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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田作为家族公田，所有权归家族成员共同享有，子孙世守，不能随意买卖，也不能转化为个别家族成员的私有财产。因情势变迁需改变族田性质与用途，一般需经全体族人一致同意。像婺州东阳胡氏族田，由胡助之兄主持时“尚无恙”，“会因县道理亩造册，别立‘赡族庄’一户，由是岁当差役之费，而租入不能以赡矣”。到元末胡助权领义庄时，“质租应役无虚日，而庄且坏不支，无为善后计”，族田经营至此已陷入举步维艰、难以为继的境地。胡助“乃集长幼而谋之”，族人一致认为：“岁有役，以有户也，无户斯无役矣。穷则变，变则通，无泥古，无执一。莫若计口分田以与之，均惠族人，而去其籍可也。斯不亦变通之道乎？”(62)结果，胡氏族田就此以“计口分田”的方式又转为各家私产。 有的家族，经一段时间后，因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族田规模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所扩大。像四明黄氏，本来有族田五百亩，后又“更益一百亩”。(63)处州龙泉汤氏，自汤镛始“置义田以赡同族，其为田二百亩”，(64)到其子汤京时，“复虑义田之入可给於一时，他日宗胤蕃滋当有不可继者，乃与兄滨各捐常稔之田一百亩人之义庄，湫隘别建数百楹，中为堂曰‘睦顺’，东西为二斋曰“立本”、曰“义原”，合群族俊彦，聘硕师诱迪之，旁列廪庾以贮田粟，俟时而分给”。(65)汤京兄弟新捐田200亩，主要用于办学，实际上是在原有义田基础上又兴建了学田。 作为近代家族的象征与中心，(66)祠堂在家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家族成员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家族成员聚会、训诫子弟、执行家法族规的地方。但同族谱、族田相比，祠堂的出现应该说比较晚，直到元代，不少人还认为：“近世士大夫家或未暇以及此”，“公卿家知以是为先者盖寡矣”，“知先君之庙者无数家焉”，“近世士大夫家能行之者犹以为难，况闾阎市井之间乎？”(67)就当时情况而言，全国许多地方尤其是北方地区还主要是在家族祖先的茔墓所在地，而不是在祠堂举行祭祀活动，(68)像当时有人提到“燕俗尚墓祭”，(69)同州白水潘氏约定：“凡我同姓茔是邑者，岁时上冢，无间疏戚，老幼毕集，周及诸宗。”(70)但元代作为家族祠堂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明、清两朝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祠堂的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期，“古者士大夫之家皆有庙，庶人无庙则祭于寝。三代而下，庙制废已久，则凡可以致力于其亲者，宜无不得为”。(71)中国近代家族祠堂则发轫于南宋朱熹的总体设计，“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72)不过，朱熹着眼的是供奉高、曾、祖、考神主的家祠，并不是后世普遍意义上所说的家族祠堂——宗祠，而且，即使是这样的祠堂，在当时也很不普遍，故清代学者赵翼认为：“近世祠堂之称，盖起于有元代之世”。(73)不过，朱熹设计的家祠对后世宗祠的影响甚大，宗祠的形成实际上是由家祠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元代作为从家祠向宗祠的过渡阶段，祠堂的设计模式很多地方参考了朱熹《家礼》。 从现有材料来看，同族谱一样，元代无论是家祠还是宗祠多集中在江南地区，北方地区在程朱理学北传之后，虽也有人“置私庙，奉祠四世”，“所居祠堂，亦遵朱文公家礼，设主四时致祭”，(74)但主要是家祠，且并不普遍，当时北方实际情况是，“而今往往俱无祠堂，或画影及写立位牌亦是”。(75)南方许多家族是先有祭田然后才有祠堂。像庐陵秀川罗氏，在北宋嘉祐已有祭田之设，“遗意追远，则有拜墓，有合祭；合族则有族谱，有聚拜。迄今三百余年，祀田世守如初……惟祠堂未立，合祭、聚拜无定所，议者咸病焉”。(76)婺州义乌朱氏，“先是，府君(朱良祐——引者)置祭田三十余亩，合为一区，嗣人递司穑事以陈时荐，然有恒祭而无恒所。先生(朱震恒)乃即适意亭遗址建祠堂若干楹以奉先世神主，岁时行事，复考朱子家礼而损益其仪文”。(77)莆田林氏，“宋初时已置祭田，自后累增至二千亩有奇”，而林氏祠堂也是入元以后才建立。(78) 作为祭祀祖先的地方，祠堂的首要问题是祖先神主的供奉。元代祠堂神主的供奉比较混乱，尚未形成统一的制度，大致说来，似可分两类情况。一类比较简单，为朱熹设计的奉祀高、曾、祖、考四世神主。像安敬仲，“至大三年，考家礼为祠堂以奉四世”，(79)这种祠堂实际上多为家祠。另一类情况比较复杂，除奉祀四世神主以外，还要奉祀始祖等其他神主，前者即所谓的“五世则迁”，后者即所谓的“百世不迁”。此类祠堂的样式在元代很多，下面举几个典型的实例。 莆田林氏祠堂，“列为神版者五，高四尺，博一尺有八寸。下设跌座，用粉涂而元书之。其版中起于大理祖父逮睦庵三子(鼻头、追远、白沙三房)而止。左右则追远，西则白沙，东则鼻头。凡三房之后其物故者，辄升名其间。当日南至，群族相帅合祭”。这个祠堂实际上相当于林氏宗祠，奉祀的是据今“十五世”的三房始祖与其共同的鼻祖。其下每家又各自设有家祠，“其小宗有事于四世，别各行之于家”。(80) 徽州大畈汪氏祠堂，为汪同所建，分“知本堂”与“永思堂”二所。其中，知本堂“奉始得姓之祖神主中居，及初渡江者及始来居大畈者，而昭穆序列左右者十有世……以族人之属尊而年长者主祀事焉”，永思堂则“祀高祖而下四世，其田与祭，则继高祖者主之焉”。“盖知本者以明大宗之事，而永思则小宗之遗意也”。(81)实际上，知本堂即为汪氏宗祠，永思堂则相当于汪同个人的家祠。 莆田林氏与徽州大畈汪氏祠堂的共同之处在于，除供奉家族共同祖先的宗祠之外，族内各家往往还有自己的家祠。 此外，像金华张氏祠堂，“中奉府君，原其初迁也。旁以三子侑食，三族之所宗也”。(82)祠堂神主的供奉与莆田林氏颇为相似。庐陵秀川罗氏，入元后始设祠堂，“按《家礼》，祠堂在正寝之东。贞之居厅事之东，有堂曰‘逊绵’，凡十有八楹，其深二丈有奇，其袤称之。堂之前有轩，轩之外有亭，高明深靓，宜祠。乃请掌记务本翁以为祠堂。祠大时府君而下八世至十二世，各图分派之祖，止其有行谊、有文学、有爵位者，特祠焉。于是禹圭与翁之子绳祖第一图，孙瑛第十图”。(83)罗氏祠堂，虽然也参考了朱熹的祠堂设计，将祠堂建于厅事之东，但所供奉的神主已不止四世，而是从著籍秀川的始祖太时府君以下，其中八世至十二世又“各图分派之祖”，从这点来看，也与前者有类似之处。四明戴氏，“营祠堂正寝之东，推从侄庄为宗子，中设四龛以奉宗子之四世，而以政为继祖之宗，己(戴茂)为继祢之宗，各奉其主而位以昭穆，其旁附者亦随其宗以分别焉”。(84)祠堂供奉的神主，为宗子戴庄的高、曾、祖、考，但又以戴庄之叔戴政、戴茂分别为其祖、考下分派之宗。再如安成刘氏，“合祠吉州安福府君为不祧之祖”，(85)刘氏祠堂设计大概也是以始祖为神主，故称为“不祧之祖”。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元人家族祠堂的设计虽受朱熹的影响很大，但很多地方又有所变通，以适应当时“敬宗收族”情况的实际需要。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祭祀有诸多名目，概括起来，主要有寝祭、墓祭、祠祭三种，其中最重要的为祠祭。(86)从现有材料来看，祠祭多由族长、宗子或辈分高的长者主持，像福州长乐县罗田林氏，“既为祠以合祭其先，族之长曰崇孙实主祠事”，金华张氏，由“一宗之长”张荣主之。徽州大畈汪氏，“以族人之属，尊而年长者主祀事焉”。(87)祠祭时间，视各族具体情况而定，有的一年四季较频繁，或四季、或春秋，有的则只一年一祭。像四明戴氏，“四时祭飨”。昭武叶氏，“祭以四仲月正”。金华张氏，以“世远属疏，祭不敢用四仲，唯据朱徽公所定祀先祖之仪，以立春生物之始，陈器具馔而行三献礼”。罗田林氏，“春秋卜日，谨奉主列序堂上，执事者深衣幅巾，行三献礼”。安成刘氏，“节春秋，展敬祠下”。平阳林氏，“岁时必祭”。四明倪氏，“岁祭以冬至之日”。(88)等等。 因墓祭盛行，将祠堂建于祖先墓旁的情况在当时也较常见。像台州陈氏，“即茔域建祠宇，募人使守焉，复买田奉祭且以赡之，此报本追远孝敬之至也”。(89)常熟赵氏，“辟地筑庵于兆域之东，屋以间计者若干，中建祠堂为岁时馈建之所，买田若干亩以供粲盛，俾浮屠氏主之”。(90)常熟赵氏的墓祭还涉及佛教僧人，实际上当时不少家庭或家族已将祠堂建于佛道寺院观宇，像豫章丰城揭氏，“出钱建寿圣报恩佛寺，岁时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吉安庐陵周氏，“割田俾龙云山僧以奉祖考”。庐陵曾氏“祠堂建于郡玄妙观”。(91)虽有人不赞成这种作法，以为“曾不思吾祖考之灵，非类不享，而况托于虚空怪诞之说也哉？”(92)但也有人明言：“虽家有庙，岁时有祭，吾心常若歉焉。吾将假昙瞿之事以寓吾无穷之孝。”(93)实际上此种风气在当时很盛行。 以上以族谱、族田、祠堂为切入点，对元代家族的发展情况做了较粗略的梳理。元朝虽为蒙古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王朝，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曾产生过深远影响。不过，元朝统治对中国南方基层社会的影响似乎并不大。中国北方地区因长期受战乱等因素影响，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发展缓慢，且受到一定限制，而江南地区自北宋以来家族组织的发展进程，则因基本未受外力冲击，保持了原有的发展势头。从族谱、族田与祠堂的大量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元代南北地区的这种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