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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唐朝在黔中开发中能够取得重要突破，也与其推重文化交流不无关系。唐人诗文提及黔中时，不乏“荒陬”“蛮夷徼外”的描述，称其地“远僻”“不生五谷”。黔中观察使吕颂称：“溪洞蛮夷，性本生梗，木石为伍，鸟兽同群。”韦建《黔州刺史薛舒神道碑》云：“言语之所不通，抚柔之化风靡。”黔中道的治所黔州亦是“杂居溪洞，多是蛮獠，其性犷悍，其风淫祀，礼法之道，固不知之”。这些表述反映了华夏士人对边远族群有着强烈的“异己感”，也表明黔中与内地存在严重的文化隔阂。 对此，唐朝除加强制度建设外，还非常注重在黔中推行儒释道以及风俗教化。唐高宗时，在辰州置景星寺，此寺至明代犹存。唐朝在黔中还置有浦峰寺、三峿寺、同天寺、普明寺、金锭山寺、玄凤寺、紫极宫、千福院、开元观等，广布于辰、黔、播、涪、珍、思、施各州。庄州都督李敬博于经史，除任黔中后，“缘使部人写书”。武则天时期，牂牁建安丞牛腾“口不妄谈，目不妄视，言无伪，行无颇，以是夷獠渐渍其化”，同时笃信佛道的他“布释教于牂牁中”“置道场数处”。开元十八年，南州刺史唐虞景在当地造卢舍那石像，并刻立石像颂并序碑。晚唐宣宗时，黔中经略使南卓在任期间“大更风俗”，使得“凡是溪坞，呼吸文字，皆同秦汉之音，甚有声光”。唐朝还特别注重边疆与内地的物质文化交流。黔中诸州每年在赋税之外，还会将本地特产作为“岁贡”输入内地，包括纺织品、矿产、药物、手工品、食品等。各部族朝贡时，亦会将黔中出产的隔织、熊皮、狐狸皮、麝香等土产带至内地。唐朝则回赐这些部族以锦彩、器皿等物品。另外，唐朝还安排这些部族首领朝对于宣政殿、麟徳殿，并赐食于内亭子，向他们展现中朝的礼仪与权威。 在古代西南各地发展进程中，边远民族地区与王朝国家始终在依据变化的形势做着选择和调整，彼此有博弈，有交流，也有融汇，因而产生的影响也是相互的。钱穆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展扩，同时是文化的展扩，也是一种向心凝结。随着文化交流的推进，黔中的土著居民平时着以“椎髻皮服”的传统民族服饰，但到都督府集会时则“衣冠如华人”。同时，华夏人士对黔中的印象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诗人刘禹锡在《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中称黔中“近世人多过言其幽荒”，僧人义舟在熟悉黔中的山川、风俗后亦称“至黔而不知其远”，这与此前唐人对黔中的描述形成鲜明的对比。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4），南诏频繁侵扰黔中边境，并通过政治和武力进行双重威胁，欲将这些部族从唐朝的地方体系中分立出去，但这种企图并未成功，当地部族“共献表章而达于阙下”，朝贡始终络绎不绝。可见，华夏文化与黔中地方文化出现了更深入的融汇，作为统一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亦呈现出强大生命力。 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唐朝重视对西南地区的经略和开发，成效亦非常显著。岑仲勉曾评价说：“唐对于我国西南之开发，实有先路之功。”唐朝对黔中近三百年的开发与治理，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为唐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对推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具有历史性意义。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