直到最高级的单子上帝，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系列，这个系列中的每一个单子都是直接与上帝相通的或者相连续的，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映着整个宇宙，都具有内在的力，都是一个力的中心。莱布尼茨的这些思想对历史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最先把历史主义态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是意大利思想家维科和德国思想家莱辛。维科把人类的历史看做是一个经历不同发展阶段的有机过程，其中每一个阶段都为后来阶段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价值，他们共同构成了不断进步的历史，因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而莱辛则认为，“历史是一个连续过程。他发展了莱布尼茨的连续性原理，并把它运用到历史上”。[14]莱辛所关注的主要是宗教的历史。在他看来，一切过去的和现在的宗教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能是完全与真理相符的，或者完全是谬误的。它之所以与真理相符，乃是因为它反映了一定时代的人对宗教的需要；同样，它之所以是谬误的，乃是因为它在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不适应人类精神发展业已达到的水平。 历史主义原则的确立必然导致对中世纪的重新评价。在这一过程中，18世纪下半叶德国史学家墨塞尔的思想占有开创性的地位。在墨塞尔看来，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产物，而民族精神又是与一个民族的地理、社会、经济诸因素密切相关的。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就是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和这些因素对正在变动着的各个阶级的影响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综合。在《奥斯纳布吕克史》这部名著中，“他把文化史方面的有关情况而不是政治方面的事情放在最突出的地位，而且，他不单重视制度的研究……，而且还探索了经济机构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15]尤其突出的是，在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的一片斥责声中，墨塞尔却高度赞扬中世纪，认为中世纪是“我们这个民族显示出最大的民族自豪、最大的体力效能和自己民族独具的伟大”的一个时期。[16] 墨塞尔未免把中世纪过于理想化了。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观点却拨动了欧洲人的心弦。随着浪漫主义的深入，墨塞尔的做法竟又被进一步发展。瑞士历史学家米勒和德国历史学家鲁登可谓是两位激进的代表。“米勒打算通过把中世纪的道德和成就理想化这个办法，来唤醒他的瑞士同胞不要忘记过去的光荣”。[17]而鲁登则“把中世纪德国史上的封建主义和封建时期理想化；当德国政治在1813年以后的紧张岁月里处境危殆，德国人民也愿意倾听颂扬过去的魅力的声音的时候，他很受欢迎”。[18]鲁登的观点充分表现了那个时代德国人在浪漫学派影响下所特有的怀旧情结。在《德国人民史》一书的序言中，鲁登宣称，“忽视德国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世代以前，中世纪还象是没有星光的黑夜。……后来那个可怕的不幸的世代才把那堵忽视和武断的围墙冲破。我们对自尊的需要才把我们送回到祖先那里。……我们发现的东西使我们得到愉快，从而加强了我们进一步钻研的愿望”。[19] 墨塞尔等人虽然矫枉过正，但毕竟唤起了欧洲学术界对中世纪历史和文化的兴趣。与墨塞尔等人差不多同时的赫尔德、黑格尔等哲学家，更多地从哲学的角度反对割断历史，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他们既反对启蒙运动把中世纪看作是一种倒退，看作是社会发展中的反常的中断的观点，也没有像一些浪漫学派那样把中世纪理想化，而是把它看作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一个必然的、重要的环节。他们也谈到基督教对文化的限制和禁锢，但也同样承认教会在保存和发展文化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和宗教关系密切的建筑艺术和一些实用艺术在中世纪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而在中世纪晚期形成的城市、同业行会、大学等等也都和教会的庇护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欧洲近代以理性和科学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决不是一夜之间从地下冒出来的，相反，它是在中世纪的母腹中逐渐地孕育成熟的。在此之后，尤其是经过主张写历史应“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的兰克学派的不懈努力，中世纪的文化终于得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现代历史学的视野中，长达千余年之久的中世纪已不再是西方历史上的一场可怕的梦魇。中世纪的早期的确发生了文化的衰退，但这场衰退却决不仅仅是蛮族入侵或者基督教文化专制的结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古典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结局。而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基督教逐渐与蛮族融为一体，像园丁一样小心地呵护着新生的文化嫩芽，终于使它成长为参天大树。当然，园丁也不可避免地要求这棵树苗按照他心目中的形象生长，于是免不了经常用暴力剪去一些不符合他要求的枝杈。但也正是这样，才成就了中世纪乃至如今独具特色的西方文化。其实，即便是在以反中世纪著称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人们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也依然是在中世纪锻造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形态在成熟时期所进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 现代西方学者艾略特有一段名言：“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如果基督教消失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20]无论艾略特的断言是否精当，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世纪的宗教文化观念对于后世欧洲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21]西方文化是所谓“两希文化”，即希腊罗马的古典理性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信仰文化的产物，忽视或不了解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就无以理解西方文化的真实个性。西方近现代的历史是直接在中世纪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把中世纪理解为与现代断裂的黑暗时代的传统观念，已经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了。在当代科技文化背景下，重新审视和反思这段已经远去的中世纪信仰的历史，无疑也会为今天提供一份值得借鉴的思想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