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的中国民间信仰，在经历了民国时期的“风俗改革”与“反封建、反迷信”运动，以及1949年后的大规模“破四旧”之后，在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新的历史时期，又迎来了一个全面复兴与发展的新阶段。进入到21世纪，伴随着一场以政府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蓬勃开展，过去一百多年来被视为封建文化糟粕的民间信仰，转而成了炙手可热的文化遗产，其中大部分信仰形式不仅得以正名和合法化，而且变成了能为地方经济发展“搭台”的文化资源，被加以重新建构和发明。与此同时，民间信仰也成了人文社会科学中各学科所共同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民俗学之外，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自不待言，社会学、艺术学、地理学、人口学、文化遗产学等也积极参与到了研究当中。对于民俗学而言，这似乎是好事，又是坏事。好就好在，来自不同学科的各种研究理念与范式的应用，极大地拓展了民俗学者的视野和方法，也方便了民俗学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但令人担忧的是，民间信仰和民间文学、节日与人生礼仪一样，本属于民俗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假如民俗学在这方面不再占有优势，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学科的又一传统领域被解体和分割？当然，学术研究的对象及其分野并不是人为地可以加以设定和限制的。每个学科的学者只有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做到最好，才能有效地捍卫自己在某一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同时，从自身学科立场出发不断地去反思学术史，总结本学科研究的范式和方法，并与其它学科展开比较，正所谓知己知彼，对于增强学科意识、提高学科影响力而言也大有必要。 一、《民俗研究》所见民间信仰研究的当代走向 要想对40年来民俗学的民间信仰研究史进行梳理并非易事。正如覃琮在总结“人类学语境中的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时所言：“当我们审视中国民间信仰研究之时，不仅发现其成果丰硕，而且支脉庞杂繁多，观点各异，很难对相关研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文献综述。”以民间信仰为“主题”进行搜索，目前在“中国知网”中可以找到7264篇相关文章，其中包括4370篇期刊论文。正式出版的民间信仰相关论著数量也在数百种以上。 为了了解参与民间信仰研究的各学科信息，笔者在“中国知网·博士论文库”中搜索到了485篇以“民间信仰”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其年度分布如下（括号中为该年度的篇数）：2018（8）；2017（28）；2016（33）；2015（27）；2014（42）；2013（49）；2012（47）；2011（54）；2010（70）；2009（19）；2008（12）；2007（18）；2006（24）；2005（17）；2004（11）；2003（14）；2002（7）；2001（3）；2000（2）。根据知网的分析数据，这些博士论文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的以下专业（括号中为篇数）：民族学（46）、中国古代史（42）、中国古代文学（39）、宗教学（27）、中国现当代文学（24）、专门史（22）、民俗学（20）、文艺学（20）、音乐学（19）、中国近现代史（16）、社会学（16）、历史地理学（11）、人类学（11）、美术学（10）、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10）、建筑学（8）、设计艺术学（8）、建筑历史与理论（7）、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7）、中国哲学（6）、戏剧戏曲学（6）、艺术学（6）、建筑设计及其理论（5）、历史文献学（5）、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5）、中国古典文献学（5）、考古学及博物馆学（4）、中国少数民族史（4）、舞蹈学（3）、世界史（3）等。其中，出产民间信仰类博士论文最多的高校是中央民族大学，共有62篇；其次是山东大学，有29篇。 当然，这些数字只能让我们大致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学科分布状况，而不能完全反映40年民间信仰研究的全貌。一来，正式出版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不在统计之列；二来，并非所有大学所有专业的博士论文都交予“知网”全文公布，例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相关专业历年的博士论文均未见于“知网”，因此也未被纳入到统计范围中。此外，无论是研究论著还是期刊论文或博士论文，一个相同的现象是，并非所有的作者都使用“民间信仰”这个概念来指称类似的文化现象。可以与之置换的概念，还有“迷信”“俗信”“民俗宗教”“民间宗教”“乡土宗教”“本土宗教”“中华教”“神仙教”“图腾”“仪式”“祭祀”“崇拜”“巫术”等等。另外，作者们在写作时可能会直接使用“庙会”“祖先”“禁忌”“风水”等专门术语，或者直接冠以神灵的名称如“关公”“妈祖”“财神”“狐仙”等，而没有在题目、摘要和关键词中贴上“民间信仰”的主题标签。 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与可靠，笔者决定缩小检索范围，只对《民俗研究》杂志所刊发的民间信仰相关论文进行统计。众所周知，《民俗研究》创刊于1985年，是一份在民俗学圈内有着重要影响的学术杂志。它的发展可以说与中国民俗学（大陆地区）在新时期的发展轨迹几乎同步。虽然《民俗研究》也刊登来自其他学科的文章，但构成这份杂志作者主体的，大多数都是活跃在当代中国民俗学界的学者，也包括一小部分境外的民俗学者。此外，和同样已进入CSSCI索引期刊行列的其他相关杂志相比，《民俗研究》几乎只刊发民俗研究类的论文，可以说是一份“纯度”较高的专业性期刊。因此，以该刊为突破口，探索40年民俗学与民间信仰研究的关系，我们认为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民俗研究》自1985年所发表的所有论文目前都已全文收入“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但由于2009年之前该刊发表的论文都没有在正文前设置关键词和摘要，所以我们决定放弃依靠网络数据库进行检索的方式，转而进行人工检索。具体办法是通过查阅历年《民俗研究》刊发论文的总目，首先将发表在民间信仰相关栏目中的文章全部纳入统计，然后再对发表在其他栏目的文章，根据其标题或副标题的内容进行筛检。当仅看论文题目难以判定其内容时，我们也参考了其关键词或全文，以确保没有错漏。 为了检验统计结果，我们特意通过浏览1985年、1995年、2005年、2015年这四年发表在该期刊上的所有论文正文，挑选出其中涉及民间信仰的文章，并与上述按标题检索的结果进行比对，结果发现两种检索结果在数目上基本一致。当然，不管我们如何小心谨慎，在检索的过程中也难免有所疏漏。特别是由于民间信仰这一范畴本身的模糊性，笔者在筛选过程中也难免带上个人主观判断的色彩，所以难以做到绝对的全面、客观。 通过以上方法，我们共检索到发表在《民俗研究》（1985-2018）的民间信仰相关主题的文章661篇。根据我们自己统计的《民俗研究》创刊以来所发论文的总数，即3367篇（含书评和会议综述），民间信仰类研究论文在其中所占的比率约为20%。不同年份的比率以及民间信仰相关栏目的设置情况如表1所示。  3753.png) 从总的趋势来看，民间信仰类论文从《民俗研究》创刊开始就占有一定的比例，除1985、1995的占比率低于10%之外，其余大多数年份均在10%~20%之间，1992、1994、1996三年以及2008-2018年的10多年间则超过了20%，2005和2010两年甚至高达30%和34%。显然这与新世纪以来的文化复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间信仰相关专栏名称的变化也颇耐人寻味。从最初的“信仰与祭祀”（1988-1992），到“信仰民俗”（1993-1997）和“庙会”（1994，1996，1997），此后大约有10多年的空白，或者未设相关栏目。期间曾一度尝试使用“信仰世界”（2000）或“民间信仰”（2003），来替代相关栏目名称。直到2005年出现了“民间信仰”（第1、4期）与“信仰习俗”（第2、3期）并存的奇特现象。最后尘埃落定，统一使用“民间信仰”（2012至今）。这其中的曲折和变化，正反映出了学界在民间信仰定义及属性认知方面的思想历程。 从内容上看，大部分论文都可以归至高丙中此前总结的民间信仰研究的四大系列，即“神灵系列”“庙会系列”“灵媒系列”“仪式系列”。此外，“综合性研究”“概念和学术史”“礼俗互动系列”“民间信仰与制度性宗教的互动研究”也占有较大比重。为了验证这一判断，我们特意又对2004年之后发表的民间信仰类论文进行了统计，共得337篇（不含书评和会议综述）。其主题分布如下：  “仪式”和“神灵”作为民间信仰研究的重点，在全部文章中各占了四分之一以上的比重，二者加在一起的数字超过了总数的一半以上。“神灵系列”涉及的神祇有碧霞元君、泰山石敢当、东岳大帝、女娲、盘古、城隍、莘夫人、河神、喜神、真武、马援、四海龙王、戏神、关帝、水神、天后/妈祖、观音、老母、药王、社神、舜帝、本主、白帝天王、三官大帝、后土、三皇姑、水府老爷、火神、炎帝、四大门、黄大仙、旅游神等。“仪式系列”包括进香仪式、求雨仪式、巫术、语言禁忌、占卜、丰收庆典、祈福、歌堂、妙峰山行香走会、苏北“铰人”仪式、天水灸百病、香港太平洪朝祭祀、泰山祭祀、浙江船祭、火神祭祀、“拉死鬼”傩俗、冥婚、鄂东南“接太公”、莱芜请家堂、祭祖还愿、客家“会期”仪式、盂兰胜会、祭祖制度、九华立春祭、古代军事性祭祀、祭孔礼仪、韩国义岩别祭、苍岩山进香、京都祗园祭等。“庙会”则有泰山王母池庙会、妙峰山庙会、甘肃省礼县盐官镇盐神庙会、河北赵县豆腐庄皇醮会、河北省高碑店市大义店村冰雹会、京西黑龙关庙会、安国药王庙会、关陇庙会、辰巳山庙会、番禺迎神赛会、河南灵宝阳平“八大社”庙会、西山万寿宫庙会、闽侯县傅筑泰山宫迎神赛会等。“灵媒”方面的论文较少，只涉及巫女、萨满、风水师、香头、巫医等不多的几类从事民间信仰活动的专业人员。 这些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似乎可以印证陈进国之前对于民俗学研究取向的评价，即大多限于三种研究或写作范式。第一种是“通论性研究”的范式，即以概论或通论的手法描述民间信仰或其中的某一门类。第二种是“民俗事象研究”的范式，主要“吸纳了史学之重视考辨和文化重建的传统”，加之以搜集史料的田野功夫。事象研究的主题则大多集中在“神灵崇拜类型”和“特定信仰习俗”两大块。第三种是“民俗整体研究”的范式，即“从活态的信仰民俗事象入手，参与观察在特定语境下的信仰主体的存在方式和生活状态、历史心性和文化表情”。其“特点是重视当下的、日常的信仰生活，透过语境（context）看信仰民俗变迁，既审视信仰民俗事象活态的生成机制，也关照信仰生活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在突出民间信仰的‘民俗性’、‘民间性’、‘生活性’之余，该研究取向也关注‘宗教性’要素，诸如仪式过程、象征体系、主体灵验经验或体验、社区性的祭祀组织等等。” “民俗整体研究”范式的局限性，恰如陈进国所批评的那样，就在于往往把关注点放在“构成信仰底色的‘语境’、‘生活’、‘整体’等等之上，难免忽略了民间信仰作为信仰要素——宗教性本身的整体性思考，如宇宙观、崇拜体系、仪式与象征体系、信仰体验等”；同时，在使用以社区等“微世界”为中心的田野调查方法时，又不如人类学者娴熟，故而未能“将民间信仰放在社区的宗教生态处境中考察”，以至于一些民俗志的“立体深度”还赶不上传统的民俗事象研究本身。 以事象为中心、进而将事象放置到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考察，确是中国民俗学长期以来所习惯的思路和方法。从最早的视民俗为“文化遗留物”的进化论观点，到后来的传播学派和功能学派，从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到丹·本-阿默思的“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际”，几乎所有的民俗学理论都围绕着民俗事象的形态、特征、功能、演变等等展开。即便是“表演理论”，注重的也是特定文类或民俗事象在特定语境中的表演，及其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新生性。 由此可见，不管民俗学怎样地人类学化，怎样地吸取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传统的事象研究一直都会是民俗学者的保留节目和看家本领。任何理论与方法论的探索，也都应以此为出发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