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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是抗战时期的时代产物。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倡导和组织下成立的工合东南区办事处，是“东南工合的总枢纽”。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与全国其他区的工合相比，东南区设立的事务所（包括指导站）是最多的，也是抗战结束后中国工合协会最后撤销的地区办事处，还是最早创办培黎学校的地方；东南工合业务发展虽总体居于中游，但其造纸业独领风骚，淘金业、制革工业、机器工业名列前茅。东南工合是中国战时经济动员的重要新手段之一；它的迅猛发展，进一步充实了我国的“经济国防线”，稳定了东南地区的抗战形势，有力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并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抗日战争；东南地区；工业合作；东南工合；经济动员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是抗战时期的时代产物，对战时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少数史料汇编偶有涉及这一问题外，学界对其鲜有研究。此后，学界关于工业合作（以下简称“工合”）的总体性研究[1]、地区性考察[2]，以及相关专题讨论业已开展[3]；研究内容多集中于工合运动的发展历程、兴衰原因、历史作用、中共与工合等；至今未见专文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战时中国东南地区（闽粤赣皖浙五省毗连地区的国统区）的工业合作（以下简称“东南工合”）。与全国其他区的工合相比，东南工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业务状况如何，有何地域性特点，历史贡献表现在哪些方面？通过东南工合，我们应如何评价抗战时期的工业合作？本文对此作一专门考察。 一 战时东南工合发展历程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发轫于抗战初期，主要缘于路易·艾黎（Rewi Alley）、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夫妇等国际友人和梁士纯、胡愈之、卢广绵、徐新六等爱国人士的倡导，并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和支持。经过各方努力和一系列复杂的协作，1938年8月，工合运动的官方领导机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当年底迁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任工合技术总顾问。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初，工合先后在全国建立西北、东南、西南、川康、云南五个区办事处；在上海、成都、香港等地和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以及东南亚各国分别成立了当地的工合促进委员会，从事工合的宣传与募款工作。 艾黎是中国工合的主要倡导者和创办者之一，也是中国东南工合的主要创办者。他在西北工合工作开展不久，即“决定亲自负责东南地区，选定赣州作为东南办事处的所在地”。[4]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在孟受曾的帮助下，工合东南区办事处于1938年10月在赣州成立，下设组织、财务、技术、总务四课，其主要职责便是负责江西、广东、福建、浙江、安徽五省工合的组社、贷款及相关技术服务工作，是“东南工合的总枢纽”；1940年初，办事处共有员工188人，其中组织人员92人，会计39人，技术人员21人，总务人员36人。[5]艾黎兼任办事处第一任主任，后两任主任分别为王毓麟和陈志昆。 东南工合的创办，得到了各方面资金的帮助，包括国内外民众和社团的捐献，尤其是海外华侨的捐款，还有来自国民政府拨给的“基金及一部分经常费”。[6]艾黎回忆，1939年初，他远赴香港，“从宋子文那里弄到一笔20万元法币的中国银行贷款”；次年夏秋，他又应斯诺夫妇的邀请，前往菲律宾，“为‘工合’特别是在新四军地区的工作筹措资金”。[7]艾黎的回忆得到陈翰笙的证实。[8]另据资料显示，除国民政府的拨款外，菲律宾妇女慰劳会曾筹款20万元，捐助东南工合“工业之推进”；而皖南的一些工业合作社，则“为菲律宾侨胞捐资兴办”。[9]1940年的一份统计则显示，东南工合的资金来源，38.1%来自香港促进委员会、36.2%来自华侨捐款、25.8%来自重庆工合协会。[10] 东南工合的业务最初侧重于“江西南部各县”。1940年5月前，区办事处先后在赣县、兴国等九县成立66个合作社，贷款14.4万余元，社员有900余人。[11]1939年夏以后，闽、粤、浙、皖四省的设所组社工作才渐渐开展。据卢广绵记述，1939年到1940年，东南区办事处先后在东南五省创办了28个县级工合事务所或指导站[12]，而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大约为42个（如表1所示）。 随着工业合作社组建的增多及其业务的开展，浙皖区的工合逐渐从东南区独立出来。1939年5月，到皖南考察的艾黎，在屯溪建立了安徽第一个工合事务所——屯溪事务所。为加强浙皖区工合工作，7月，艾黎决定成立工合浙皖区办事处，由章秋阳任主任，仍隶属东南区领导；次年2月，章秋阳病逝，孟受曾接任主任；皖南事变以后，浙皖区办事处从屯溪迁到金华，并正式升格为区级办事处，行政经费为1.5万元；1942年夏，受浙赣战役的影响，办事处从金华迁到常山。[13]分立之后的东南区办事处改名为赣闽粤区办事处，与浙皖区办事处同属中国工合协会领导。  赣闽粤区和浙皖区办事处的分立，无疑有助于两区工合的发展，也有助于加强两区工合的管理。但是，受物价暴涨、皖南事变、浙赣战役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东南工合与全国工合一样，“由蓬勃繁盛时期，而进入艰苦挣扎时期”[14]，合作社和社员日渐缩减，工作区域也日益缩小。1943年底，赣闽粤区办事处与浙皖区办事处合并，重新成立东南区办事处，迁往长汀办公。抗战胜利后，因物价暴跌，各地工合社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无法维持而纷纷解散。1946年3月，东南区办事处不得不适时作出调整，将原有13个所、站裁并为粤北、粤东、赣南、长汀、连城、浙东6个事务所，合作社由191社缩减为76社。[15]当年年底，中国工合协会决议，撤销东南区办事处，限该处于11月底以前结束，其业务由协会接管办理。[16] 二 战时东南工合业务发展概况 工合东南区办事处的设立，标志着中国东南地区工业合作运动的开始。办事处及各事务所或指导站设立以后，便积极开展张贴标语和壁报、举办讲演、召开座谈会等各种宣传活动，发动当地手工业者、难民等组织工业合作社，然后向当地事务所或指导站提出贷款申请，贷款数额巨大的则由事务所或指导站向办事处代为申请；事务所或指导站根据工合社的组织规章进行审核、发放贷款的同时，还负责工合社日常业务的监督和指导。  在东南区办事处的努力和指导下，依照工合社组织规章要点艾黎对工合社组织规章要点有详细记述，参见路易·艾黎研究室编《艾黎自传》，第98页。，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社纷纷成立。表2显示，从1939年初到1942年6月，东南五省的工合社社数、社员数每半年均有跃升；1942年6月，工合社和社员数分别增长到501个、6269人，达到抗战以来的最高峰值卢广绵和陈志昆的记述和本表统计数据有出入，本文以本表数据为准。卢广绵、陈志昆数据来源分别参见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97页；《工合设计委员会会议纪录》，《工业合作》第24期，1946年7月1日，第17页。；其他如认股金额、已缴金额、贷款金额、每月生产价值等，从绝对值看，均有增长（因抗战时期通货膨胀严重，难以作纵向的增减比较，因此，后文均不作类似比较）。此后受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影响，东南工合逐渐走上了衰落的不归路。抗战结束后，工合社和社员分别缩减到191个、2346人，1946年初更缩减为76个、1565人。   若分省区来看，东南各省工合社的组社进程是不一样的。表3显示，1940年4月和1941年6月，江西工合发展势头最好，无论是事务所或指导站，还是工合社和社员数，都是最多的。浙江和安徽两省，因组社较迟，又地处前线，工合发展较慢。1941年底，情况有所变化。若以工合社数量论，广东（178社）超过江西（170社）跃居第一位；若以社员数量论，江西（2214人）以超过广东（1507人）707人的数量仍高居榜首；福建则无论工合社还是社员数，均屈居末位。抗战结束以后，东南五省开工的工合社和社员数，排序依次为：福建、广东、江西、浙江、安徽。可见，在抗战后期，福建无疑是东南工合的后起之秀。 若从县份来看，东南五省各县工合社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表3显示，1940年4月，有统计的东南五省18个县中，赣闽粤三省13个县的工合社在10个以上、社员数在80人以上。相比较而言，浙江、安徽各县的工合发展要慢一些。1941年，赣闽粤三省有统计的21个县中，除江西瑞金、龙南、遂川等少数县份的工合较大萎缩外，其他各县的工合均有发展，或大致保持原有规模。抗战末期生存下来的工合社都是久经市场考验、生命力顽强的；其驻地或为行政中心（如赣县、永安、曲江、屯溪），或为传统手工业发达之区（如长汀、连城），或为工业资源丰富之地（如于都、和平），这些优势条件为其生存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众多的工业合作社，其行业分类分明，且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表4不同时间节点的统计，大致反映了抗战中期东南五省工合社的行业分布情况和发展态势。该表显示，除“其他”行业外，纺织、服装、化学、食品、土木石等五个行业的工合社数目占总数的百分比几乎都在10%以上，说明这些行业工合社生产的产品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机电五金、文化、交通工具三个行业的工合社占总数的百分比绝大部分都在5%以下， 尤其是交通工具这个行业，百分比均在1%以下。这些工合社虽然规模小、市场小，但并非无足轻重，都是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或是某些社会阶层和某些部门所需要的，或是满足人们不时之需的。该表还显示，在三个时间节点上，工合社数目占总数百分比呈增长态势的有机电五金、纺织、化学、文化四个行业，呈下降态势的为矿冶、食品、交通工具等行业，变化不大的为服装、土木石两个行业。这个百分比大致反映了抗战中期不同行业工合社的兴衰趋势。  随着工业合作社的增多及其业务的开展，资金不足、原料短缺、运输困难等问题日益突显。为了破解上述难题，1939年9月，赣州和遂川分别成立了东南区供销代办处和分处，其职责“非独竭其财力代各合作社购办原料及推销出品，间且借给各合作社临时急需款项，藉以周转”。1940年4月，为便于合作社购销、通融资金、降低成本等，30多个合作社联合成立了赣县合作社联合供销处。[17] 赣闽粤区和浙皖区分立后，两区分别成立了供销业务代营处。前者成立于1942年1月，加入的工合社约有百个，同时辅导南雄、浦城、长汀、兴国、和平、梅县等地成立联合社。[18]后者在金华成立了供销业务代营处、工合金库等，并在屯溪、丽水设立分处。[19] 代营处的设立，对于工合社的发展无疑有积极作用，但“作为各单位社之联合供销机构”，代营处毕竟属“代办性质，与合作社自有自享自治之原则并不完全吻合，且办理亦未尽善”，有鉴于此，从1943年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分期结束了代营总处及各地分支机构，其业务和职能逐步由当地的工合联合社接管。[20]抗战结束以后，东南区的赣县、曲江、丽水等12个县还保留了工合联合社，其中于都、永安等六县全部停业。[21]尽管如此，仍有个别的联合社业务发展得很不错。如1943年底成立的连城工合联合社，到1946年3月底，有工合社10个，股金16万余元，贷款余额220万元；由于专营纸业，1944年度盈余15万余元，1945年度盈余11万余元。[22] 三 战时东南工合的若干发展特点 东南区办事处是工合协会最初设立的五个办事处（西北、东南、西南、川康、云南）之一。从其发展历程及业务看，明显有着自身发展的若干特点。 第一，与全国其他区的工合相比，东南工合发展居于中游。据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23]的赖璞吾统计，在1939年12月、1940年6月、1940年12月三个时间节点上，在工合社数、社员人数、认股金额、已缴股金、贷款金额、每月生产价值六项统计中，五个办事处以西北工合发展最为突出，其绝大部分数据都排在第一位；云南工合的绝大部分数据都排在第五位；东南工合居于中游，其绝大部分数据都排在第三位。[24] 1941年春，晋绥区、浙皖区分别从西北区、东南区分离出来后，全国工合就分为西北、赣闽粤、西南、川康、云南、晋绥、浙皖七个区。据赖璞吾1941年6月份的统计，在同样六项指标的排序中，西北区仍居第一位，川康区除工合社数位居第三外，其他五项指标均居第二位；赣闽粤区除工合社数位居第二外，其他五项指标均居第三位；浙皖区则六项指标均居末位。如从七个区六项统计的平均数，以及贷款与认股比例、每月生产价值与贷款比例指标排序看，赣闽粤区都排在第四至第六位。以此看来，工合赣闽粤区各项业务仍位居中游。浙皖区尽管每社平均社员、已缴股金百分比居于末位，但是其每月生产价值与贷款比例居于第一位、贷款与认股比例居于第二位、每社员每月平均生产价值居于第三位。[25]可见，浙皖区工合社总体看来还是比较完善的，其生产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抗战结束以后，在有统计数据的西北、东南、西南三个区中，据1945年第四季度的统计，东南工合的社数、已缴股金、贷款金额、每月生产值都居末位；东南工合联合社的社数居于第一位、社员数和贷款数居于第二位、已缴股金和每月生产值居于末位（第三位）。[26] 值得强调的是，位次的先后尽管与工合工作开展好坏密切相关，但并非全然对等。例如，西北区办事处创办最早（1938年8月成立），管辖范围大（先后在陕西、山西、甘肃、河南、湖北五省设立事务所），又得到政府的80万军毯订货（西北地区盛产羊毛），在努力建设大后方、“再造西北”的抗战大形势下，各项业务自然遥遥领先。[27]相对而言，云南办事处开办较晚（1939年3月创办），管辖范围只及云南一省，单就数据而言，当然无法与其他各区相媲美。1941年下半年，赣闽粤区工合发展较快，是因为和广东省银行签订了200万元的贷款合同，各地因而得以大规模组社生产。[28]所以，各区工合发展的优劣，除与各区本身的努力和业务开展好坏密切相关外，还与各区工作开展先后、管辖范围大小、当地政府和银行对工合的支持程度（尤其是贷款数额的多与少）等多种因素有关。此外，不同地区通货膨胀的时间差也是其中因素之一。 第二，1940年夏，在中国工合发展起来的军毯制造、淘金、纺织、造纸、制革、机器、化学七个行业中，除军毯制造、纺织两个行业因政府订货而致西北区、川康区遥遥领先外[29]，在其余五个行业中，东南工合均为中坚或名列前茅。例如，东南区的淘金业、化学工业、造纸工业，张法祖在其1941年编著《工合与抗战》的相关章节中，先于其他各区予以介绍。造纸工业，全国共有造纸社49社，东南区占总数的近43%（21社），位居第一；制革工业，东南区尽管只有5社，居于中游（西北区15社、川康区7社、西南区4社、云南区2社），但“东南区之荣誉军人皮革合作社规模尤大，出品每月约有二百张”；机器工业，西北区以7社位居第一，东南区和川康区以6社并列第二。[30] 造纸工合社是东南区最大且最有生命力的产业。明清以来，赣闽粤浙皖东南五省因原料丰富、水量充沛、技工成熟等，即为中国纸的传统主产地，造纸手工业向来非常发达，生产的各色纸行销全国和海外。[31]由于这一传统优势，东南区办事处在确定工合的发展计划时，通常都将造纸工业作为其中心工作之一[32]；事实上，工合各事务所或指导站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据统计，造纸合作社占粤北地区工合社总数的30%左右；其中南雄县有49个工合社，社员500多人，占该县总社数的60%以上。[33]前文提及的1943年底成立的连城工合联合社，专营纸业，连年盈余。长汀工合联合社，从1945年4月起，也改为纸业专营。[34]1945年底，东南区开工的73个工合社中，造纸工合社就有29个，占总数的近40%。[35]在抗战中后期工合事业逐渐萎缩的趋势下，所谓“大浪淘沙”，历经市场锻炼的造纸工合社日益成为东南工合的中坚，由此可见造纸业在东南工合中的地位，也映射出其强劲的市场生命力。 第三，东南工合与所在地政府曾有一庞大的促进地方工业发展的计划，但最终无疾而终。应蒋经国要求，为配合其赣南三年建设计划，赣闽粤区办事处与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会商制定“赣南工业合作三年计划书”。[36]计划三年之内（1941—1943年）在已有98社、贷款41万多元的基础上，实现738社、贷款额达1193万多元的工合发展目标；为贯彻落实这一计划，赣闽粤区办事处将赣南原有5个所、站合并组设赣南事务所，由邵惠群主持所务，全所仅工作人员就有24位；赣县以外的其他10县设立指导站，派指导员驻县指导。[37]这一涉及全行政督察区所有县份的工合发展计划，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甚至是想当然的。史实证明，这一计划未能彻底实行。 第四，东南区下设的办事处或指导站在各区中是最多的。据卢广绵的记述，1939年到1940年，东南区办事处先后在东南五省创办了28个县级工合事务所或指导站；1942年7月，工合协会在全国共设立72个事务所。[38]以此计算，东南区的所、站占全国的近39%；以此推断，在当时的西北、东南、西南、云南四个区办事处中，东南区所设的所、站应该是最多的。另据张法祖的记载，截至1940年夏，西北区、东南区、西南区、云南区的事务所（包括指导站）分别是15个、26个、16个、4个，东南区也是最多的。[39]据前文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见表1），整个抗战期间，东南区（包括赣闽粤区和浙皖区）先后建立了大约42个事务所或指导站，如果考虑到1941年4月赣县等5个所、站合并成赣南事务所这一情况，东南区至少也有38个事务所、站，超过了1942年全国72个事务所的半数。 第五，培黎学校的源头在东南区。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是20世纪40年代艾黎在西北地区创办的一所技校，当时已誉满全国，1953年迁址兰州，改名为培黎石油学校，该校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该校以“培黎”命名，是为了纪念艾黎的朋友约瑟夫·贝利（Joseph Bailie，又译作约瑟夫·裴宜理，美国传教士、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办者），寓意“为黎明而培训”。但是，提及培黎学校，人们往往只知甘肃山丹，而不知培黎学校的发源地在江西赣县。据艾黎记述，“第一所培黎学校是1940年在江西赣县创办的”[40]；此后，工合在陕西的宝鸡和双石铺、广东的南雄、广西的桂林、湖北的老河口、河南的洛阳，都办理过培黎学校或培训班。我们不应忘记，培黎学校的源头在东南区办事处的驻地赣州。 第六，东南区办事处是工合协会最后撤销的地区办事处。抗战中后期，全国的工合事业大为萎缩，1945年初只留下西北、西南和东南三个区办事处。同年5月，工合协会进一步将西南区撤销；西北区办事处改为辅导区，仅负督导之责；上述两区所属各所由协会直接管辖；东南区与协会总部（重庆）“隔离较远，且战时交通不便，必须有一机构通筹指导”，因而得以保留。[41]当年底，西北辅导区最终撤销。[42]东南区到1946年底才最后结束，其业务由协会接管办理。[43] 四 战时东南工合的历史作用 工业合作作为战时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对于战时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说来，东南工合的历史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力支持了中国东南地区的军事抗战。 抗战中后期，东南区工业合作社曾一度发展到500个左右，它们“生产了分属50多门类工业的500多种产品。 军用物资都直接送往抗日前线”。[44]表4显示，1940—1941年东南区工业合作社分属10个行业，其产品涵盖近50个门类，其中钢盔、皮带、钢铁、药棉、纱布等几乎都为军用。当然，工合生产的产品，有的是满足军事机关的需要，有的是直接送往抗日前线。前者如瑞金抗敌军人家属组成的三个麻鞋合作社[45]和一个缝纫合作社，其出品专供给某些军事机关应用。后者如1940年初成立的兰溪事务所，因接近战区，“组社以军用为目标”；其中的十里亭钢盔生产合作社，产品有各色钢盔、大小行军锅灶、行军热水壶等，均供给军用，另两个被服工合社和一个皮件工合社，生产的也大部分是军用产品。[46]浦城工合事务所，1939年初组织伤残军人突击成立10个工合社，为浙东抗日前线的某师生产军队日常用品，满足了部队的需要，给坚持抗战的前方军民以极大的鼓舞。[47] 东南工合也给江南的新四军以许多支持。茂林镇的泾太事务所，是设在新四军驻地的工合事务所。该所主任蒋传源回忆，先后成立的造纸、制碱、制鞋、缝纫等十几个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应新四军军需之用”，打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他曾经向岩寺兵站介绍了两位汽车修理工人，为新四军修理保养汽车，在屯溪招收的失业工人，“有些人直接参加了新四军”。[48]浙皖区主任孟受曾记述，东南工合“为新四军制造了相当数量的装弹机、刺刀、军用锅灶，也为他们维修了不少车辆和大批枪支”。[49]艾黎证言，他被国民党解除了工合技术总顾问职务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在皖南茂林设立工合事务所，“在浙西的遂安（译音）建立机械工场，为新四军制造了大约4万枚手榴弹，并修理机关枪等”。[50]对于皖南工合所给予新四军的种种帮助，新四军军长叶挺曾给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写信表示感谢，并请求给予进一步的帮助。[51] 第二，救济了战时生活陷入困境的人们，尤其是战时难民、伤残军人和军人家属，促进了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稳定。 工业合作社组社的对象，主要包括五部分人，即失业技工、战时难民、伤残军人、出征军人家属及贫苦妇女；其中出征军人家属的贷款，“不收利息”。[52]失业技工方面，如东南区办事处“在福州和宁波抢运机器时，及广州汕头抢救工作中，皆顺带抢救出一部分工人，分散在永安、长汀、兰溪、永康、梅县、曲江各合作社工作。赣县、于都、宁都等地之合作社内，亦有由本处从赣北抢救来的技工”。[53]其中，原沈阳兵工厂的技工郭克、原肥皂作坊工人马志阗等，就是由失业技工成为合作社社员的典型。[54]于都的潭头瓷器生产合作社，是招收23个失业的景德镇瓷器工人组成的。[55]长汀的机器工业合作社，“有技工和练习生三十余人”，“多数是由福州收容来的失业工人”。[56] 救济难民和帮助伤残军人也是工合东南区办事处的工作之一。1938年底至1940年4月，办事处先后在永丰、于都、梅县、南城等地进行难民组训工作。[57]1941年初，梅县工合事务所兼办的难民组训团，收容了130余名难民。[58]在办事处的指导下，很多难民和伤残军人组成了合作社，自食其力。如，瑞金的淘金合作社，是由“几批上海难民”组成的；赣南的一个缝纫合作社，是“一群南昌的难民裁缝组织”的。[59]成规模的伤残军人合作社是浦城事务所与军政部第十临时教养院合作成立的浦城荣誉军人合作社、兴国事务所与军政部第六临时教养院合作成立的兴国荣誉军人合作社，其中兴国的荣誉军人社员多达400多人。[60] 正如当年工合组织者所说，工合的开展，“给涌入内地的大批难民带来希望和目标”[61]，“使上万的工人和难民走上了生产自救的道路，安定了战时大后方的秩序和人心”[62]；“他们不仅帮助中国于险难时期，而且有助于提高好多万人的生活水平。否则的话，这些人早已经常生活在饥饿的威胁之下”。[63] 第三，工合社产品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战时和市场需求，是对中国持久抗战的有力支持。 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工合的生产有力地补充了战时经济的不足，支援了长期抗战，成为战时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64]在皖南，据时人记载，工合社生产的“宣纸、麻布、纱袜、毛巾等物均有大量出品，花色新鲜，定价低廉，所以市场销售非常畅旺”。[65]在赣南，南康县唐江镇的印染生产合作社，其“印染出售的土布，很受上犹、崇义山区农民的喜爱”；制线社的产品远销赣南和广东兴宁等地，该社社员刘茂节感叹，那时我们“不愁无工做，只愁做不赢”。[66]在粤北，南雄生产合作社联合社所办的手工业示范工场生产的标准纸，远销桂林，“受到桂林文化出版界的好评”；韶关的樟脑合作社生产的“樟脑饼和薄荷脑，均是军需、医药和工业的原料，价值很高，销量很好”，参观后的艾黎“大为赞赏”。[67]在闽西，连城工合生产的“仿道林纸”，不仅畅销当地，“还远销西南桂林等地，受到新知书店等出版单位欢迎”。[68]亲历者回忆，永安工合的出品，“都是市场上的紧俏物资，特别是肥皂、皮鞋、雨伞、酱油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永安和连城工合生产的各种纸张，“畅销东南各省，对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69]永安事务所指导下的工合曾一度“承担了十多个报馆、出版社的印刷业务”。[70] 对于工合经济在抗战中的作用，当年工合的领导者有实事求是的认知。他们说，工合“对抗日战争提供了经济和物资支援，……安定了战时大后方的秩序和人心”；“工合的物质生产对抗战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71]邓颖超评价艾黎“组织的‘工合’运动，为我后方生产救亡作出了重大贡献”。[72]八年抗日战争，实为一场中日综合经济实力的大比拼。东南工合运动，不仅解决了社员本身的生计，而且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军需民用，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和最终胜利增添了重要砝码。 第四，工业合作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步骤或阶段，东南工合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经济现代化的核心之一是工业化，人才和技术是工业化的必备要素之一。早在东南工合创办之初，艾黎就非常注重各种专业人才的引进和技术队伍的建设。为此，他一面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高校中选拔一些优秀的学生，一面延聘一批学有专长的爱国华侨、香港同胞和国际友人加盟东南工合。如，工程师王毓麟（旅美华侨）、化学博士黄文炜（旅美华侨）、会计师容观成（香港同胞）、经济学家赖璞吾（美国）等。[73]这些专业人才后来都成长为东南工合的主要管理者或技术领衔人。在他们的带领下，东南工合进行了许多技术革新。如，南雄的烟丝工合社，在中山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潘亦蕃的指导下，建立新的烘焙间烤制烟丝。[74]连城、南雄、曲江的造纸生产合作社，尝试了造纸技术、纸张质量统一化和标准化方面的改良。[75]于都磊石、上蕉工合社，用“新法造成之纸，无论钢笔书写及印刷书籍均可适用”；此外，东南工合还进行了麻织品漂白、皮革制造等方面的技术革新。[76] 与此同时，东南工合还举办了各种形式的人才培训活动。例如，在赣县创办培黎学校，在永安举办导生传习班[77]；在屯溪举办浙皖工合干部讲习班，在瑞金举办三期东南区工合干部讲习班，在遂川举办妇女手工业短期训练班，在赣县办理妇女手工业训练班[78]；在金华开办合作会计训练班，在南雄开办两期培黎技术训练班。[79]培训班对学员进行合作、技术、社会科学等相关方面的知识培训，结业后的学员或分发各事务所、指导站工作，或参加各地的工业合作社。这些培训不仅为战时工合培养了大批实用性人才，而且为中国工业化培养了大批管理人才和熟练工人。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工合社被接管、改造后发展为现代工厂，工合管理人员和社员则成为新中国合作事业的领导人或各条工业战线上的骨干。例如，原属东南工合的衢州印刷生产合作社，1947年改为大明印刷所，同时接管了原常山印刷生产合作社与衢州平民工厂的印刷设备；1949年被接管后改为衢州新华印刷厂。原曲江东河坝工合机器合作社，1949年后改为广东省粤北农具工厂，原曲江事务所代理主任梅培基任该厂工程师，该厂后来发展成为广东省制造农具机器大工厂之一。[80]原连城事务所主任毕平非，1949年后曾任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和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二轻局副局长等职。[81]原南平指导站主任陈文全，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下设的科技部副部长。[82]原泾太事务所主任蒋传源，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工合上海市分会副理事长。[83]显然，这些工合社、管理人员和社员等大多融入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五 结论 合作经济制度是西欧19世纪中叶创设的，20世纪初传到中国，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引发了蔓延全国的农村合作运动。[84]尽管如此，在抗战爆发以前，中国合作社的历史，正如陈翰笙所说：“还只限于少数有关信用合作社的实践。殆至战时，合作工业这一新的事物才开始兴起，为世人所瞩目。”[85] 应时代而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工业合作一样，有着难以克服的先天性不足，如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管理不良等，因而有人认为世界“工业合作运动史，几为一部失败史”。[86]以此观照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运动，似乎也不例外。尽管主办方事前充分估计到工合事业开展的种种难度，事业启动后在资金方面多方筹措，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延聘各种专业人才、举办多种人才培训班，但纵向看来，在客观环境的刺激和主事者的主观努力下，东南工合仍然不脱提倡初期的“一哄而起”、抗战后期及抗战结束以后逐渐萎缩的轨迹和命运。其骤盛骤衰的根源，除了战时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外，恐怕仍与资金、技术、管理、运输等因素密切相关。东南地区造纸合作社在战时的“独领风骚”、在战后的“一枝独秀”，似乎也从反面证明了在自然资源和传统秉赋具备的条件下，资金、技术、管理等对于工业合作社的重要性。 长远看来，工业合作的命运，似乎注定是不乐观的。但是，放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战时环境下评估，其历史作用却不应低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日双方的比拼是耐力的比拼，是综合实力的比拼，尤其是经济实力的大比拼。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兴起于相持阶段初期、迅猛发展于相持阶段前中期的工业合作，是中国战时经济动员的重要新手段之一，它在已有的国有工业、私营工业和农村经济基础之上，进一步充实了我国的“经济国防线”，有力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正如时人所认知的，中国工业合作，“不仅是一经济建设运动，而且是一战时社会运动，是一民众动员工作”。[87]这是冥冥之中时代赋予工合的历史使命，也是工合在战时环境下的特殊贡献。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运动，只不过是中国工合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的区域展现而已。 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南区域社会史研究——以闽粤赣皖浙毗连地区的国统区为例”（10CZS022）和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行动计划”支持项目（11ZJQN060YB）的中期成果之一。 [1] 代表作有，侯德础：《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工合”运动》，《四川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朱敏彦：《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侯德础：《中国工合运动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菊池一隆『中国工業合作運動史の研究』、汲古書院、2002年；高海萍：《抗战时期中国工合运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8年。 [2] 李宗植：《西北工合运动述略》，《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刘平：《抗日战争时期赣南的“工合”运动》，《江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曹天生：《新四军与皖南“工合”运动》，《安徽农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陈茜：《川渝工业合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08年。 [3] 黄民：《路易·艾黎与皖南“工合”运动浅述》，《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菊池一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侨和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吴青：《何明华与抗战时期中国工合运动述论》，《民国档案》2012年第1期。 [4] 路易·艾黎研究室编：《艾黎自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9—100页。 [5]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工作报告书（1938.10—1940.4）》，出版信息不详，第3、7页。 [6] 《本会三年来工作概况》，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编印：《工业合作》第36、37期合刊，1947年7月16日，第5页。 [7] 路易·艾黎研究室编：《艾黎自传》，第100、131页。 [8] 陈翰笙：《工合：中国合作社史话》，汪熙、杨小佛主编：《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 [9] 张法祖编著：《工合与抗战》，香港,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64、66页。 [10] 张法祖编著：《工合与抗战》，第71页。 [11]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工作报告书（1938.10—1940.4）》，第4页。 [12] 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13] 屯溪区党史办公室：《浙皖工合在屯溪》，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195、191页；《工合简报·从三十年度起浙赣皖改组区办事处》，《东南工合》第2卷第2、3期合刊，1941年3月1日，第51页；孟受曾、一丁：《回忆浙皖工合运动》，张德禄等主编：《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14] 张法祖：《过去的检讨》，《工业合作》第22、23期合刊，1946年6月1日，第7页。 [15] 《工合设计委员会会议纪录》，《工业合作》第24期，1946年7月1日，第17页。 [16] 《本会消息·东南区处结束》，《工业合作》第29、30期合刊，1946年12月16日，第17页。 [17]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工作报告书（1938.10—1940.4）》，第33页。 [18] 王作田：《东南工合的大动脉——赣闽粤区供销业务代营处鸟瞰》，《东南工合》新1卷第1期，1942年3月11日，第39—40页。 [19] 孟受曾、一丁：《回忆浙皖工合运动》，张德禄等主编：《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149页。 [20] 《本会三年来工作概况》，《工业合作》第36、37期合刊，1947年7月16日，第5页。 [21] 《全国工合社统计·东南区联合社（1945年第4季）》，《工业合作》第22、23期合刊，1946年6月1日，第28页。 [22] 沈尉平：《各所工作概况·连城》，《工业合作》第25期，1946年8月1日，第16页。 [23] 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1939年5月成立。其目的是为了推动国际支持工合运动，主要职责是宣传、分配贷款，协助推进计划，视察、介绍技术及专家，设立研究机构，办理训练工作，出版刊物等；由宋庆龄任名誉主席，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 英国人）任主席，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等为委员，陈翰笙任秘书。 [24] 赖璞吾：《从统计数字上观察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发展》，《东南工合》新1卷第1期，1942年3月11日，第4—5页。 [25] 赖璞吾：《从统计数字上观察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发展》，《东南工合》新1卷第1期，1942年3月11日，第9页。 [26] 《全国工合社统计·总表（1945年第4季）》、《全国工合联合社统计·总表（1945年第4季）》，《工业合作》第22、23期合刊，1946年6月1日，第22、27页。 [27] 薛觉民：《西北区工业合作社运动实况》、陈仙樵：《宝鸡工合的产生、发展与结局》，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126—129、137—141页。 [28] 赖璞吾：《从统计数字上观察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发展》，《东南工合》新1卷第1期，1942年3月11日，第6页。 [29] 关于此点，除张法祖在抗战时期明确指出外，后来的研究者如李宗植、张哲等在其论文中也有所体现。分别参见张法祖编著《工合与抗战》，第99—101、127页；李宗植：《西北工合运动述略》，《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张哲：《抗战时期西北工业合作运动述论》，《延安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0] 张法祖编著：《工合与抗战》，第135、152、153页。 [31] 李绍强、徐建青：《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3、456—478页。 [32] 王毓麟：《东南工合今后的展望》，《东南工合》第2卷第4、5期合刊，1941年6月1日，第6—7页。 [33] 陈信友：《广东工业生产合作社忆旧》，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228—229页。 [34] 《长汀和平工合社联合社工作报告（1946年度）》，《工业合作》第33期，1947年4月16日，第19页。 [35] 《全国工合社统计·东南区工合社（1945年第4季）》，《工业合作》第22、23期合刊，1946年6月1日，第24—25页。 [36]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赣闽粤区办事处赣南工业合作三年计划书》，《东南工合》第2卷第4、5期合刊，1941年6月1日，第15页。 [37] 文彬：《新赣南工合的展望》、张汝砺：《赣南工合的勇往迈进》，《东南工合》第2卷第4、5期合刊，1941年6月1日，第23—24、25—26页。 [38] 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97、98页。 [39] 张法祖编著：《工合与抗战》，第30、66、78—79、92页。 [40] 路易·艾黎研究室编：《艾黎自传》，第164、167页。 [41] 《本会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工业合作》第24期，1946年7月1日，第9页。 [42] 张法祖：《过去的检讨》，《工业合作》第22、23期合刊，1946年6月1日，第9页。 [43] 《本会消息·东南区处结束》，《工业合作》第29、30期合刊，1946年12月16日，第17页。 [44] 路易·艾黎研究室编：《艾黎自传》，第159页。 [45] 康模生、戴立丰：《路易·艾黎与福建“工合”运动》，《福建党史月刊》1988年第2期，第71页。 [46]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工作报告书（1938.10—1940.4）》，第12、87—88页。 [47] 林涧青：《浦城“工合”的过去与现在（1940年5月15日）》，转引自康模生、戴立丰《路易·艾黎与福建“工合”运动》，《福建党史月刊》1988年第2期，第71页。 [48] 蒋传源：《回忆浙皖区工合办事处》，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188—189页。 [49] 孟受曾、一丁：《回忆浙皖工合运动》，张德禄等主编：《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149页。 [50] 路易·艾黎研究室：《艾黎自传》，第144—145页；路易·艾黎著，徐存尧译：《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页。 [51] 《叶挺给“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信》，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333页。 [52]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工作报告书（1938.10—1940.4）》，第12页。 [53]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工作报告书（1938.10—1940.4）》，第18页。 [54] 孟受曾、一丁：《回忆浙皖工合运动》、马志阗：《艰苦创业廉洁奉公的楷模》，张德禄等主编：《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148—149、227页。 [55] 曾广伦：《于都潭头瓷器生产合作社》，《工业合作》第41期，1948年2月，第7页。 [56] 王尔民：《长汀工合概述及今后展望》，《东南工合》第2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第36页。 [57]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工作报告书（1938.10—1940.4）》，第41、42页。 [58] 林钧南：《梅县工合的一般》，《东南工合》第2卷第2、3期合刊，1941年3月1日，第42页。 [59] 路易·艾黎研究室编：《艾黎自传》，第103、141页。 [60] 刘培先：《一年来浦城工合的回顾与展望》、郭远之：《兴国工合的过去与将来》，《东南工合》新1卷第1期，1942年3月11日，第21、24、31—33页。 [61] 路易·艾黎：《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第194页。 [62] 卢广绵：《永远怀念我的良师益友》、张德禄等主编：《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140页。 [63] 陈翰笙：《工合：中国合作社史话》，汪熙、杨小佛主编：《陈翰笙文集》，第177页。 [64] 朱敏彦：《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 《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283页。 [65] 张法祖编著：《工合与抗战》，第349页。 [66] 刘尧桢：《东南工合在南康的活动》，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212页。 [67] 陈信友：《广东工业生产合作社依旧》、邓重行：《路易·艾黎与韶关工合》，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230、240页。 [68] 毛星：《连城工业合作社造纸史话》，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226页。 [69] 邓家焕：《永安工合》，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220—221页。 [70] 康模生、戴立丰：《路易·艾黎与福建“工合”运动》，《福建党史月刊》1988年第2期，第71页。 [71] 卢广绵：《永远怀念我的良师益友》、唐鸿棣：《光前裕后是艾黎》，张德禄等主编：《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140、144页。 [72] 邓颖超：《序言》，路易·艾黎研究室编：《艾黎自传》，第1页。 [73] 刘平：《抗日战争时期赣南的“工合”运动》，《江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16页。 [74] 贺满著，文静译：《南雄中心工业的建立》，《东南工合》第2卷第2、3期合刊，1941年3月1日，第27页。 [75] 毛星：《连城工业合作社造纸史话》、陈信友：《广东工业生产合作社依旧》，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224—225、231页。 [76] 张法祖编著：《工合与抗战》，第187—201页。 [77] 王毓麟：《东南工合今后的展望》，《东南工合》第2卷第4、5期合刊，1941年6月1日，第8页。 [78] 张法祖编著：《工合与抗战》，第213、235页。 [79] 王可久、叶岳标：《抗战时期工合在衢州活动纪实》、武人骙：《赣南工业合作运动》，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191、204页。 [80] 王可久、叶岳标：《抗战时期工合在衢州活动纪实》、陈信友：《广东工业生产合作社忆旧》，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192、233—234页。 [81] 毛星：《连城工业合作社造纸史话》，卢广绵等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第222页。 [82] 《毕平非给毛星同志的信》，《福建党史月刊》1988年第2期，第71、20页。 [83] 孟受曾、一丁：《回忆浙皖工合运动》，张德禄等主编：《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149页。 [84] 游海华：《农村合作与金融“下乡”——1934—1937年赣闽边区农村经济复苏考察》，《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82页；游海华：《民众教育与乡村改进：民国南昌西山万寿宫实验区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92—93页。 [85] 陈翰笙：《艾黎与工合》，张德禄等主编：《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第133页。 [86] 陈岩松编著：《中华合作事业发展史》上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9页。 [87]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工作报告书（1938.10—1940.4）》，第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