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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浩如烟海的近代史料中寻找报刊阅读的记忆，如何建构报刊阅读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如何将个体的生命史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应是报刊阅读史研究需要直面的问题，亦是构建中国特色报刊阅读史理论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报刊与中国近代史存在着互动互证的关系，而读者的参与无疑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的内涵。西学的“新闻化”促使晚清人士学到了“世界知识”，建立了“知识仓库”。《时务报》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新青年》开创了中国报刊史发展的新时代。胡适对于中国近代报刊的影响有如下评论：“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但如果胡适没有阅读这一环节，对这些报刊的影响力亦无从谈起。报刊的影响以阅读作为首要条件，故从报刊阅读的角度理解中国近代史应成为题中之义。 阅读史补充传统“受众”研究不足 从新闻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报刊阅读史研究能补充中国报刊史研究不足的一面。新角度的选取和新方法的运用能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增添新的生命力。报刊从写作到出版，从印刷到流通，从销售到阅读，以及所涉及的作者、报社、读者，无一不构成新闻史的话题，所以新闻史的研究除了分析“社论”“新闻报道”“广告”之类外，还应关注读者的阅读等细节问题，探索“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写法”。故中国报刊阅读史的研究能解决传统新闻史中“受众”研究的不足，完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 而从阅读史的角度来看，报刊阅读史的研究明显不足。受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中国学者在政治文化、医疗文化、出版文化、物质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和历史记忆等方面展开了具体而生动的研究。阅读史作为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已逐步引起学界的关注。从阅读史本身的角度来看，阅读史脱胎于书籍史，即阅读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书籍。虽然书籍史不排斥报刊，但并不重视报刊，但报刊阅读史的研究应受重视，并应在书籍史研究中占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