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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是对《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回流民俗实践所在地后所得反馈的详细介绍,重点在于对罗兴振来信(《来自田野的回音》)的回应,用以展现学者与民俗精英之间在理智、情感、信仰诸方面的各自立场及其相互辩难。 关键词：田野调查;理智;情感;信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太湖流域民间信仰类文艺资源的调查与跨学科研究”(项目编号:17ZDA167)成果之一 拙作《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出版前后,得到了学界许多评论,无论褒贬是非,本人都视为一种鞭策与提点,为此深感为学有侣,吾道不孤。但内心里时常还有一种期待,总想听到来自田野的回音,“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内各色人等,尤其是那些被写入拙作的当事人,他们对于我的书写会是怎样的反应呢?本来这事并不难落实,只要给他们送去拙作,然后一一询问,也就是了。但有个人影始终横亘于心,不能释怀,那便是罗兴振老人。他是整个“接姑姑迎娘娘”民俗活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民俗精英”,其身世、作为与风格在拙作中已有充分展示,然而,正如拙作中曾经写过的:“被罗兴振视为生命的历山真实性论证,我站在学者的立场上,自然认为不能成立”1,这一立场在书中表现得十分鲜明,那么对于耄耋之年的罗老,会不会因此摧残了他的生命支柱呢?想到这么残酷的可能性,我就没有勇气给洪洞人民寄书了,只要寄一本,罗老就必然会看到。期间像施爱东等学者也劝我不必将后果想得那么严重,但我过不了心理关,总以“事不关己、关己则乱”来婉拒他们的好意。 僵局的打破源自于当地传来的一则消息。 这两年我都没去调查该活动,但山西其他一些高校的师生前赴后继地去调查,他们大多带着拙作,有的还不止带一本,经常送给当地好奇的民众,我的消息报告者在历山上就亲眼看到过别人赠送的拙作。这样,我的心结一下子就解除了:既然如此,那么罗老也就一定会看到,我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了。而且,当地民众对我们那么热情,许多人都要求我们出书后一定要送给他们,我也老早就许诺了,现在再不寄书,又是另外一种不守约定的愧疚。于是在2016年下半年,我给当地与我们联系最多的吴克勇的两个儿子吴文、吴旭寄去了几十本书,并开列了一张赠书名单,凡是拙作中提及较多的当事人均在其列,嘱咐他们按照名单一一亲往赠书,同时关照所有被赠送者,请他们抽空阅读,我明年“三月三”要来一一听取意见;富余下来的书,则分赠羊獬、历山、万安、西乔庄等地娘娘庙,作为集体之物供人们随便取阅。 2017年3月28日(农历三月初一)到4月1日(农历三月初五),我和王尧等人又去参加了一次“接姑姑”活动,期间见缝插针地找那些重点人员听取读后感,得到最多的回馈是:没读!即便读了,也主要是从书中找出自己的化名,然后看两页就完了,这从他们的话语和神态中历历可辨。虽属意料之外,仔细一想也在情理之中:学术著作对当地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当我问起书中对他们本人以及周围之人的书写是否真实、有没有歪曲或误解时,得到的答复都是:很真实,没有误解!不少人认为拙作并列各种说法但基本不加评论的态度是对的,是“实事求是咧”,历山上的罗柴娃甚至很文雅地说:“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嘛!”对于我们最关心的伦理问题,没有一人表示出任何质疑或不满情绪,这让我感到分外踏实。少数几位较为认真阅读的当地人,基本是被我归为“民俗精英”的人物,他们的反馈也比较趋同,大致来说有这么几点: (一)太难懂。虽然他们总是怪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依然让我感到当场的尴尬。东梁村的何新木是一位写过大量“内部写本”的民俗精英,他对拙作只是简单翻了翻,其回答特别有针对性:“你们的写法和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就是通俗。庙上计划搞一个小册子,通俗的话,是一个宣传力度。说得再深入一点,宣传得多了,钱就多,就可以盖庙,就是这样,取之于民,为之于庙,还是为之于民,就是那回事!” (二)书名为什么要叫《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好多人说本地没有这样的神像啊。有的人还在猜哪个村的神像可能是这样的,而河东以羊獬为代表的民俗精英们更因为本地是说“大的还是大的,小的还是小的”,并不赞成河西“大的成了小的”之说,所以认为这个书名不大好。我再三解释说只是一种文艺性的表达方式,意思是说原来有的,现在没有了,正体现了民俗活动既有传统又在不断变化。他们虽然当面表示理解,但我能感知他们仍有些不惬心意。上述两点让我深切反省:我是写了他们,却不是为他们写的! (三)大多数人对本书的关心度总是由近及远:首先是自己,如前所述,几乎每个人都从书中准确分辨出了自己的化名及相关书写;其次是本村,有些属于“歇马粮店”性质的过路村庄比如杨家庄,就有人会对本村被提及的太少而略表遗憾;然后才有可能关注到其他相关村子;至于对“接姑姑迎娘娘”的整个活动,只有很少人才会真正关心,比如赤荆村的民俗精英李大勇就说:“以前就只知道自己村里这一块,现在总体上都弄清楚了,挺好的。”等等。 有几个人物的反应比较特殊。比如尤宝娅、罗羊以及韩家庄的韩勤双,他们分别表示要请我们吃饭,但我知道他们的心思各不相同:罗羊认为拙作花了很多篇幅在宣扬他,对我们非常感激,他的好意被我们婉拒了。韩勤双则认为书中对于韩家庄的书写还不够到位,尤其是对于书中第201页描写的一段让他尴尬的局面耿耿于怀,再三分辨说那个绰号“罐子”的讲述人不能代表真正韩家庄的历史记忆,希望我们进一步听信他这一派的观点。不光如此,近年来韩家庄又涌现出另外一位更加有学识、有地位的热心人,正在大力张罗起更加宏大的宣传口径。该人士知道我们要来,特意请来了一位现任县级领导压阵,一起热情陪同我们参观村庄,并专门从太原将本村唯一获得国家特级厨师称号的大厨请回村来为我们做了一顿精美的午餐,还请我为村里的小学生作了一番励志演讲。此人显然是新生的更具影响力的“民俗精英”,根本看不上韩勤双的作为,午饭也没邀请他。为此韩勤双颇感失落,总希望也请我们吃一顿饭,可惜我们无暇抽身,终于没有成事。而尤宝娅的表现尤其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么多年来,我们每年都去几次,她从一开始就认识我们,也接受过我们多次采访,但始终对我们行礼如仪、平淡如水。这次却显得格外热情,非但在多个场合公开表扬我们对本地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请我们在县城最好的饭店吃了一顿晚餐,还送了我们许多土产,据说在我们来之前的几次全体执事会议上,她就大力表彰我们了。我们分析是因为拙作对她在当地的巨大影响力作了详细的书写,让她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并且意识到学者掌握的书写权力可以让她以及她所领导的民俗活动在更大的时空舞台上施展身手。 但是,有一人让我颇感窝涩,那就是罗兴振老人。之前他并不知道我们要去,当我们在历山舜庙上忽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还是那样的欢喜无地,拉着我们到办公室嘘寒问暖———真的是他一个人在嘘寒问暖,因为我们吼叫式的寒暄他根本听不见,耳聋得厉害,据说前两年生了一场大病,现在已经基本恢复———我问他收到书了吗?他说收到了,没看两页就被人借走,再没还回来。我赶紧又送了他两本,对他说:“罗老,要是还有人借,你就给这本,那本你留着自己看,谁也别借。我要听你的评论哦!”他收下并答应了,转头就对我说:“陈教授,我还有一件事没做完,台湾的第一富翁XXX答应捐献给我们500万元修建舜裔宗祠,如果这事能弄成,我就再活两年;如果弄不成,我就准备死了。”我一时无言以对,他又追问了一句惊雷:“陈教授,我要是死了,你会不会来?”面对他毫不节制的渴望眼神,我停顿了10秒钟,凑到他尚存一丝听力的右耳边大声说:“您还健朗着呢,一时半会死不了!”我知道这只是必须说的废话,他等的不是这一句,便接着吼道:“要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会来!你放心!”坐在旁边的王尧当场就哭了。 离开洪洞后,这些切肤之感渐渐消淡,我以为罗兴振也跟许多当地人一样,说将来看完再谈,其实就是不再谈了。再说他耳聋得厉害,我都不敢确定他到底听清楚我的话没有。我当然真心希望得到他的反馈意见,但他那么大年纪,给我感觉活的全是精神,肉体薄得几乎透明了,说实话,我并不特别等待他的回音。但是,在2017年7月下旬,我忽然收到一封来自洪洞的挂号信,打开一看,竟然是厚厚一叠共计18页的《〈背过身去的大娘娘〉读后感》打印稿,另有两页手写的信件(已合成为前文《来自田野的回音》)。一口气读完,我灵魂出窍般地呆坐了半天,百感交集,无可名状。 第二天缓过神来,我首先庆幸罗兴振总体上虽然很受打击,到底没有被击溃,并且非常坚决地回击于我,虽然不断用各种客气话舒缓气氛,他是怕我看了不高兴。其实我看了很高兴,因为我看到了他老而弥坚的执念,而此执念对他来说,正是生命力的体现。我甚至一厢情愿地想:或许我的书又激发了他日渐暗淡的生命之光,让他有了重新振作起来继续战斗的雄心,也未可知。只是看他信中说:“但是颓唐是必然的,因为您的坚持就是我的失败,怎么能够愉快呢?我想这种不快感是暂时的,以后会慢慢消失,陈老师不必为我悲凉。”这段话是从我书中第260页的一个情景生发出来的,也是吕微最爱引用的一段,我到底还是难以拂去一丝悲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