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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札記——對“否吏及宦”句式簡文及相關問題的釋讀 范鵬偉 科學出版社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多處出現“宦皇帝”“宦皇帝者”“宦”等詞，給漢代的皇帝制度以及職官制度的研究帶來了源頭活水。裘錫圭先生的《説“宦皇帝”》指出《新書·等齊》“官皇帝”應為“宦皇帝”，“宦本是為人臣僕的意思。郎官、謁者之流本是門廊近侍，有類家臣，故以‘宦’稱”。[1]閻步克先生的《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不僅研究了“宦皇帝”者的人員構成，而且重點論述了“宦皇帝”群體與“吏”的不同。[2]其後又有黃怡君、孫少華等人對部分簡文中的“宦皇帝”作過討論。黃文指出了閻文對簡二一〇的解讀所存在的問題，認為其中的“非吏及宦”是“非吏”及“非宦皇帝”，但同時又認為，簡二九一—簡二九三中的“不為吏及宦皇帝者”指的是“不為吏者”與“宦皇帝者”[3]；孫文在論述中對簡二九一—簡二九三中“不為吏及宦皇帝者”的斷句和理解與閻文、黃文相同。[4]上述幾篇文章的研究主旨各有不同，但是在具體的討論中對於個別“否吏及宦”句式簡文的解讀仍有可商榷之處。 關於“宦皇帝”的身份構成。裘錫圭先生在解讀《新書·等齊》時認為“郎官、謁者”屬於“宦皇帝者”[5]。閻步克先生進一步細化為“主要包括中大夫、中郎、外郎、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御驂乘、太子舍人等，他們構成了一個侍臣系統。”[6]由於資料所限，“宦皇帝”者應該不止於上述職任，所以閻文用了一個“等”字，但閻文將其歸納為“侍臣系統”的論斷給本文以極大的啟發，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探討《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否吏及宦”句式簡文及相關問題的釋讀。 一、“非吏及宦”應指“非吏及（非）宦” 《二年律令·置吏律》載： 有任人以為吏，其所任不廉、不勝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罰金四兩，戍邊二歲。（二一〇）[7] 閻文對此條的解釋存在前後矛盾之處。閻文先説： “對任人不廉不勝者，其人若‘非吏’、或者是‘宦皇帝者’的話，懲罰是罰金和戍邊；相應可以推知，這人若是‘吏’的話，懲罰就是‘免任’了。換句話説，‘亦免任者’所針對的，應該是‘吏’。”[8] 後面又説： “為什麼對‘吏’免官而已，對‘宦’者卻不僅是免官，還得罰金和戍邊呢？這個道理也很簡單：由前可知，人們之所以肯去‘宦皇帝’，只是為了由宿衛或侍從獲得進身資格；至於做郎官本身，那是沒多大便宜的。......這樣看來，對‘宦皇帝者’中任人不善者，若只是免官的話，不就太便宜他們了麼？一定得加上罰金和戍邊二歲，才能構成與‘吏’之‘免任’同等力度的懲罰呢。同時我們看到，對‘宦’與‘非吏’的懲罰是相同的，説明在時人看來，‘宦’與‘非吏’的待遇相近。”[9] 先認為對“非吏”和“宦皇帝者”的懲罰是罰金和戍邊，“免任”針對的是“吏”；後又認為對“宦皇帝者”不僅是免官，還得罰金和戍邊。 閻文解讀的問題，除了前述的矛盾之外，還在於：如果對“宦皇帝者”來説，“之所以肯去‘宦皇帝’，只是為了由宿衛或侍從獲得進身資格”，那麼“免任”應該纔是最致命的懲罰，這一懲罰將直接斷送了這些人“獲得進身資格”的基礎，並不是“太便宜”。而且，如果對“宦皇帝者”作閻文後來的解讀，那麼，依據簡文的行文順序，“非吏”者的懲罰也就變成了既免任又罰金、戍邊，可是，對“非吏”而言，本就無職任，若要免任的話，免何任呢？ 歸根結底，是閻文對簡文“非吏及宦”的解讀出現了失誤。簡文後一句應該斷為：其非“吏及宦也”，罰金四兩，戍邊二歲。“非吏及宦”應當指的是“非吏”及“非宦（皇帝者）”。即對“非吏”及“非宦皇帝者”的懲罰是罰金四兩外加戍邊兩歲。黃怡君《再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置吏律>簡210的“非吏及宦”》也持此種觀點。[10]由於這些人“非吏”也“非宦皇帝者”，因此他們無職任可免，只能是罰金加戍邊。與此相對，簡文前一句“有任人以為吏，其所任不廉、不勝以免，亦免任者。”所對應的應該也是包括了“吏”及“宦皇帝者”在內。這樣，《二年律令·置吏律》這條簡文，針對的其實是兩類人群：有職任者和無職任者。所任不廉、不勝以免，置吏者也要承擔連帶責任。置吏者有職任，則免職任；無職任，則罰金、戍邊。我們從傳世史料的記載中也能找到類似的證據： 《漢書·何武傳》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為詭衆虛偽。武坐左遷楚內史。”[11]何武作為京兆尹，舉人不賢，要受坐左遷。《漢書·蕭何傳》載：“（蕭壽成）坐為太常犧牲瘦免。”[12]犧牲瘦的主要責任當然不是長官太常，而是辦理具體事務的太常僚屬，此條應該可以和“置吏不廉、不勝任”的罪名類比。《漢書·杜業傳》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13]太常選舉不實，懲罰也是免官。 我們再來看兩條處罰案例，作為側證。《漢書·景帝紀》中載： 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14] 吏在遷徙、免、罷時接受故官屬財物而犯法，所處的懲罰主要有“奪爵”“免之”“罰金”“沒入所受”。這些處罰並不是全部施行，而是有各自的前提。首先，“沒入所受”應該是不管有爵無爵、有職無職都要罰沒的，因此，這條懲罰是針對各種情況的。其次，關於“奪爵”“免之”。《漢書》“免之”後有注：“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説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15]顏師古的解釋可能更加接近原意。因為被“免”、被“罷”的吏已無職任，但“遷徙”的吏可能還有職在身，所以對吏“遷徙、免、罷”的懲罰應該就是有爵奪爵且有職免職。最後，這個“無爵”的情況應該是繼前面兩種情況而起的“無爵無職”的情況，這種情況下，對他沒有什麼可以罰的了，就罰金二斤。 《漢書·衡山王傳》中的記載也能證實上面的推斷。《衡山王傳》載： 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16] 這裏的表述就很明確了：首先，“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皆當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這裏“吏”和“近幸臣”是並列的，處罰是被免。其次，“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這個“它”，蘇林注曰：“非吏故曰它。”顏師古注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17]蘇林的注沒有得其要旨，顏師古的注則一語中的。“它”應該就是上文所説的“宗室近幸臣”。賈誼在《新書·等齊》中舉了很多例子來論證諸侯王往往比擬皇帝。例如：“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所在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謁取告， 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 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18]王的近幸之人正是可以比擬“宦皇帝者”的群體。由於前面已經將“吏”和“近幸臣”並列，處以免任。所以後面“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就應該是“非‘吏、它’”即“非吏”“非它（近幸臣）”並列，處罰是贖死金。斷句應為“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這和《二年律令》簡文的行文就高度類似了。 綜上所述，在律文、詔書、官僚廷議中，犯法的“吏”與“宦皇帝者（宦於王者）（近幸）”是類似的懲處標準，而“非吏”與“非宦皇帝者（非宦於王者、非近幸）” 是類似的懲處標準。也就證明了將《二年律令·置吏律》 二一〇簡解讀為“有任人以為吏，其所任不廉、不勝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非）宦（皇帝者）也，罰金四兩，戍邊二歲。”是正確的。 二、“不為吏及宦皇帝者”應指“不為吏及（不為）宦皇帝者” 《二年律令·賜律》載： 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關內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二九一）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裊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毋爵者，飯一斗、肉五斤、酒大半斗、醬少半升。（二九二）司寇、徒隸，飯一斗，肉三斤，酒少半斗，鹽廿分升一。（二九三）[19] 閻文在論述“吏”有祿秩而“宦皇帝者”無祿秩時説：“在上文中，‘不為吏及宦皇帝者’以爵為比。‘不為吏者’當然無秩，讓他們以爵為比是很好理解的；可‘宦皇帝者’顯然也是官兒，他們的賜物，為什麼依照爵位而不是依照於祿秩呢？這就回到前面的論點上了：這些‘宦皇帝者’沒有祿秩，按慣例是依照爵位。把‘宦皇帝者’跟‘不為吏’者做同等考慮，可見‘宦皇帝者’跟‘不為吏’相近，不被朝廷視之為‘吏’。”[20]黃怡君《再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置吏律>簡210的“非吏及宦”》一文也認為簡二九一—簡二九三中的“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句法與簡二一〇“非吏及宦”的句法不同，指的是“不為吏者”與“宦皇帝者”。孫少華《“宦皇帝”與漢初諸子文學的“母題共性”》也作如此認識。[21]黃文還參考《賜律》簡二九四“吏官庳（卑）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賜之。”認為“若簡291-293指的是‘不為吏及不為宦皇帝者’，就不能與簡294説的某些吏‘以宦皇帝者爵比賜之’相對照了。”[22] 此條所賜為何我們不得而知。由於閻文主要在論述“宦皇帝者”與“吏”的不同，因而在解讀時，將“‘宦皇帝者’跟‘不為吏’者做同等考慮”，但此句的斷句值得再討論。依照閻文的理解，“不為吏”者與“宦皇帝者”都是按照爵位來賜賞的。“不為吏”者沒有職任無法區分，因而以爵位賜賞可以理解。但是，“宦皇帝者”有具體的職任，除了爵位序列外，還可以有其他的序列（如職任）可用來作賜賞的劃分標準。我們看《惠帝紀》詔書中，在賜賞時對於閻文所認定的“宦皇帝者”就是按職任賜賞的：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宦官尚食比郎中。謁者、執循、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23] 黃文實際上繼承了閻文的認識。其文提出的“若簡291-293指的是‘不為吏及不為宦皇帝者’，就不能與簡294説的某些吏‘以宦皇帝者爵比賜之’相對照了。”[24]的反向假設正好暴露了其缺陷。我們也可反向假設一下：如果按黃文的理解，簡二九一—簡二九三是在説“不為吏”和“宦皇帝者”按爵級如何如何賞賜，那麼簡二九四中“官卑而爵高”的吏比照“宦皇帝者”爵位受賜，就等同於比照“不為吏（非吏）”的爵受賜，這就產生了矛盾——“吏”比“不為吏（非吏）”，從而導致“官卑而爵高”的吏、“不為吏（非吏）”、“宦皇帝者”成了一個標準，那上述簡文作各種劃分還有什麼必要呢？ 如果我們將“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重新斷句為：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即賜的對象是“不為吏”及“不為宦皇帝者”兩個群體。將“吏”與“宦皇帝者”等同，而不是如閻文、黃文那樣將“不為吏”與“宦皇帝者”等同。那麼對簡文的解釋似乎就更加合理了。將“吏”與“宦皇帝者”等同的例子在《二年律令》中還可以找到。如《二年律令·戶律》載：“欲益買田宅，不比其宅者，勿許。為吏及宦皇帝，得買舍室。（三二〇）”[25]及《徭律》“吏及宦皇帝者不（四一一）與給傳送。......（四一二）”[26]等。《惠帝紀》詔書中也有“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27]的記載。 這樣，《二年律令·賜律》此條的賜賞對象就“變”成了“不為‘吏及宦皇帝者’”。參看後文所列舉的二十等爵中的爵級，由於這些人不是“吏”也不是“宦皇帝者”，共同的特徵是“有爵無職”，因而無法按照職任來賜賞，只好以爵級為依據來劃定賜賞等級。相反，“吏”與“宦皇帝者”，他們除了爵位等級外，還可以以其他序列等級來賜賞（比如《惠帝紀》詔書中的具體職任），所以就不是必須以爵級來受賜了。而當吏的官卑而爵高時，按官受賜顯然“吃虧”，所以允許按爵比照“宦皇帝者”的爵位，來受賜，為什麼這樣操作？下文便作論述。 三、“吏官卑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賜之”是對官卑爵高的吏的優待 《二年律令·賜律》載： 吏官庳（卑）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賜之。（二九四）[28] 閻文認為： 無論如何都能看到，在“吏官卑而爵高”的情況下，朝廷允許“吏”根據自己的爵位，比於“宦皇帝者”之依爵賞賜等差，卻不是比於“宦皇帝者”之祿秩等差。這再度説明，“宦皇帝者”有爵而無秩，所以想比其祿秩也沒法兒比。這種“以宦皇帝者爵比賜之”的制度，我想有時會成為一種“秩一爵一秩”的繞彎子“比”法，也就是説，先由“吏”之爵比於“宦皇帝者”之爵；再由此爵、秩相比之法，“比”於某級之秩。比方説吧，有一位三百石之“吏”擁有五大夫之爵，那麼他受賜時應先比於“宦皇帝者”中的五大夫，再遵循《賜律》“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五大夫比八百石”的條文，按八百石受賜——又“比”回到“秩”這邊兒來了。[29] 如上所論“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指的是“賜不為吏及（不為）宦皇帝者”，所以閻文比方中的“再遵循《賜律》‘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五大夫比八百石’的條文，按八百石受賜——又‘比’回到‘秩’這邊兒來了。”是有問題的。不過這不影響閻文上面關於“宦皇帝者”無祿秩的論述。由於閻文旨在論述“宦皇帝者無祿秩”，所以其解讀是，允許“吏”根據自己的爵位比於“宦皇帝者”之爵來受賞賜，而不是比於“宦皇帝者”之祿秩等差來受賞賜，説明的是“宦皇帝者”有爵而無秩。 此條還可在閻文基礎上作另外的解讀。在“吏官卑而爵高”的情況下，由於官卑所以祿秩低，用這個低祿秩受賜顯然“吃虧”，這時候國家允許這些人他們以高爵位來比照同等爵位的“宦皇帝者”從而提高受賜標準，然後受賜。也就是説，假設一個五大夫爵的低職吏，他可以按照一個五大夫爵的“宦皇帝者”的標準來受賜。簡文這裏只有“爵—爵”的比照，按爵位序列來比照，拋開律文的規定，那麼“官卑而爵高”的吏可以比擬的其實有三種人：①擁有同樣爵位的“官高”的“吏”；②擁有同等爵位的無職任群體（如前文所述的“非吏、非宦皇帝者”）；③擁有同等爵位的有職任的“宦皇帝者”。第一種情況下，讓一個官卑的吏去比照官高的吏，會造成“吏”群體內部賜賞標準的矛盾與混亂，這應該是不作這樣規定的原因所在。這樣就只剩下後面兩種情況。由於“宦皇帝者”是皇帝的近侍群體，地位比較特殊，所以，在“吏官卑而爵高”情況下，吏要受賜，國家允許他以爵位來比擬同等級爵位的“宦皇帝者”的受賜標準，而不是讓他去比擬同等級爵位的無職任群體，這實際上是對“官卑而爵高”的吏的一種特殊優待。 《漢書·惠帝紀》載：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宦官尚食比郎中。謁者、執循、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太子禦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30] 《漢書·昭帝紀》載：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宮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31] “民”裏面也有“非吏、非宦皇帝者”，對比後文的近臣宦皇帝者，顯然後者的賜賞更加豐厚。假使一個官卑爵高的吏要比用爵位比照同等爵位的其他群體，在不能比照“吏”而只能在“非吏、非宦皇帝者”“宦皇帝者”中選擇的話，比照同等爵位的“宦皇帝者”顯然更合算。 這種優待可能不僅包括所賜物資數量，還包含賜予資格的給予上。《漢書·宣帝紀》載： 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賜天下人爵各一級，孝者二級，女子百戶牛、酒。租稅勿收。[32] 如果拋開這條賜令中所賜為爵位的限制，假設有一個五百石的吏，那麼根據這條賜令，他可能只能享受到“天下人”的待遇；但如果他官卑而爵高，國家可能就允許他比照“宦皇帝者”，那麼他就可能躋身於“宦”的行列享受同等的待遇。 綜上，筆者以為這就是《二年律令·賜律》這條規定的用意所在——給他們一個“吏”以外的標準作參考，而且這個標準相對而言是在優待這些官卑爵高的吏。 [1] 裘錫圭：《說“宦皇帝”》，《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2—153頁。 [2] 閻步克：《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 [3] 黃文還提出“非吏”有時候包含“宦皇帝者”在內，不過對這一點，黃文的解讀值得商榷，其對《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中顏師古的注所針對的對象的理解也有錯誤。參見黃怡君：《再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置吏律>簡210的“非吏及宦”》，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286。 [4] 孫少華：《“宦皇帝”與漢初諸子文學的“母題共性”》，《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第39—48頁。 [5] 裘錫圭：《說“宦皇帝”》，《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2—153頁。 [6] 閻步克：《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 81頁。 [7]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8] 閻步克：《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 83頁。 [9] 閻步克：《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83—84頁。 [10] 參見黃怡君：《再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置吏律>簡210的“非吏及宦”》，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286，本文將從其他方面再作證明。黃文還提出“非吏”有時候包含“宦皇帝者”在內，不過對這一點，黃文的解讀值得商榷，其對《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中顏師古的注所針對的對象的理解也有錯誤。。 [11] 《漢書》卷八十六《何武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484頁。 [12] 《漢書》卷三十九《蕭何傳附蕭壽成》，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013頁。 [13] 《漢書》卷六十《杜周傳附杜業》，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682頁。 [14] 《漢書》卷五《景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40頁。“奪爵為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原標點為“奪爵為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此處筆者作了改動，原因見正文。 [15] 《漢書》卷五《景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41頁。 [16] 《漢書》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152頁。 [17] 《漢書》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153頁。 [18] （漢）賈誼撰，閻振益、鐘夏校注：《新書校注》卷一，“等齊”，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46頁。 [19]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9頁。 [20]閻步克：《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 81頁。 [21] 孫少華：《“宦皇帝”與漢初諸子文學的“母題共性”》，《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第39—48頁。 [22] 參見黃怡君：《再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置吏律>簡210的“非吏及宦”》，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286。 [23] 《漢書》卷二《惠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85頁。 [24] 黃怡君：《再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置吏律>簡210的“非吏及宦”》，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286。 [25]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3頁。 [26]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64頁。 [27] 《漢書》卷二《惠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85頁。 [28]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9頁。 [29] 閻步克：《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82頁。 [30] 《漢書》卷二《惠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85頁。 [31] 《漢書》卷七《昭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8頁。 [32] 《漢書》卷八《宣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42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