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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研究层面，国内外学者对晋商的关注始于票号。早在1905年，英国传教士在《中国银行与物价》一书中就设有“中国票号”章节。民国时期，马寅初、卫聚贤、陈其田等人关注的也主要是票号。之后，在不同历史时期众多学者的努力下，晋商研究关注层面扩大，层次深化，论著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关山西地方社会和晋商学术研究方面的论文有1000余篇，著作近200余部，涉及票号兴衰、晋商经营、晋商工商各业、地域性晋商、晋商会馆、晋商金融、晋商家族、晋商生活、晋商商业伦理等，反映了学界对晋商研究的重视。 这些成果数量虽多，问题却也不少，最大的问题是存在不少的重复研究。有些研究的题目变了，但论著所涉及的内容还是原来那些，等于是新瓶装旧酒。其主要原因是对新资料的使用不够，尤其是忽视大量涌现的信函、账册、票据等山西商人在商业实践中实际运用的民间契约文书资料。 在晋商研究中，对山西民间碑刻资料的发掘及应用，尤其是对一个区域的碑刻文献进行系统、深入的发现、整理及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在此背景下，《晋商史料集成》充分搜集新史料，为晋商史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丰富中国经济史材料 《晋商史料集成》依据史料类型，共分为十三类:合约、万金账、股票;信稿、信件;簿记、借约;票帖、兑换券;规程;商业知识;信息;诉讼呈文;商标广告、包装;著述;商人家庭;其他相关资料;附录。 这些史料出自山西省收藏家协会前会长刘建民。刘建民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收集与晋商有关的纸质文献资料，凡是晋商在经营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文献材料，哪怕是一个小纸条均予收集，包括信函、账册、凭折、票据、合约等数万件。 如果我们遵从中国经济史学术理路，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类，以反映明清时期农业社会与手工业加工为主要门类的资料，主要包括地方风俗、区域文化、土地利用和买卖转让、家族兴替、人口流动迁徙、土地物产、手工业加工甚至矿冶业、初级市场形成和分布等。第二类，反映山西商人从初始的地方性商人到“行商天下”的经营思想、操作要领的一系列完整的、体系化的资料。第三类，反映个人、家庭、字号组织、行会团体等经济主体相互往来所建立的错综复杂的静态性经济契约，以及履行契约过程中的动态性、延伸性资料;特别是经济机构、组织的形成、发展和消亡的整体性轨迹资料。第四类，充分揭示山西商人从商业经营向金融经营升华的过程，以及完成金融垄断之后的“汇通天下”，一直到衰败消亡，乃至消失之后对地方影响的一系列环节性资料，其中不乏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手资料。第五类，反映山西商人的经济活动与国家、地方政治三者相互关联的综合性资料。第六类，反映微观经济学视野中经济组织——商业字号的几乎所有生存发展全进程的，包括运行机制、管理制度、人才培养、往来交往、利益分配、收歇清理等全方位的资料文献。第七类，给出了明清时期中国货币序列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动态的、区域化的纷繁复杂的体系化的资料。这对于完成明清中国货币史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第八类，对于建构真正的中国会计史无比珍贵的、成体系的、堪称填补空白的会计账册和票据。第九类，生动反映商人思想、经营理念的系列商号、商人家庭信稿、商人论著、商业知识手册、商业规程等。 这套资料的出版将拓展晋商研究诸领域，帮助我们修正学术界对晋商的某些偏颇认知，弥补晋商研究中的许多薄弱环节。同时对明清商业金融乃至整个明清经济史的提升乃至突破，也是值得期待的。这可以从学科领域、资料类型、文献整理等方面加以论述，这里仅从学科领域层面稍加分析。 助力部门经济史研究 从具体学科领域来看，这样一份厚重的资料，当然需要多学科的综合解读及研究。这些学科领域，宏观言之，如部门经济、区域社会经济;微观言之，如商人群体、商人思想理念、商人经营相关的制度机制、地方商人集团比较研究等，均可由此取得新的材料。这里，我们以账局、放账铺问题为例，从学科领域——部门经济史的角度对其价值做一些论述。 除了放京债的事例，传世文献对于账局的记载非常匮乏。20多年前，黄鉴晖先生曾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对账局做了最早的研究，但因为资料匮乏，对账局核心层面的问题，如账局资本的组织方式、账局如何为工商企业服务、账局的业务怎么样、账局放款利率怎么样等一系列问题，均未涉猎。而所有这些通过《晋商史料集成》，都将有比较详细的了解。 从时间上说，材料包含乾隆年间两家账局的文书，直至清末民初。从材料类型上说，有合伙约、有清单、有账册、有借贷契约，还有账局的东家所开的其他字号的相关材料等。至于放账铺，在相关传世材料中亦罕见记载，只有清代几种方志及文人文集中偶尔提到，而《晋商史料集成》，既有关于放账铺的调查报告，也有与放账铺相关的大量清单、合伙约，甚至账本等。由对账局、放账铺的重新研究，我们几乎可以重新认识账局、放账铺，这同时也意味着不但对清代前期以来中国传统金融机构，而且对华北地区城市金融(账局)、农村金融(放账铺)也会有新的认识。 《晋商史料集成》对票号、典当、银号、钱庄及其他私人高利贷者资料的搜集量也相当大。尤其是典当业，有大量的当商信稿、典当业年终总结或账期清单、典当账簿、开设典当合伙约、典当业手册、典当尺牍、当票等。由此，应可重新认识晋商典当业，尤其是晋商在山西以外地区经营典当业的情况，及清代以来山西典商的整套经营制度、机制。 拓展全国商业研究思路 通过对这些资料进行商人、商号、行业、地域的归户，再配合方志、文人文集、小说、报刊杂志、档案、地方碑刻等类型材料，我们一方面有可能对山西商人进行更小的地域性研究，如研究平遥商人、祁县商人、太谷商人、忻州商人、汾阳商人、孝义商人等，还可以分地区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研究，如研究在直隶、河南、山东、湖北、四川、江南以及全国晋商的活动及经营，及因他们的活动引起的华北乃至南方一些省市的地方商品化、产业分工发展、城市化、近代化进程等。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此丰富的商业文书资料，必然促使我们从商人商业的角度探讨“民间契约文书”，揭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社会等不同类型的契约关系及契约本身的演变。例如山西商人书信的整套“专门用语”真实地反映了书信在他们开展商业活动过程中的工具性特征，具体有号信和家信，空信、银信和物信，随信和统信，内信和外信以及脚信、邮信、转信和捎信等不同用语。甚至邮政史、移民史、语言文化研究、传统广告研究等都可以由此取材。 总而言之，对这套资料的整理及深入研究，必将以全新的视角更新晋商、明清商业金融史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升其学术水准。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