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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史上有一个传奇的冒险家要么被刻意淹没忽略、要么作为反面人物被打入另册，他就是亚·拉·帕尔乌斯。 帕尔乌斯（ 1869-1924年）俄国犹太人出身，真名叫伊斯雷尔.赫尔普汉德，早年投身俄国革命，被判有期徒刑3年流放西伯利亚，逃脱后移居德国，加入德国社民党，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获得德国国籍。帕尔乌斯精通多种语言，人脉极其广博，他的革命策略有很大的“商业运作”和“游戏”成分，从来不受任何道德约束。在他看来历史不嘲笑“胜利者”，达到目的手段的高下，取决于最后的结果。与其他革命者相比他具有“生钱”的本领，除了做军火和纺织、粮食生意外，他经常利用各国政府之间的矛盾游说上层人士为其所谓的革命目标服务。 花天酒地的革命者 帕尔乌斯是革命队伍中的另类，在当时革命者都提倡过清教徒禁欲主义苦哈哈日子的时候，他却花天酒地生活放荡，革命与谈情说爱两不误，身边时常更换着各种“帕女郎”，堪称革命版的007。另外，这家伙天赋极高，做生意赚钱、玩女人、写文章、搞恐怖活动，在每一个行业里都能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本领。他的流氓+才子+成功商人+革命者的多重身份使他无论在理论界、生意场上、政治游戏中和女人堆里都做得风生水起。 他是第二国际最早写文章批判伯恩施坦的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在德、俄、奥、瑞、芬、波等革命圈子里都能兜得转人物，他既是出入上层社会的一名军火商人，又是手持大把经费满天飞的革命冒险家，他“空手套白狼”几处押宝的“车轱辘脑袋”在整个欧洲无出其右。他一生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色彩，只有现在影片中的“神奇特工”007能与之相比。 与007可以大把花英国政府的经费不同，帕氏享乐主义的“花花公子”生活是靠各种手段和“三寸不烂之舌”获得的，其中当然不乏“以毒攻毒”的坑蒙拐骗之举，所以他在俄德两党尤其是俄国的流亡者中口碑很差，名声不好，被认为不是一个正经革命家。用当时的话说，是“革命队伍中一个有争议的活动家”。因此帕氏虽然是老资格的德国社民党员，从来没有得到过党内职务，在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上都不曾有过表决权。 尤其是1908年与高尔基的经济纠纷案搞得他声名狼藉。由于帕氏脚跨多界人脉广泛，高尔基便委托他做自己德国版权的代理人，事先相互约定：高尔基的版税收入的二成归帕尔乌斯提成，二成归高尔基，其他的六成捐献给布尔什维克买武器搞地下革命活动。结果花天酒地的帕氏把所得收入独自“黑”掉，被高尔基指责其私吞13万金马克而告到第二国际和德国社民党。为了处理此案，俄德两党专门成立秘密委员会，对帕氏在利用高尔基著作的版税资助革命的协定中的贪污行为，给予驱逐出党的决定，协约国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掀起过一个揭露帕尔乌斯的运动。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依然与各种革命派系保持关系并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帕氏“三角”定率 一战爆发以后，帕尔乌斯创立了一套战争与革命的独特理论。他认为，世界大战是推翻专制政府最强劲的火车头，是社会主义的开路先锋，是爆发革命难得的历史机遇。他的理论是，对战争应当站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高度上去认识。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应该考虑的是，要如何利用这场战争，该站在谁的一边打仗。 他的理由是：德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力量，德国是社会主义的坚强堡垒，如果社会主义在德国被击败，那么它就会在任何地方被击败，世界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道路便会受到阻碍。而以俄、保、土、奥基本上都是专制国家，站在协约国一边是助纣为虐。这就等于向社会主义者揭示，协约国一方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敌人，按照这个理论，同盟国的胜利会壮大社会主义的势力，而协约国的胜利，将会给全世界带来新的压迫。在这里，帕氏显然把德国政府与德国社民党混淆了起来，把德国视为“正义之神”，一屁股坐在德国的立场上还为其营造出一番社会主义的远景。 因此帕氏提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政党应当为反对“神圣同盟的反动堡垒”——俄国沙皇制度而战，协约国的无产阶级支持本国政府取得战争胜利就等于自绝于历史。世界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给俄国以毁灭性的打击，并在那里率先爆发革命。如果俄罗斯的中央集权不解体，民主制度不确立，就会威胁到全世界革命者的利益。从这个高度出发，同莫斯科帝国主义的战斗的重担主要由德国承担，因此德国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他提出一个新颖的三角架理论，既德国、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三个推翻俄国统治的支点。它们三者的目标相同又互为表里。德国在与沙俄帝国政府开战，社会主义要推翻俄国反动派当局，民族独立运动可以使沙皇自顾不暇，乱了专制制度的阵脚，只有国家分裂使俄罗斯帝国解体，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推翻专制政体，所以俄国社会主义的纲领中不但要大谈民族自治权、民族独立的问题，还要促进本国政府战败。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帕尔乌斯是“不断革命论”的创造者，就连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认，他的“不断革命”理论中“极大部分”是属于帕尔乌斯的。 1914年一战爆发以后，帕尔乌斯与德国上层搭上了线，呈上了一份根据他的“三角定律”原则起草的具体实施方案。帕氏计划立即引起了柏林方面的极端重视，德国高层很欣赏这个非同寻常的大手笔。1915年底，帕尔乌斯成为德军总参谋部指导俄国革命运动问题首席顾问，据德国情报部门的调查说，“此人将在与俄国对阵的战争中是一个有用的人”，活动能量不可低估，允许其在全欧范围内活动。3月他提出计划后得到德国政府第一笔100百万马克的预付款，按照协定根据其计划实施的具体情况后续还有500百万甚至更多的追加款。 帕尔乌斯的计划是把所有的力量和手段，都集中在统一的部署下，都接受德国统一司令部的指挥，就像章鱼的多个触角受中枢神经控制一样。他再三强调，没有俄国的革命，德国的任何胜利都是不彻底的，因为一个完整无损的俄国对整个欧洲都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是没有任何单独的力量能够摧毁沙俄这座顽固堡垒，只有组成目标一致的各个击破方案才能够彻底摧毁对手，因此要在德国的金钱和物质的支持下，壮大俄国的反对派力量，使其战争状态下同时爆发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 帕氏俄国革命路线图 帕尔乌斯为德国政府呈上了一个详尽的俄国革命行动步骤。他的俄国革命行动计划是战争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他认为，1905年革命后沙皇的君主立宪有了一个与政府“捣乱”的杜马，主导杜马的自由主义虽然胆小而无行动能力，但是同情革命者，只需要加以利用就可以重新使革命形成燎原之势。在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如果从内部攻破沙皇政府将加速这场革命，因此资金支持俄国反对派将会变得至关重要，现在对俄反对派投入的每一马克以后都将会获得千倍万倍的回报。他的路线图分五个部分。 第一步是引爆革命的导火线。在彼得堡的普季洛夫等工厂设立工人起义中心，因为这些工厂工人集中、群众基础较好，长期以来一直是革命者的活动基地。行动的日期是“流血星期日”的周年纪念日，最好是在1916年战争的第3年开始举行一天的罢工和上街示威游行，提出诸如“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建立民主共和国”之类的常规要求，诱发政府镇压，如果政府出动军队，便会在民众中激起更大的反抗，如果哥萨克驱散游行者，哪怕稍微流一点血，就会酿成连锁反应的导火索。 革命者趁机要在各地散发传单，把“军队血洗彼城”的消息传播出去，激发民众的愤怒情绪，这样各地各工厂的罢工便会汇成全面罢工，在此之前要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准备好武器，保证20小时内有一万人行动起来，接下来铁路工人立即响应罢工，各铁路线上立即停止运输，在西伯利亚干线上要炸掉一些桥梁和隧道，部署在那里行动是因为此处的军队力量比较弱，然后派有经验的间谍去巴库放火，那里防范薄弱也不会遇到什么大的抵抗，这样在俄国造成一个各地开花的局面，而德军在前线发起总攻，令正在前线作战的沙皇统治集团接应不暇。 与此配合的第二步是把流放在外的革命火种快速运回首都，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流放者，第一时间让他们回到政治中心发挥作用是一个关键环节。通过俄国杜马对政治犯的同情让大批的流放者进入彼得堡应该不是难事。俄国的自由主义基本上都是“准革命者”，他们一向把庇护社会主义者免受当局的迫害看做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虽然自由主义也温和地反对“手枪和炸弹”，但是他们坚信，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二者间的诉求有重合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连文雅内敛、与世无争的学究都对普列维（沙皇的内政大臣，1904年被社会革命党人萨宗诺夫刺死）遇刺的消息狂喜不已，任何人看到这种体制都会毫不迟疑的进行‘批判’”。城市在反对派的宣传鼓动下很容易造成革命形势，这样一来组织破坏活动就容易多了。 第三步是以“分地”运动动摇俄国的军心。在俄国首都加强宣传鼓动工作，任何出版物，只要它能削弱俄国人的反抗意志，指出社会革命是摆脱战争的出路，那么它就是有用的，德国可以对此投入资金。宣传的锋芒要直接指向作战部队，瓦解军心使其丧失战斗力。 谁都知道土地问题是俄国军队的命脉，贵族解放后遗留下来的问题，经过1861年农奴解放的“割地”、1907年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已经积累了太多的矛盾，不需要太多的宣传就能发动起来，到时只要把1905年强压下去的“分土地”运动再演绎一遍就行了。只要后方一展开分土地运动就将动摇俄罗斯军队的根基。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士兵们想要分得自己的一份土地，他们就会起来反对战争、反对军纪约束，杀死军官，这样军队的约束力和权威性瞬间消失。不过，对于这项运动的展开一定要非常隐秘，避免泄露而触发俄国人的民族主义。 第四步是发动拆散俄帝国的民族革命，也就是帕尔乌斯所说的“三角理论”里的另一个重要支点。其目的是让俄罗斯周边都动起来，特别重要的是乌克兰的民族独立运动，没有了乌克兰的支撑，俄罗斯这座巨大的建筑将很快倾覆。只要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崩溃，乌克兰的运动将蔓延到库班草原的哥萨克中间，并有可能动摇顿河哥萨克，这可是俄军部队当中最骁勇善战的战斗力。 在1905年已经几乎获得自由的芬兰人也做好了准备，自然会里应外合，并通过芬兰把武器运进俄罗斯。 波兰也早已按耐不住了，随时准备做好反俄起义，一声号令就能行动起来。波兰和芬兰之间的波罗的海国家也将动荡不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民族首领已经跟轴心国的政府进行金钱方面的合作，高加索的问题可以借助土耳其，通过伊斯兰教鼓动他们进行圣战。 这第五步是在金融领域引起混乱，搞乱俄国的经济。在从内外打击俄罗斯的同时，还要用充满敌意的世界舆论从外部封锁它，各国的社会主义的报纸要掀起一个反对沙皇俄国的运动，在世界革命的口号下痛斥那些专制国家，揭露沙皇的同时也会使整个协约国声名狼藉，这里面特别重要的是抓住美国的舆论导向。 社会革命的力量还要进入到财政方面，要由德国飞机向俄国空投伪钞——假卢布，同时使其进入国际流通领域，将同期同号的纸币投放到彼得堡和莫斯科，破坏卢布的国际兑换率，在大都市里制造恐慌，引发经济领域的连锁反应。如果这五个步骤能够同时落实的话，不愁俄国不垮。 德军总参谋部虽然对帕氏其人将信将疑，但认为此计划乃“神来之笔”。 俄国革命与帕氏方案的相似度 帕尔乌斯给德国的建议归纳起来就是：与其投入步兵、炮兵进行惨烈的厮杀，与其排兵布阵从正面战场上交锋，不如投入金钱，投入智慧，从堡垒内部攻破，免去德国人的牺牲，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德国总参谋部曾经产生过大毛奇、小毛奇、克劳塞维茨等高超的军事战略家，制定出多少精湛完善的战略构想，但是从来没有产生过如此有气魄地在敌国策动革命以配合战争的通盘方案。 德国还从来不曾有过一位如此了解俄国并深谙其弱点的高参，方案中援助俄国社会主义者使其发挥“定时炸弹”的作用也使德国人脑洞大开。德国政府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方案。后来我们在公布的档案中发现自帕尔乌斯献策以后，德国最高司令部致外交部、财政部情报部门的文件中，有大量协助俄国政治流亡者的秘密电报。 既然德国方面已经被说服，剩下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去打动俄国反对派了。在提供给德国政府的计划中，帕氏对流亡在外的近千名俄国社会主义者具有实质性的详尽分析。他认为，俄国流亡者中派别纷杂，内讧不断，他们很分散，有许多很小的小组，力量薄弱，并且彼此间相互攻讦，整合难度很大。正如韦伯所说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宗派矛盾使它们支离破碎”，好像难以携手共事。 为此应当把他们联合起来，可以在日内瓦举行一次联合大会为其铺垫。当然说服俄国社会主义者难度要比说服德国政府大得多，但也不是没有有利条件。俄国的政治侨民几十年来缺的就是金钱，那都是些只会花钱不会赚钱的主，他们之间的纠纷也大多是因为争夺资源而起的。这些人虽然表面上装的很“高尚”、“不世俗”，但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般都经不住丰厚的资金诱惑。既然西方左翼政党和工会总是说自己是为劳苦大众接受金钱，同样道理只要“包装得当”，俄国政治侨民又怎么会拒绝大笔的资金援助呢？ 帕尔乌斯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说服列宁。帕氏与列宁是老相识，以前他们在慕尼黑就曾经合作过。鉴于列宁在俄国政治侨民中的地位，只要能够说服列宁其他人便不在话下了。帕氏对列宁的评价是：列宁虽然在俄国左翼侨民中，素以理论见长，能把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通俗易懂的俄国人思维转化出来。但他从来不被理论所迷惑，任何理论只有在为我所需的情况下才是有用的，他可以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各种矛盾的理论中，所以往往见解独到，他的特点是完全不受左右派理论偏见的支配。同时他是绝无仅有的、严酷的实用主义者，是一个迫切希望能进行俄国革命操作的活动家，只要能够获得成功，只要是能够摧毁沙皇，他会不加思索地把威廉皇帝和魔鬼拉如自己一伙。帕氏判断，列宁接受自己方案的可能性很大。 帕氏认为，列宁的不足之处就是不够豁达，宗派主义的狭隘白白耗费掉他大量的精力，为和俄国各种社会主义派别以及第二国际论战，浪费了他大量的精力。流亡在欧洲的这15年他的主要精力花费在与不同派别划清界限上，用在了清理别人思想的琐碎的唠叨和相互对骂上，这使他陷入了无意义的争斗和答复各种问题的大堆的信札当中。俄国社会主义的分裂以及列宁“得理不饶人”的性格使他在欧洲一事无成，现在留给列宁的只有大战中提供决定俄罗斯命运的最后机会了，如果放弃了这次机会列宁恐怕只剩下移民美国的出路了。 帕尔乌斯到伯尔尼去游说列宁，他用来打动列宁的主要武器仍然是资金提供。他对列宁说，你用什么去夺取政权，显然最缺乏的是需要金钱。这一点列宁心里十分清楚，只有思想成不了大事，没有人员、组织、武器、宣传手段力量，就不能进行革命，而这一切都需要背后的资金支撑。有了金钱就能产生上述的一切。“列宁先生，不要失掉机会，这样的机遇一生中只能遇到一次”。 列宁对这个视角独特的建议异常兴奋。如果真能实现，就可以不依附他人，可以结束无助的侨民生活，可以加入有物质力量的运动。革命需要大量金钱，得到政权和保住政权就需要更多的金钱，有了这样大笔的经费之后，还用得着冒险去抢劫银行吗？去看那个卑鄙的“圣诞老人（这里指考茨基）”的脸色吗？ 帕尔乌斯规劝列宁，应当想想为什么输掉了第一次1905年革命？说什么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说到底还是缺乏经费，如果有了大笔的钱，搞宣传、买武器、雇杀手，何愁没有能够组织起来的力量，第二次可不要再输掉了，世界大战的机会是多么千载难逢啊！ 列宁并没有表示直接接受帕尔乌斯其人和他的计划，一来不想和这位声名狼藉的人有太多的瓜葛，当然实用主义的列宁并不仅仅是出于从自己的道德形象考虑，而是对帕氏方案不托底。他深知此公水很深、脚踏很多条船，不知道他嘴里到底有多少是真话，多少是忽悠，多少是陷阱。万一他是德国的间谍怎么办？帕尔乌斯只好转而去游说其他人。现在无从证实列宁听进去了多少游说者的主张，但最后真实的历史进程与帕氏方案高度重合，恐怕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吧，不能不叫人有所联想。 “没有帕氏的帕氏方案”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一点，列宁在十月进程中实行了“没有帕尔乌斯的帕氏方案”，从后来列宁的策略中我们处处可见帕氏计划的影子。此后列宁的“战争与革命”不可分割的言论大量增多。列宁提出，战争是通往革命的最好道路。我们应该怎样来利用这场战争呢？争取和平这是神父的口号，应该认为这是一场幸运的战争，它将给国际社会主义带来巨大的利益，这一下子就可以使工人运动摆脱和平时期的阴影了。过去把社会主义者区分为机会主义和革命者，现在看来这种区分是不清晰的，应该区分为爱国主义和反爱国主义，我们就是反爱国主义者，这是一个可是极其有利的时机，坐失良机就等于自杀。 德国不是等同于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强大的盟友，要干革命就需要武器，需要军队、需要金钱，需要去寻找谁为我们提供这些东西。从党的利益出发和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是完全不同的，为了党的利益最大化埋葬牺牲掉国家利益是革命的需要。因为沙皇俄国是反动国家，沙皇专制政府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自然只能从与其相反的方向考虑问题，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定律，德国站在俄国的对立面，那么它就是反对沙皇最好的和最自然的盟友。在我们敌人的阵营中总是能够找到为我们所用的东西，“德国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与德国人结盟已不成为什么秘密，“布尔什维克主义越来越经常、越来越甘心情愿地寻求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助”。列宁说，要利用敌人的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由于利益不一致，无法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我们”，“我们只是尽量利用协约个各国之间的缝隙，我们对他们是各个击破”。列宁总结出一条规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使他们不像看起来那么可怕，只要加以利用绝对有机可乘。拿与政府敌对势力的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算什么不道德，只要“目的是高尚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计”，世界革命成功了民族国家都会消亡。 在此之前，各派革命党人互相指责别人拿钱不公，吞没了自己的一份。列宁曾多次指责其他人私吞了国外兄弟党的捐款：“关于托洛茨基我要说明，他拿了德国党的钱用于自己的一派，用于他自己的派别！！当时普列汉诺夫及其同伙拿了德国人的钱，没有给党，而给了自己的一派，为此受到倍倍尔的责难，倍倍尔迫使他们把钱交给党”。列宁后来觉得自己用德国人的钱是有道理的：你们能拿德国工人政党的钱，我为什么不能拿德国威廉皇帝的钱？不但德国人日本人的钱也照拿不误。我们现在从档案材料中得知，二月革命后回国的流亡者通过帕尔乌斯、斯德哥尔摩委员会以及其他人那里得到过数额不等的资金支持，具体数目至今不详，因为有些资金来源经过了多次转手。 很多人流亡者都提到，当时组织上好像一下子有了很多钱，回国之路也变得异常顺利。“我们驶入德国，这里一切都组织的井井有条，我们的列车作为特别快车运行，还给我们吃了极好的牛肉和奶酪，送来了茶，横穿德国只用了30个小时”。“瑞典人想用5个车厢把我们运走，而实际上就是7个车厢也不够用，我们聚集起来的人有500多人。他们大概只知道，“钱是由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支付的”，至于来自什么国家已经不重要了。 十月革命后，已经潦倒的帕氏还不断地想从执政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讨还资金，而列宁由于考虑到道德形象拼命要与帕尔乌斯撇清关系，于是帕氏便成为在苏俄严加回避的人物，有一位不明就里的编辑在1922年2月2日《消息报》上登载了一条发至华沙的电讯，介绍了帕尔乌斯的小册子《挽救经济的道路》。列宁为此大发雷霆，说“只有十足的笨蛋或白卫分子才会替这样的恶棍做广告”，要求严肃追查和处理刊登这则电讯的人。2月8日为此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3月11日又一次闭门开会研究此事。政治局两次开会为一则书讯在苏联政治史上实属罕见，在很多人看来难免有些小题大做，只有了解上述历史的人才知道列宁忌讳的是什么。后来通过第三方把钱还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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