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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民族。崛起之初“本无文字，惟刻木为信”。辽太祖神册五年（920）春，令人参照汉字“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始制契丹大字”。后又在契丹大字基础上参考汉文、回鹘文，创制契丹小字。金灭辽后，也沿用契丹字。契丹文字从辽神册五年创建，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下令“诏罢契丹字”另行女真字，在辽、金统治区域前后通行近300年。但在被诏罢之后即停止使用，故而消失不见，逐渐被后世遗忘。1922年，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发现的辽陵《帝后哀册》，开启了近现代契丹语言文字的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学界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其中，巴图是具有较大影响的当代学者。 推进契丹小字释读与研究 巴图1978年调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后，专心从事契丹文字研究工作，至今已40多年。在这期间，巴图克服简陋的科研条件，坚持钻研；在退休之后，他放弃闲暇，以年迈之躯，笔耕不辍，把契丹文字的解读和研究当做“人生不易多得的特殊的乐趣”。他以这种埋头研究、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在契丹小字研究领域取得许多成绩，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谜林问径》和《谜田耕耘》两部专著即为这些成果中的代表作。 20世纪80年代初，契丹语言学界只能解读契丹小字墓志的词语。1983年，巴图向全国民族古文字学术研讨会提交的两篇论文，论述并解读了契丹小字当时所见序数词与所能解的亲属称谓。这两篇论文颇有开创性，在释读契丹小字墓志方面也有很大的示范性。比如《纠邻墓志释读》一文，既理出了《纠邻墓志》的墓志名称、墓主世家、历任官职、主要事迹等基本信息，也列出了与墓主相关的其他方面的详细信息，如世家之中细列先人、兄弟、姊妹、妻子、姻亲，官历之中又列职官、封爵、殊荣，事迹之中又列边防得力、镇压李杨、平定内乱、讨伐阻卜等。这对释读此类墓志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996年，汇集了巴图20余年研究成果的《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署名即实）出版，共计48万字。该书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契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契丹小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较前人有所推进。作者共拟读契丹小字177个，译解1200词。巴图此书对契丹小字的研究在观点和方法上有一定突破。 识解《册志》所引汉文典籍 《谜林问径》出版后，各种学术刊物又陆续发布了20余篇契丹小字墓志。巴图每见一篇新出的墓志，就先校勘，后释读。这些成果在2012年汇集成《谜田耕耘：契丹小字解读续》（署名即实）一书。此书篇幅更大，共计96万字。 校勘是个烦难的工作，而巴图面对的是完全未知或是半知半解的文本，其艰难程度可能更大。他之所以坚持做这项工作，用他的话说，是因为“我的失误以及他人的失误，一再警示，必须校勘，必须尽可能地搞准文本。文本的字词错了，后头的研究论据都将成为无用之功”；“我费时费力坚持校勘，既求自己尽可能避免起步错误，更为后来者提供较好的文本，使他们省些时间，把宝贵的精力用在研究上”。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巴图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嘉惠后学的坦荡胸怀。 《谜田耕耘》一书在《谜林问径》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拓，那就是识解契丹小字《册志》所引汉文典籍的译文。《册志》的作者都很熟悉汉文典籍，他们会在《册志》中引用这些典籍。例如《圭宁墓志》引《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句；引《易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句，还有几篇志文也引用这两段话。对比汉语原文和契丹语译文，对比各志的译文，“可以识解原来不能识解之语”。据此，巴图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释读出不少《册志》所引汉文典籍的契丹语译文，确认了与这些引文对应的契丹字，也考释出这些《册志》中提及的不少古代人物，包括唐尧、虞舜、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盗拓、曾参等。这些对深入研究契丹小字有较大助益。 巴图在破解契丹小字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他所具有的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语言修养是分不开的。他通晓中国历史，尤其是北方民族史，他本人是蒙古族人，精通蒙古语，对汉语言文字的造诣也颇深，这些都为他研究契丹小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外，他还有比较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将释读和破解契丹文字视为自己的责任，认为“我们如果不作出应有的贡献，那将是失职”。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