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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头诗学的建设大军中，我们发现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术兴趣，学者们纷纷发展出一些相当精妙和论见。从演述人、文本、传播、接受、语境等不同环节，分别进行了饶有意味的拓展和深化。例如，与处理书写文本的技术规程不同，口头诗歌的所谓“重复率”是若干较早引起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从现象上讲，有人认为民间口头的文学具有“啰嗦”和“冗余”等特征，比如有些语词组合会反复出现。于是，“程式频密度”（formulaic density）就率先进入学者的视野中。通过对程式频密度的讨论，有人在文人创作和民间创作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进而根据语词的复现率，确定一首无法知晓来源的文本，是属于文人创作还是民间口头创作。一些学者对《熙德之歌》的程式频密度分析，成了学术史上的范例。在帕里的示范和影响下，对语词程式和程式句法的分析，在西欧和北美的研究界出现甚多。后来学界有些人认为“口头程式理论”在研究路数上偏向于形式主义，多少与该方向的大力拓展有关。 美国史诗学者弗里（John M.Foley）和芬兰民俗学家杭柯（Lauri Honko）等学者，相继对口头史诗文本类型的划分与界定作出了理论上的探索，他们依据创作与传播过程中文本的特质和语境，从创编、演述、接受三方面重新界定了史诗的文本类型，并细分为三类:  把握口头诗歌的多样性及其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穿越传统、文类，尤其是穿越诗歌的载体形式——介质。根据这一主张，弗里进而在其《怎样解读一首口头诗歌》一书中依据其传播“介质”的分类范畴，提出了解读口头诗歌的四种范型：  这种文本解析的维度和方法，对建立口头诗学意义极为深远。同时，一些学者在文本间关系的厘定上，也先后发展出了文本互涉关联的说法。古典学领域的杰出代表纳吉（Gregory Nagy），对荷马史诗文本化过程的推演，“交互指涉”（cross-reference）的总结，以及“创编—演述—流布”（composition-performance-diffusion）的三位一体命题等，都可视为古典学的当代重要发展。弗里作为口头传统在近半个世纪学科发展中的旗手，他关于“传统指涉性”（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的提炼，关于“大词”（larger word）的总结，关于“传奇歌手”（legendry singer）的讨论，随后关于口头传统与英特网关系的巨著《口头传统与英特网：思维通道》,都在揭示出口头艺术不同于书面艺术的奥妙。 从文学生产和传播过程的角度，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有深度的理论总结，比如演述理论（performance theory）。鲍曼（Richard Bauman）等学者通过对田野作业过程，尤其是歌手演述过程进行精细的解析，认为意义的生成和有效传递，不仅仅由言语行为及语词文本完成，演述过程中许多要素都参与了意义的制造。从这个角度去看口头艺术生产，它与书写文化、印刷文化的阅读过程和接受过程，具有极为不同的属性和特征。虽然口头诗学的萌孽，与古典学的困境和出路有复杂的多重关联。不过，关于口头传统的观念，在古典学领域也没有完全占据统领地位。按照纳吉的说法，关于荷马诗歌口头属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荷马史诗上。古典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则对口头传统相关理论的参考和借鉴就十分有限。纳吉还警告说，按照洛德的说法，对于没有书写技术的文化而言，“口头性”是个没有意义的概念。这也提示我们，不能将口头诗学理论的体系化总结，进行无边际的泛化处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