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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阐释学”研究的兴起，生动地体现出中国学者为建构中国特色阐释学的创新精神和学术担当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文化工作的总方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这一重要论述为当前“阐释学”领域的探索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张江先后著文提出“强制阐释”和“公共阐释”的理论。（《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他的主张得到了学者的积极回应，于沛评价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主张以此结合历史学学科的特点，进一步探讨历史阐释。（《阐释学与历史阐释》，《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上述学者的论述使我深受启发，同时我要对此作些补充。本文要通过探析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春秋》公羊学说的特点，揭示其具有的独创性理论价值，为中国特色历史阐释学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春秋公羊传》历来被视为解释《春秋经》的“三传”之一（其他两部是《榖梁传》和《左传》），它从战国中期开始经口头传授，至西汉景帝时期被著于竹帛。《春秋》系孔子依据鲁国史册所修成，对此自汉代以来绝大多数学者都没有疑问。《春秋》记载史事极其简略，而孔子通过精心运用褒贬书法表达其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简略的文辞中包含着精深的义理，这就是《春秋》“重义”的特点。《公羊传》专门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奠定了公羊学派历史阐释的核心命题，因其风格独特，曾经在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公羊学说的历史命运陡升陡降、近乎离奇，在西汉曾经盛行于世，而至东汉以后消沉了一千余年，到晚清民族危机深重之际又再度“复兴”，并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我们站在当今时代高度将其进行发掘、剖析，就能揭示出其阐释学体系的精华乃集中体现于三个方面。 关涉华夏民族历史文化走向 《公羊传》所阐释的经典与华夏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走向关系至大，阐释者又能恰当地把握住其哲理内涵丰富的核心命题。孔子向往西周天下一统的局面，但他所处的是周天子地位衰微、“礼坏乐崩”的时代，他要通过修《春秋》来表达其政治主张。在《春秋》开篇鲁隐公元年中他大书特书：“元年，春，王正月”，开宗明义表明他倡导尊奉周天子的立场。《春秋》中还有多处采用这种书法，隐晦而强烈地表明其要继承文王、武王、周公的事业，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如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践土之会，是周天子应晋文公之命赴会，孔子反对以臣召君，因而采取隐讳的手法，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公羊传》大力张扬《春秋》这种尊奉周王室的政治立场，概括出“大一统”的重要命题，并作了有力的阐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统一”对于华夏民族的演进和政治观念的确立，意义非同小可，因此《公羊传》所倡导的“大一统”就成为指导全国政治生活的最高原则。 此外还有“张三世”“夷夏可变论”等。“张三世”的发端是：《春秋》记载史事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历242年。由于年代远近不同，孔子修《春秋》面临着史料详略不同和年代距离越近忌讳越多的问题，《公羊传》对此加以总结、阐释，而概括出“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命题。这样就包含着不把历史看成混沌一团或铁板一块，而是认识到它可以按一定的标准区分为不同的阶段的深刻哲理。再者，孔子对于民族问题有开明的态度，重视少数民族文明程度的提升，至春秋后期，对于原先落后的吴、楚改称为“子”，给予与“诸夏”国家平等的地位。这意味着不以种族或血缘区分“诸夏”与“夷狄”，而以文明进化程度来区分，以此观念作指导，就能鼓励“诸夏”与“夷狄”共同向更高水平前进，有利于促进民族之间的和好交融。以上基本命题，反映了史实的本质，而且具有重要的经世致用的意义，因而为历代的公羊学家高度重视、大力阐释，对于历史的发展和学术的演进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推进作用。 构建历史阐释框架 《公羊传》成功地构建起历史阐释的理论框架，后继者又能不断贡献出独创性的理论成果。西汉董仲舒在《公羊传》的基础上大力向前推进。其《天人三策》因推阐《春秋》“大义”受到武帝激赏，拔为江都王相，他又教授众多弟子，遂使公羊学成为西汉一代显学。《天人三策》强调“大一统”，将其称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更成为公羊学发展的里程碑，《奉本》篇将《公羊传》所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发展为把春秋时期明确划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公羊学著名的“三世说”。《楚庄王》篇又进一步阐释“夷夏可变论”，论述邲之战中晋、楚双方之所为，称“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 东汉末年何休著《公羊春秋经传解诂》，更是“比较完备的公羊义法的总结”。（杨向奎：《论何休》，《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何休最突出的贡献，是总结出“三科九旨”这一公羊义法：“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如此以提纲挈领的形式对自《公羊传》产生以来几代学者的历史阐释作出总结，这在众多的传统典籍中极为罕见。同时，何休所总结的“公羊义法”，也为以后出现的公羊学论著提供了衡量其学术水平高下的标尺。何休又推进了“张三世”说，论述：“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何休具有明确的历史进化观，启发人们向前看，克服历史倒退观念。何休的理想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当时他处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不断的封建时代，却能提出如此美好的理想，正说明他眼光远大、胸襟开阔。 造就有理论创新精神的名家 《公羊传》相继造就出勇于担当、富有理论独创精神的学术名家，他们善于吸收时代智慧并加以提升。乾隆末年以后，清朝统治急剧衰落，危机四伏，急需呼唤变革的新的哲学观作为指导思想，公羊学说遂因缘际会走向“复兴”。龚自珍对时代的变动有敏锐的感受，他大力发挥公羊学“以经议政”的特点，深刻地揭露清朝专制统治的残酷与腐朽，大声疾呼：“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他根据对时代的深刻观察，概括封建统治的规律是“治世—衰世—乱世”，实现了对公羊学说的革命性改造，大大增强了公羊学说的战斗性，因而成为晚清改革思潮的先驱。 魏源与龚自珍志趣相投，他结合清朝对外关系的新特点，倡导大力了解世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至19世纪末，康有为更将公羊学说与西方政治思想相结合并吸收《礼记·礼运》篇的概念，提出“据乱—升平—太平”，即“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新三世说，成为指导戊戌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因而使公羊学说再次风靡天下。 由此可见，公羊学说具有重视义理阐释、勇于理论创造、主张进化变革的品格，而且传承久远，生命力强盛，是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的宝贵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公羊历史阐释学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公羊学说还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重大现实价值，如杨向奎先生所说：“（发扬）‘大一统’及民族学说，公羊学可以永放光芒。”（《繙经室学术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因为以往长期盛行重考证、重因袭的学风，公羊学说被视为旁门左道，这种学术偏见早该彻底改变。当然对公羊学中随意比附、穿凿武断的解释，以及迷信荒诞的说法，则应大力剔除。对这一课题深入开展研究，努力发掘其中的思想精华，必将为当前学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