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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意义 清朝继承汉、唐、元诸朝一统新疆的历史传统，改变中原王朝自明中期以来对新疆管辖松弛的状况，打破在西北划嘉峪关而治的局促局面，再度一举统一新疆，将新疆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治理之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影响极为深远。 首先，清朝再度统一新疆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西北边疆，还促进了新疆社会政治的进步。清朝平定天山南北，再度统一新疆，结束了自明代以来新疆游离于中原王朝直接治理之下的局面。新疆的再度统一使丝绸之路东段的甘肃、新疆连为一体，天山南北政令通达，道路通畅，基本奠定了我国的西北疆域，促进了我们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自乾隆朝中期以来，新疆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持续至今已历260年之久。清朝统一新疆之后，在当地以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开府，参赞、办事大臣分驻各地，伯克制、扎萨克制、府县制并存，军政合一、因俗设制。这一系列治理制度与政策，促进了新疆各民族社会的发展，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同治年间新疆发生动乱，清朝一度在十来年时间内失去了对新疆的实际控制，并在内忧外患中被迫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条约，丧失了不少领土。但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清朝最终还是出军收复了天山南北，恢复了统一局面，将新疆再度纳入中央政府的治理之下。更为关键的是，当时朝野的有识之士们深刻认识到新疆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与强邻环伺下新疆所处的困境。他们高瞻远瞩，提出了新疆建省的倡议。清朝审时度势，及时进行了行政体制的改革，取消了自西汉以来中原王朝长期在新疆实行的军府体制，于光绪十年（1884）建立了新疆省，将与内地同一的道、府、州、县制度全面推行到天山南北。新疆建省是自公元327年（晋咸和二年、前凉太元四）前凉将郡县制度推行到吐鲁番盆地以后，内地郡县制在新疆逐步实行的结果，是新疆社会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标志着新疆的政治体制与内地完全一体化，中央政令更为通达。客观地说，清朝统一新疆及其后一系列的军政建设，为今天新疆作为祖国的省级区划建制之一，较之以往更为密不可分地与内地联系在一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历史意义。 其次，清朝统一新疆进一步奠定了新疆民族的构成格局。新疆位于丝绸之路的东段，是东西方民族交汇之处，多民族聚居之地。殷墟考古出土的大量和田玉石文物证明，至迟在商代武丁时期，新疆与内地就已有着密切的联系。据《史记》、《汉书》等文献中的明确记载，西汉时期出于反击匈奴、开通丝绸之路的需求，已有不少内地军民陆续进入新疆，与当地民族共同从事开发建设事业。至北魏时，吐鲁番盆地更是八城中皆有华人。可见早在两汉时期，内地汉人已经成为新疆的定居民族之一。除此之外，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月氏、乌孙、突厥、回鹘、蒙古等也都曾西迁进入新疆，并在当地产生过重大影响。如回鹘西迁融合塔里木盆地的原居民形成了维吾尔族的先民，蒙古族西进后也在新疆维持了较长时段的统治。而在清朝统一新疆之前，天山以南的环塔里木盆地绿洲上主要居住着从事农耕业的维吾尔人，天山以北则主要居住着从事游牧业的卫拉特人，卫拉特准噶尔部统治着天山南北。清朝统一新疆之后，继承了汉、唐、元诸朝治理新疆的传统方式，向新疆移驻军民，大兴屯垦。大批八旗、绿营、锡伯营、察哈尔营、索伦营官兵与陕甘汉、回民人及内地商民进入新疆，与当地各民族共同建设祖国的边疆地区。进入新疆的各族军民携带家眷，落户新疆，屯垦戍边，保家卫国。他们父死子代，兄终弟及，不仅为西北边疆的统一与开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也进一步奠定了新疆民族的构成格局。今天，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回族、满族、蒙古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民族，大多与清朝统一新疆以来持续进行的戍边、屯垦活动紧密相关，由此可见清朝统一新疆对新疆民族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意义。 第三，清朝统一新疆之后兴起的大规模建设，改变了天山南北的经济布局，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今天新疆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新疆地区很早就形成了天山以北以游牧经济为主体、天山以南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格局。因此汉代文献中把天山以北从事游牧、逐水草而居的乌孙等民族聚居区称为“行国”，而将天山以南从事农业经济的定居民族聚居区称为“城廓诸国”。南农北牧的这种基本格局一直持续到清代前期，直至清朝统一新疆后，才最终得以改变。乾隆中期以后，随着一批批内地各族军民进入天山以北，为应对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清朝集中驻军移民，修建了大量的水利灌溉工程，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哈密蔡把什湖由榆树沟引水，开渠建闸用工约计32万，都是由军营兵丁承担完成。又如移驻伊犁的锡伯营总管图尔根抽调人力，在察布查尔山口开凿渠道，共长二百余里，引伊犁河水灌溉伊犁河以南荒地，取名“察布查尔大渠”，意为“粮仓”。在水利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随移民的进入而运用在天山以北的农作物种植、田间管理等方面。如河西高台县移民在乌鲁木齐种植的稻米就“颇类吴粳”。此外，大批驻军、移民、工匠、商贾进入天山以北，也为当地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追溯今天乌鲁木齐、巴里坤、阜康、昌吉、晶河、乌苏、伊宁、察布查尔、巩留、新源、昭苏、特克斯、尼勒克、霍城、塔城、额敏、阿勒泰等城市的兴起，即可认识到它们大都与清代军民屯垦、戍边等活动密切相关联。 第四，清朝统一新疆为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自汉、唐直至清代，新疆的统一事业不仅往往与中原王朝控制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实现北方与西北地区的稳定相关联，同时也与保障中西陆路通道——丝绸之路密不可分。随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伟大构想的提出，新疆作为我国通往中亚、西亚、南亚次大陆和欧洲的出口，作为亚欧大陆桥的重要干道，交通地位更为凸显。另外，虽然自汉代直至光绪年间左宗棠收复新疆之际，新疆时常被一些朝廷大员视为资源匮乏的“不毛之地”与国库的“漏卮”。但自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各种新资源、新能源日益为人类生活所依赖。今天，新疆传统的各种优质农产品、畜产品不仅继续丰富着当地与内地人民的生活，其石油、天然气、煤矿、风能、太阳能、其他各类矿产以及我们所尚未能充分认识与利用的资源，也是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赖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在深入认识新疆对我国当代经济建设、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健康发展重要性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清朝统一新疆的重大历史意义。 最后，清朝统一新疆，不仅是中华民族长期整合发展的结果，更是中华民族长期整合发展的明证。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满族引领了统一新疆的进程，其他民族如汉、蒙古、维吾尔等也各自在统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杰出的满族帝王，都以继承汉、唐大一统的传统而自任，以超迈汉、唐大一统国势、疆域而自豪。他们继承了汉、唐、元诸朝大一统中国的主导思想，重振了汉、唐、元诸朝统一新疆的雄风，再度完成了中原王朝统一新疆的事业，基本奠定了祖国的西北疆域。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批判华夷之别论时指出：“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乾隆皇帝在《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中讥讽前代征伐劳民力，和亲丧国威，他自豪地说：“然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这都表明满族建立的清朝明确本着中国继承论这一主体意识，以秦汉以来大一统中国的继承者自居，为其统一事业超迈前代历朝而骄傲。正是由于对这一点没有清楚的认识，一些国外学者才会错误地认为“收复新疆不是中国统一新疆，而仅仅是一个欧亚大陆中部国家利用中国的官僚体制与经济资源，将尽可能多的欧亚大陆中部地区及中国本土置于其统治之下的一次扩张”。只有深刻认识清朝统一新疆是自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以来，中华民族长期整合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理论。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都为祖国的统一与昌盛，为祖国疆域的奠定与边疆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 （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