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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找到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最早出处是在南宋（原文为“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见范成大《吴郡志》），但对江南特别是对苏州、杭州的赞誉在唐朝后期已经盛行。天堂的涵义不仅是经济富庶，还包括风景优美、生活宜人。这固然离不开适宜的自然环境，更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当时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和城市的服务行业。唐代苏州与杭州的治所就在今天的苏州与杭州，杭州的辖境大致与今天的杭州市相当，但苏州辖境包括除崇明以外的今上海市和嘉兴市，所以与杭州是连成一片的。在“苏杭”这一区域中，“苏”不仅排在“杭”之前，辖境也比杭州大得多。说苏州已成为当时江南之首，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到南宋初，就有了“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说明苏州（1113年改置平江府，治所、辖境不变）和常州已是南宋最主要的商品粮基地，苏州、常州的丰收就能保证南宋的商品粮供应。因唐代苏州的东部部分于五代期间分置秀州，宋代苏州已不包括今上海市的南部和嘉兴市辖区。常州的治所即今常州，辖境大致包括今常州市、无锡市和宜兴市。杭州虽是南宋的“行在所”（临时首都），经济的繁荣、服务业的兴盛和湖光山色使其仍能享有天堂的美名，但毕竟耕地有限，农业生产不足与苏、常相比。而苏州的经济地位更加稳固，已居南宋全国之首。 元灭南宋的过程中，江南未发生多少战事，入元后依然是全国经济重心所在。杭州虽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商业、服务业也受到影响，但仍属经济发达地区。随着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松江府逐渐成为棉布的主要产地，以至有“衣被天下”之称。松江的经济地位虽难说已列江南之首，但肯定可与苏州、杭州、常州比肩。 明初定都南京（应天府），太祖朱元璋又划定了一个范围极大的京师，包括今江苏、安徽两省与上海市，一度还将已属浙江的嘉兴府大部划入。南京不仅是首都，也是江南的行政中心。尽管朱元璋曾以严厉措施打击江南富户，并将一部分苏州富户强制迁往他的故乡凤阳，但无法改变京师南北悬殊的贫富差距。他曾大力兴建规模超过南京城的中都，最终不得不停建，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所在的淮北实在太穷。待明朝首都北迁，南京虽在名义上、制度上仍拥有京师的地位，实际却降回省级行政中心。由于基本的经济格局没有改变，加上手工业、商业的比重逐渐加大，苏州府、松江府的重要性更加显著。 明朝中期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说明全国商品粮的基地已转移到湖广（今湖北、湖南），但这并不意味着苏常、苏松地区在经济地位上有丝毫撼动。由于耕地开发殆尽、人口密集，苏州的粮食产量甚至已无法满足本地的消费，但发达的商业、手工业和不断创新的服务业却创造了更多财富，使苏州人不仅能购买商品粮，还能获得丰富的商品和商业服务。“苏松赋税半天下”的说法虽说夸张，但“苏松赋税甲天下”、其赋税额度所占比例为全国最高却是不争的事实。从明朝留下的各种赋税钱粮统计数字看，苏州府、松江府承担的赋税额度和实际上缴纳的米麦钱钞，不仅一直是全国最高，也远远超出了两府田地、人口在全国所占的百分比。从数字上看，苏松无论赋税总量还是人均的赋税负担均为全国最高，但从各方面记载看，苏松的官绅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准不仅不低，而且还相当富裕舒适。这应该是由于当地手工业、商业、服务业发达，还有农业以外的财富收入的缘故。因此就经济而言，苏州、松江稳居第一、第二位，始终高于常州府与浙江的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明朝曾设苏松常镇（镇江府）兵备道，苏-松-常的排序已成定局。 清初改南直隶（南京）为江南省，又于康熙六年（1667年）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清朝在各省督抚下设专管财赋和人事的布政使一员，只有在江苏省设二员，一驻江宁（南京），一驻苏州。这不仅显示了江苏作为全国财赋重地的特殊地位，更说明苏州在财赋征集方面的地位不在南京之下甚至更重要，俨然是江苏省并列的第二省会。清初为加强赋税征集，将一些富庶的县分为二县，同城而治。在苏州府属县中，长洲本与吴县同城，吴县分设元和，吴江分设震泽，昆山分设新阳，常熟分设昭文，所有属县全部分县。常州府治武进分设阳湖，无锡分设金匮，宜兴分设荆溪。二府属县分设的数量和密度均为全国之最。正因如此，在江苏省内设分守、分巡道时，虽曾在康熙九年至二十一年（1670—1682年）将苏州府、松江府和常州府置为苏松常道，但从康熙二十一年起就将苏州府、松江府与太仓州划在一个单位，为苏松道；而将常州府与镇江府、通州、海门厅划在一个单位，为常镇通海道。尽管两道的驻地分别是太仓和镇江，但苏州府与常州府无论如何都居两道之首，苏州府在全省和全国的排序也在常州府之前。 雍正八年（1730年），苏松太道改为苏松道，驻地由太仓移至松江府上海县。改名移驻的直接原因是原属苏松太道的太仓直隶州改属太（仓）通（州）道，自然不能再作为苏松道的驻地。但间接的原因可以追溯至康熙二十六年（1675年）江海关由云台山（在今连云港）迁至上海县城。江海关的功能是管辖从乍浦至云台山沿海24个出海口的船舶税收、航政、贸易等事务，由最北的云台山移至偏南的上海，显然是考虑到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上海通过黄浦江连接长江口，具有江海之会、南北之中的最佳位置。而通过黄浦江、吴淞江（苏州河）水系，又可连接江苏的苏、松、常、太和浙江的杭、嘉、湖。因此，以后太仓又重新划归苏松道并改称苏松太道，该道的驻地却没有再迁回太仓，以致人们逐渐习惯于将苏松太道称为沪道或上海道。 当然，天平完全向东倾斜还是发生在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租界所在的上海县虽始终只是松江府的属县，但租界很快扩大，并演变为一个实际上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到清末民初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大都会和经济、金融、文化中心。甚至一些中国最重大的政治活动，如辛亥革命后的南北和谈等，都是在上海进行的。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上海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丝毫不减，称上海为中国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并无不妥。相比之下，一度作为江苏省会的苏州黯然失色，常州更已无足轻重。尤其是在沪宁铁路通车后，沿线城市的地位与影响力，就与到上海的距离远近成反比，形成苏-（无）锡-常递减的态势。 由于租界的特殊地位，上海成为列强进入中国的跳板、世界冒险家的乐园，也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实验室。世界上先进的物质和精神成果，诸如商品、产业、发明、技术、设备、金融、保险、证券、文化、艺术、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管理、公益、慈善、制度、思想等，大多先传到上海或由上海引进，试验成功后再向周边传播、推广。 在飞机成为交通运输工具之前，除俄国可以利用铁路进入中国外，其他列强只能通过海运，因此要求中国开放的口岸基本都在沿海，上海无疑是其中最重要、吞吐量最大、连接点最多、腹地最广的口岸。就苏、锡、常以至整个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而言，上海通常是唯一的对外口岸，货物进出口、人员进出国、由物质承载的信息进出，都必须以上海为集散地。从事对外贸易和涉外活动的产业和人员尽可能集中到上海，自然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和效益。 苏锡常与浙江的杭嘉湖一样，为上海输送了大批移民，在公共租界，浙江籍移民居首位，江苏籍列第二；而在华界，江苏籍与浙江籍仍居移民前列，只是前两名易了位。江浙移民中，迁自苏南、浙北（西）的又占多数。这批来自中国近千年来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的人口为上海提供了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包括基础好、适应性强、善于开拓创新的各类人才，还带来了大量财富资本。尽管这些人力资源和资本在上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并且最终带动了原籍地区的长足进步，但在一段时间内却拉开了两地的差距，形成上海的绝对优势。 上海的龙头地位最终排定了苏锡常的次序。明清期间，无锡一直是常州府属县，雍正二年（1724年）分设金匮县，民国元年（1912年）合为无锡县后属苏常道，民国十六年废道后直属江苏省。但在民国年间，无锡已经有“小上海”之称，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1934—1937年）已成为无锡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地，1949年4月解放后即设无锡市，1953年成为江苏省辖市，至1983年通过“市管县”体制管辖了原属苏州地区的无锡县、江阴县与原属镇江地区的宜兴县，在行政区划上与常州市平起平坐。而在经济社会各方面，无锡已全面超越常州，无论在江苏还是全国，都形成苏-锡-常的序列。 当上海成为区域中心和发展方向时，无锡与上海的距离较常州更近，成为一项不可取代的优势。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特别是唯一的交通大动脉沪宁铁路，无锡都比常州近至少40公里。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这一点无足轻重。但到了近代工业社会，特别是在本地的发展离不开上海时，人流、物流节约的成本和时间是相当可观的。更重要的是，无锡主动将上海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和空间，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结为一体，复制、移植上海的模式和经验，形成本土化成果。 无锡主动向上海发展，实际形成经济和利益共同体。如荣氏企业，从一开始就将重点放在上海，最大限度利用上海在原料、市场、劳动力、人才、资本各方面的优势，产业由面粉扩大到棉布、纺织以至金融，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民营家族企业。荣氏家族留在无锡的企业和资产，不仅使无锡的工业与上海同步发展，也促进了无锡的市政、社会各方面的现代化。文化教育方面也显示了这种互动关系。如著名的无锡国专，其创始人唐文治虽是太仓人，但此前先在上海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12年，并兼任高等商船学堂（今海事大学前身）监督10年。无锡国专的很多师资聘自上海，很多生源也来自上海，1939年起在上海办了分校，由唐文治亲自主持，直至上海解放。 由苏杭、苏常、苏松、苏松常到沪苏锡常，经历了上千年时间，但最后一轮变化还不到二百年，显然是两个前所未有的因素起了革命性也是颠覆性的作用——资本主义方式的工业化与国际影响。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