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用灵活多样治理策略 自秦汉以来，黔中地区的开发长期集中在州县治所附近和交通要道所经的平地。而被史书称为“溪洞”的大量山区，因自然条件较差，发展相当有限，这些地区往往也是豪族大姓的天下。例如，自汉代以来，田氏长期控制辰、黔、思诸州之地，牂柯谢氏则长期掌控黔中南部。这些豪族大姓背后往往有强大的部族力量，隋朝黔安首领田罗驹“阻清江，乱夷陵”，而“诸郡民夷多应”；谢氏控制的牂州“胜兵数万人”，充州“胜兵二万”。 针对这种特殊状况，唐朝因地制宜，采取灵活多样的策略。例如，在旧有州县治所之间的隙地，主要以设置直属州县的方式，将“溪洞”纳入郡县体制，并以编户制度管理“蛮夷”；而在远离州县治所且为豪族所主导的部族地区，则主要通过招纳土酋以授职守令和朝觐制度等方式，对其进行管理。 即便同是开“溪洞”为直属州县，唐朝采用的方式和策略也有所不同，这在五溪地区尤为突出。五溪地区是黔中开发较早的区域，但活动在州县间的五溪蛮常常凭恃山险而扰乱地方，南朝时期《沅陵记》称“五溪十洞颇为边患，自马伏波征南之后，虽为郡县，其民叛扰，代或有之，盖恃山险所致”。面对这种情况，唐朝以“众建以少其力”为原则，通过析分旧县、缩小州县境域、开山洞等多种方式，解决对溪洞和豪族的管理问题。例如，将辰州分成辰、叙、锦、溪、奖五州，原来的五县增至二十县，既使这些“溪洞”都在国家直接控制之下，也有力地抑制和分化了地方豪族势力。 费州城乐县开辟的方式又有所不同。唐《十道志》称费州“江山阻远，为俚獠所居，多不臣附”。唐初，山南道大使李孝恭招慰生獠，“始筑城，人歌舞之，故曰城乐”。费州土著长期以山居为主，游离于州县之外而不受国家管控。唐朝通过筑城设县，将“獠”从山区移于平地，使其由“山居”改为“城居”，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将这些土著居民纳入郡县管治之下，而生产生活的改变也使其从“生獠”变为“齐民”。 “都督除授”和“南选”是选任地方官的不同方式。唐初，黔中州县官主要由都督府选拔当地“土人首领”充任，在唐朝初建以及黔中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情势下，这一度成为唐朝吸纳地方豪族参与政治秩序重建的主要途径。随着黔中州县数额和规模的大幅扩张以及唐朝统治的稳固，中央直接选任黔中州县官员的条件日臻成熟。高宗上元三年（676），唐朝颁布《更定选士例诏》，废止唐初以来直接任用土酋为黔中州县官员的旧例，代之以更为规范的选官制度——“南选”。南选是唐朝在黔中、岭南、福建等地推行的特殊选官制度，由中央派遣选补使和御史，负责对州县六品及以下官员进行选拔和任命，五品以上官员的选任则归于吏部。《册府元龟·铨选总序》曰：“其南选，先以桂、广、交、黔等州都督府所奏拟土人首领，任官未甚精选，乃令五品以上强明清正官，充南选使以补，仍令御史同往注拟。其有应任五品以上官者，皆使人供所管都督府相知，其条景行艺能政术，堪称所职之状开奏，故谓之南选。”唐朝在黔中和岭南施行南选，主要是为了解决都督直接选任土官出现用人不当的弊端。但从实际情况看，推行南选的实质在于将黔中州县官员的任免权收归中央，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州县制度。由此，中央既将黔中豪族置于国家的有效管控之下，又确保了当地土人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机会，从制度上弥合了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政治隔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