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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古所见汉代中国与帕提亚的交流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国内陆续发掘的汉墓遗址中时有带域外文化风格的器物出土。这些发现不仅佐证了两汉文献关于帕提亚通汉的记载，而且也补充和丰富了以往研究汉与帕提亚丝路关系存在的不足。 1.青海大通银壶。该银壶独特之处在于，其口沿、腹部和底部分别装饰有波浪纹、卷草纹和雉堞纹。就其艺术渊源，学界大多数意见仍倾向于帕提亚说。银壶虽出土于匈奴墓中，但在该墓附近同一时期的汉墓中，还出土了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驼钮铜印，即说明该墓主人系匈奴人，此地时已归辖于汉。因此，将银壶归于帕提亚与汉中国交往关系的物证，亦可说通。 2.凸瓣纹银盒。出土于广州象岗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墓。现在看来，作为东西文化交流见证的银盒应属舶来品，其伊朗渊源说应该较为可靠。因为此类银盒出土的年代，往往都在西汉早、中期，即都属于汉与帕提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流入中国的实物。因此，在汉与帕提亚确立官方交往之前，汉代中国显然早已与帕提亚时期的伊朗存在文化交流的迹象。 3.广西寮尾陶壶。出土于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墓。总的来看，认定该陶壶属于自海路东来的帕提亚舶来品应该是成立的。 综上所论，我们可做以下总结和补充： 第一，以上三类物证，就其艺术风格论，大部分皆属于帕提亚时期的器物。其中可以肯定的是，青海大通银壶应该是从北方陆路传入的。 第二，凸瓣纹银盒出土墓葬的年代约为战国末年至汉初，其地点“既多毗邻沿海，又相距广远”。这表明在汉帝国依陆路正式通帕提亚以前，民间或地方已存在由海路通帕提亚的可能性。 第三，学界对于南越王墓银盒的舶来路线问题争议较多，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从海路传入，但仍有部分学者认为是从陆路传入。不过，广西寮尾陶壶的发现似乎进一步支持了南越王墓银盒借由海路传入的可能性。 第四，以上物证的入华，虽不能排除其中的一两件存在“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可能性，但不一定皆通过“转送”而来。所以，张骞西使以前，汉代中国与帕提亚极可能已存在直接的交往关系。 第五，现结合考古物证来看，帕提亚与汉代中国海路关系的存在，不仅早有文献可作推测，而且也越来越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