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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将新疆大片地方划为有主权争议的土地，否认中国在这些地方的主权。为了粉碎苏方的谎言，一位历史工作者赶往新疆，经过3年努力，出版了反映新疆历史的第一部专著――《新疆简史》，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新疆所有土地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个人就是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中亚史研究专家、中亚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治来先生。 师出名校，追逐梦想 1930年5月，王治来出生在湖南省衡山县，在抗日战争初期，先后进衡山县立女小和私立岳云中学读书。岳云中学作为当时湘中名校，教育理念先进，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对少年王治来影响很大。王治来晚年有诗记录了他对岳云中学的感情：“岳云赐我好基础，至今思之感其淑。”1944年，日寇占领了衡山县，年少的王治来被迫辍学，随家人逃往衡东山区。 1946年，中断学业的王治来凭借自学考入湖南国立师范学院附中文科班。该校对学生的要求相当严格，教材的深度也要超过一般的中学，《世界史》的课程就已经完全采用英语教材。爱学肯读的王治来在这里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这对于以后王治来在中亚史方面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王治来学习非常刻苦，在学习之余还热心地参加了民主运动，直到解放。 1949年，王治来以优异成绩考入他景仰已久的湖南大学，攻读文学。他为新中国百废待兴而激情澎湃，想要为国及早出力。1950年，恰逢部队急需理论人才，久存报国之志的他毅然放弃学业，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奔赴东北。经过军事培训和理论学习之后，1952年调到东北军区政治文化干部学校政治部宣传科，担任干事和理论教员。1953年，他又被选调至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科，任见习助理员。在几年的政治思想与理论工作的实践中，他深切地体会到理论和历史学习的重要性。 在国家号召干部继续深造学习的氛围里，渴求知识的王治来再次开始了求学之路。1954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出于理论学习的需要，他决心学好历史。当时的北大在王治来的眼里就是一片知识的海洋，图书馆里收藏的资料应有尽有，让他看得心里乐开了花。对知识如饥似渴的王治来一头扎进了这知识之海中。后来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到：“负笈离东北，赶车赴都门。只身来海淀，雀跃入燕园。重享清斋乐，深怀教育恩。图书海宇富，师保士林尊。昔读名中学，而今仰国魂。相携逐绵邈，前路莽昆仑。”追逐梦想，珍惜年华，王治来就这样开始了在历史方面艰难而快乐的求索。由于那时学习气氛极为浓厚，到图书馆学习的学生排成了长队。王治来和同寝室的室友为了能占上座位，常常是吃饭也像冲锋陷阵一般，吃完饭便风一样地跑向图书馆，一看便要看到晚上图书馆关门为止。 王治来回忆说，当时国家发给他每月25元的助学金，除了每月吃饭用去6元外，剩余的钱全部买书，一个月买下来，能买一大捆。每每回忆到这里时，王治来脸上就现出幸福的笑容。在这几年里，他买了《资治通鉴》、《资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等著作，这些书成为他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至今他还保存着。如此充实的时光很快过去，眨眼就是5年。 在回顾自己的求学之路时，王治来深怀感激。他直言在那段日子里他没有受苦。他说：一方面我的学业并没有遭受坎坷，我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使我能增长见识；另一方面是我的学习促成了我日后的工作，没有白费，这就是很大的幸福了，我更应该给国家回报些什么。 献身史学，执著坚韧 王治来说他与历史是有缘的。而他把毕生的精力投入中亚史的研究，却不能不从新疆史的研究工作说起。1958年秋，正值全国人大组织人员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28岁的王治来，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员，积极响应号召参加了这次活动，到甘肃敦煌南山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进行调查，3个月后，又前往新疆。在艰苦的调查结束后，他立即负责主笔编撰《哈萨克族简史简志》。1959年，王治来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从事新疆历史的研究工作。 1960年，中苏关系持续恶化，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利用新疆人民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进行挑拨分裂宣传，鼓动新疆边境牧民迁居苏联。1961年，苏联恢复一度撤消的哈萨克广播电台，播放迁苏人员的录音、讲话等，赞美苏联并煽动民族分裂情绪。在苏联不断诱骗之下，1962年4月，新疆边境地区的10多个县的数万边民，抛弃世代栖居的家园逃往苏联。紧接着，苏联在中苏边境急速增兵，挑起多次边境军事冲突，制造边境领土纷争，在哈巴河、吉木乃和布克塞尔、额敏、裕民、温泉、昭苏等边境地区，将大片中国领土单方面划为有主权争议的地区，公开否认中国在这些地区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以史为证就显得尤为重要。 形势紧迫，王治来再次赶往新疆，全身心投入新疆史的研究工作。为了更深入真实地反映历史，揭开历史的真相，王治来和同事们一道深入新疆边境的阿尔泰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取证。阿尔泰地区气候恶劣，严冬来得极早，气温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大雪遍野，寒气侵骨，他和同事坐着敞蓬卡车，在寒风大雪里四处辗转。饿了就只能啃啃僵硬的玉米，而晚上睡觉的情况就更为糟糕。由于牧民的毡房就架在结冰的地面，虽然铺上几层毡子，却仍能感觉到有刺骨的寒气，人仿佛就直接睡在冰层里。再加上毡房并不严实，四壁和天顶都能透风，不习惯的人怎样也是睡不好的。但时间和形势哪容他们去考虑这些？王治来和同事们只能咬牙苦干。 1965年，经过3年艰苦不懈地努力，我国第一本新疆历史方面的专著《新疆简史》问世。历史以铁一样的事实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新疆所有土地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 新疆属中亚的一部分，对新疆的历史的研究，激发了王治来对中亚历史研究的兴趣。中亚一直以来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地理概念。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初的界定，中亚的范围西起里海，东到大兴安岭，北自阿尔泰山、萨彦岭，南至喜马拉雅山。全部或部分属于中亚地区的国家有7个，即：阿富汗（北部），中国（新疆，西藏，青海，甘肃河西走廊，宁夏，内蒙古），印度（西北部），伊朗（北部），蒙古国，巴基斯坦（北部）和前苏联（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部分）。苏联解体后，一些学者将中亚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中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初的界定一致;狭义的中亚则指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5国，这5国在新的世界区划中是一个共同的政治文化区域。在研究上，一方面由于中亚地处中西交会之处，历史上曾是中西文明交融的一个中心地带，聚集了众多民族和世界各种不同的宗教流派，其复杂程度，要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另一方面则正由于其历史的复杂、语言的多样以及资料的缺乏等原因，长期以来我国的中亚史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再加上世界上可供参阅的文献也不多，要从事这一地区的研究，其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这对于任何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极大的勇气，没有坚韧不拔几十年如一日的钻研精神，是万不可能成功的。但王治来凭着从新疆研究中培养的兴趣以及对中亚史的着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亚史的研究方向。 王治来深有体会地说：“研究历史不可能有什么捷径可走，选择了历史研究，就没有所谓的冷历史和热历史的分别了。”他认为不能哪一段历史研究起来容易，大家就一拥而上，哪一段历史研究起来困难，大家就一哄而散。历史工作者就像是灯光的安装师，哪一个角落、哪一个历史的地层不曾被照亮，他们就要把灯光一直安装到那里，照亮那里。 回顾中亚史的研究经历，王治来感慨良多。他说最难做的就是一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有时为了一小段话一个确切的时间日期，就要跑兰州、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不费些周折还找不到。当然，找到了自然欢喜异常，但有时就是找不到，四处奔走也仍不会有结果，那时心里就十分难受，像丢了魂魄一般。而有些资料要到英文甚至俄文里去找。王治来曾学过多国语言，这一点无疑帮了他很大的忙。他说这么几十年做下来，真难！但他做到了，他说没有一点恒心和毅力，大概早就放弃了。 1980年，经过20多年坚持不懈地努力，王治来第一部也是我国第一部中亚史著作《中亚史》第一卷出版，这成为我国中亚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1986年，他又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详实的中亚古代史著作――《中亚史纲》，该书系统地阐述了从石器时代到16世纪初中亚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发展，以及与四邻各国的关系，至今仍是国内中亚古代史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1989年，他又推出《中亚近代史》。1991年至1992年期间，他又校注了《中亚蒙兀儿史》，此书成为研究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丝绸古道新疆和中亚段的重要文献。1997年，王治来与人合作编写出版了《中亚国际关系史》，同年他个人的第一本译著《巴布尔回忆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98年，王治来退休，但他仍未停止其心爱的研究工作。2000年，已是70岁高龄的他又欣然应新疆人民出版社之约，开始编写《中亚通史》一书。王治来编写该书既是出于对学术的热爱，也是想实现自己多年来写一部中亚通史的夙愿。2004年，这部全面、宏观而详实地展现了中亚多民族，多宗教，多种文化并存、碰撞、交融的巨著完成，它是我国第一部中亚通史著作。 2004年，在《中亚通史》的出版座谈会上，各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以及中亚各国大使馆代表，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该书资料翔实，富有见地，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中亚历史，推动中亚历史研究。特别是随着中亚各国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在中亚及世界各地的威胁加剧，《中亚通史》的问世为我们加强同中亚各国的友好交流与合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参考作用。《人民日报》也报道指出：它是“我国近年来出版的关于中亚的最为权威的一部融学术性、资料性与现实性为一体的历史性著作”。而且，大家一致认为王治来这种几十年不懈努力的精神，值得敬佩。几分耕耘几分收获，这是对王治来其人其文的由衷肯定和赞美。 “中亚研求四十年，而今须发尽皤然，为开风气追先哲，尚觉漫漫路在前。”在王治来的自题诗里，永不停歇、一生求索、矢志不渝的执著和热情历历可见。最近，王治来又翻译了《世界境域志》、《突厥世系》两部波斯和突厥的重要史料，进一步为中亚研究奉献了不可多得的资源。 教书育人，壮心不已 1983年，王治来在新疆工作了25年后调回长沙，在湖南师范大学开始他的教学工作。在学校，他既负责给本科生上课，又不遗余力地着手培养研究生，以期给历史研究储存后备力量。他常对他的学生们说：“学习历史靠的是兴趣，如果在将来没有继续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热情，那么要学好历史是很不容易的。”王治来也给他们讲自己过去的经历，说起与他当年同去新疆工作的几个人，有的经商，有的入了政府部门，后来都很少再接触历史。说起他们，王治来总会感到一丝遗憾。他更愿意看到有坐得住、有毅力和恒心的年轻人来沿承他的路子。他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坚持下去，总会有出成绩的时候，人最怕的是一辈子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他的存在和价值。正是在王治来的影响下，部分青年学者和学生开始选择历史作为自己奋斗的方向。对此，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丁笃本深有感触，他自1991年跟随王治来参与国家重点课题《中亚国际关系史》的工作以后，10多年来便一直从事中亚现代史的研究，在王治来的支持和帮助下积累了不少专业资料，不断产生新的研究心得，完成了《中亚通史》现代卷的写作任务，这一成果获得学术界的充分肯定。青年教师徐良利是王治来的嫡传弟子，他回忆说，王治来的鼓励与帮助是他最初攻读中亚史研究生的主要动力。如今他已是中亚史研究领域的才俊，近年屡有成果面世，并已完成有关中亚研究的博士论文。 王治来愿意和年轻人相处。常有青年教师因为各种各样的压力而发生动摇，对历史教育和科研工作失去信心，甚至一些在校的历史系学生，也时感前途渺茫，而自暴自弃。王治来每当发现他们存在这样的障碍时，总主动地去做工作，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退休以后，王治来仍担任学院的督导，以他的知识和经验热心指导青年人。 然而，令王治来感到遗憾的是，现在钻研历史的人少了，肯钻研中亚史的人就更少了。王治来为此而不无忧虑，他说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关于中亚等偏远地区的历史研究将可能出现断层。 长期的历史研究工作，培养出王治来深厚的文化感和民族感。在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对于历史经验的深思。他写到：“在历史上中国如果统一强大，就能维持对边疆的统治。反之，像唐朝末期以后那样，国家走向分裂，相继出现了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瓜分，辽、宋、金鼎立那种情况，必定会丢掉边疆，丧失国土。”又比如他写到：“哪一个国家的强盛又是靠宗教呢？为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强盛起来，究竟是要靠政治制度的合理，经济上的发达，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昌明，还是靠诉诸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难道这不令人深思吗？” 现在，王治来在师大校园里平静地生活，闲暇时也养养花，写写诗。写诗是王治来在历史研究之余的最大乐趣，他的诗集名称也就定为《史余斋诗稿》。他喜欢写诗，正如喜欢历史，不为名，不图利。他在诗稿的序里这样说到：“写什么呢？自念现在既无风花雪月的环境与兴致，即在过去，当我孤身一人在新疆处于困难的条件下时，有病也只能自己抵抗，从来不作呻吟，况今情况好转，完全无病，又何作什么无病呻吟？”“只是对往日的回忆总萦绕不去。我活了这么大的年岁，有幸曾经认识了一些我敬重的人，或为恩师，或为益友，或已经过世。前情不再，旧谊难酬。我若不写点东西以留纪念，又岂能对得起他们？”王治来大半生研究历史，到老年则在诗里咀嚼自己的历史，不彷徨，不忧伤。 王治来自20世纪60年代初奔赴新疆，一直到1983年，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与妻子和母亲三地分居，等到年过50才与家人团聚。“永夜寂寥何所寄，边城日夕忆慈萱。”他感慨地说绝不是自己不想家，那些因想家而跑回去和家人团聚的人很多，他只是坚持住了，他相信历史的天空能容下人的一生，他心底有热情的火一直在默默燃烧。而且，就是在现在，王治来也一直没有停止他的研究工作。“迟暮求名真浪语，余年感旧制新篇。虽云不足长沙舞，且赋归来再着鞭。”这是王治来现在心境的真实写照。 鲜花和掌声送给默默工作的人们！这些年里，王治来的《中亚史》第一卷和《新疆简史》分别荣获新疆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和特等奖；《中亚史纲》获全国第一届优秀教育图书荣誉奖、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中亚近代史》获国家教委首届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甘肃省第二届优秀图书奖；《中亚通史》获新疆图书奖一等奖。1992年，王治来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王治来“荣誉社会科学家”称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中亚史研究的会议也特别邀请他赴会参加，并有意让他负责丛书的编写工作…… 然而，所有的荣誉，在一个史学家的眼里，只是长河沙砾。但将其铺展、堆叠，却能折射一个人一生的广度和厚度。以史为家的人看穿历史，以史为家的人能让人明白得失尊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