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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代中国—帕提亚交往与汉代艺术中的希腊化文化因素 20世纪初以来，国内不时发掘出土两汉时期带有希腊化文化特征的考古实物。这些实物有的具有典型的希腊文化特征，有的则表现出希腊化亚洲普遍流行的艺术风格。古典希腊和中国分处欧亚大陆两端，正是当道于丝路要冲的“希腊化亚洲”国家铺就了双方联系的桥梁。与汉代中国建立直接外交关系的西域“最大国”帕提亚为例，从相关考古实物出发，对帕提亚与希腊化文化的东渐问题作进一步阐述。 1.汉代有翼神兽。汉代有翼神兽的出现，与希腊化时期帕提亚帝国普遍流行的格里芬（Griffin）观念密切相关。汉通帕提亚后，汉代的石刻艺术中才普遍出现天禄、辟邪等有翼神兽的造型。这样看来，两汉时期艺术造型中有翼神兽和希腊装饰纹样的出现，显然是汉通帕提亚后，受希腊化文化影响至深的帕提亚艺术东渐的直接结果。 2.和田人首牛头莱通。就文化渊源和艺术造型而言，和田约特干遗址出土的人首牛头莱通，应源于帕提亚时期西亚地区普遍流行的艺术式样，而帕提亚时期人首牛头莱通的出现无疑是希腊化时期这一艺术融合潮流的继续和延伸。约特干在两汉时期为和田国的重要城市，为丝路南道的必经之地，张骞两次西使皆经过和田。因此，可认为和田出土的人首牛头莱通应该是带有希腊化特征的帕提亚人首牛头莱通进一步影响汉魏中国造型艺术的有力实证。 3. 山普拉马人彩色壁挂。壁挂中的马人形象应系希腊神话中的喀戎无疑，且该壁挂所反映的文化主题应与希腊化中亚地区流行的文化大有关联。山普拉马人壁挂显然属于帕提亚时期西亚和中亚地区普遍流行的织物式样。而就其所体现的文化要素而言，马人吹长笛的形象在希腊罗马造型艺术中较为常见，站立的武士及其装束则又体现出其中亚身份和草原游牧民的属性。帕提亚人长期受希腊文化浸染，且本身又具有游牧民族的文化渊源，要说该壁挂出于帕提亚帝国的艺术家之手亦无不可。该马人壁挂在山普拉的出土，不仅反映了爱希腊的帕提亚对汉王朝边疆地区文化艺术的影响，而且也说明了汉代中国与帕提亚在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考古材料已说明前张骞时代的中国与帕提亚已存在交往关系。帕提亚时期希腊化文化因素的入华，是丝路初兴阶段内陆欧亚文化发展的重要篇章。在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构成的两极贸易体系中，帕提亚籍其地缘优势，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角色。在汉代中国与“爱希腊”的帕提亚相互交往的300多年里，帕提亚本土的文化因素与帕提亚艺术中所混杂的希腊化文化因素亦逐渐地越过葱岭，东渐入华，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汉代中国文化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历史》2018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