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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师作璋先生是我的硕士指导教师。自从1984 年进入先生的门下，直到 1989 年调离山东师大历史系，我在安师身边学习、工作了五年。先生对我就像慈父一样，一方面谆谆教诲，指导我如何做人和做学问；另一方面，在生活上则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我离开济南后， 先生仍时时关心着我的学业和家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是我和妻子在学术上有了一些进步，先生都表现出极大的欣喜。他总是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并经常提出他的一些建议和想法，使我们倍感温暖。在安师身边的五年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奠基时期。先生的言传身教，以及严格的专业训练，使我学到了许多做人、做学问的道理。同时耳濡目染，也使我对先生的治学与教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今年适逢安师从教五十周年，在此我简要谈谈对于先生丰富的治学经验 的体会。 一 安师作璋先生是当世著称的历史学家。他在古史研究特别是秦汉史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取得了丰硕成果。先生迄今已出版著作 20余部，包括专著、合著、论文集、教材、资料汇 编等，并在《光明日报》《历史研究》等报刊发表了数十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而先生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他的刻苦钻研和勤奋。据安师自己所 说，早在就读于齐鲁大学文学院时，为打下以后研究的基础，他在选定秦汉史的研究方向后，即发愤苦读。除了平常抓紧时间阅读外，只要是第二天上午没有排课，或星期天，安师都肯 定会通宵达旦地看书、查资料。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安师便通读了有关秦汉史的原始资料， 同时还阅读了许多论文和参考文献。这不仅使他具备了比较深厚的学术功底，而且也形成了他的严谨、朴实的学风。到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安师的论著不断问世，先生在学术界开始崭露头角。尤其是他对史料的熟知和把握，曾经给许多前辈学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例如，曾经授业安师的韩连琪先生，他就多次对学生说过： “秦汉史研究，还是安老师对史料最熟。” 据《论语》记载，孔子读《易》，其“韦编三绝”。而据师母介绍，到 1979 年时，安师也已经换了三套“前四史”了。可见先生对史料用功之勤。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 1975 年发现 云梦秦简后，安师便以著名秦汉史专家的身份参加了秦简的整理工作。而且，在“文革”结 束后，中华书局准备出版一套《中国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专门约请 先生来编写《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1982 年版） 。 安师在论文写作方面也下过很大的苦功。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先生在步入学术道路后， 对究竟应如何写论文感到非常困惑。他写了几篇文章，但都很不满意，因而下决心要彻底解 决这一问题。安师采用了一种看起来很“笨”而实际却是捷径的办法，这就是把郭沫若、范文澜先生的文章作为范文来研究。具体做法是将这些文章先按段落一一抄录下来，然后再任选一个段落练习其上一段落和下一段落究竟应如何来写，包括段、句之间的连接问题、逻辑 思维问题、语法问题、修辞问题和史料征引问题等。这种练习当然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不愿吃苦的人肯定会不屑一顾，但它却使安师最终练就了一手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夫，并具有 其文风质朴、语言简练的大家气派。安师后来之所以能够一举成名，与此有着很大关系。另 外对于安师的文字功夫，他的许多学生也都有过亲身体验和经历。可以说，凡是被安师修改 过论文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都由衷地表示钦佩，有的研究生甚至把先生的文字功夫称为“一绝” 。 二 安师治学还贵在“锲而不舍”，在困难和失败面前永不气馁。安师的治学也走过一段非常艰难的道路。安师曾多次提到，在刚刚开始学术研究的时候，他也曾踌躇满志，并同一些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年轻人相互切磋和鼓励。但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学术研究原来并不那么简 单，他们自以为非常得意的文章被一篇篇地退了回来。特别是安师，在一两年的时间里，他的退稿竟装满了一抽屉。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感到沮丧和灰心，他们纷纷打起了退堂鼓，不再从事研究和写稿。安师虽然也感到遗憾，但他却并不气馁。他相信“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道理，仍然执着地研究和写作，并在反复修改的基础上继续投稿。通过几年不懈的努 力，先生付出的艰辛终于得到了回报。他的论文开始被报刊发表。到 1955 年 9 月，安师的第一部论文集——《汉史初探》便在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并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其中关于桑弘羊的论述，还得到了郭沫若先生的肯定。安师由此也一举成名。到 1959 年，他的 第一部专著——《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又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系统研究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的专著，当时在国内和前苏联都有着很大影响，至今也仍被许多 学者作为研究这一方面的重要参考书。该书的出版，也更加奠定了安师在秦汉史研究中的地位。而当年他的那些同学后来则没有一人能成为学者。每当说到这件事情，安师总是为他们 感到惋惜，并反复强调：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半途而废，即便是身处困境，甚至孤军奋战，也决不能放弃目标，而必须坚持下去。 安师在治学上亦强调研究课题的专一，这是他的锲而不舍治学经验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先生经常教诲我们：在选定了一个有价值的课题后，就不要再“另起炉灶”。那样不仅会分散精力，而且浅尝辄止，哪一个课题都不可能深入下去。当然，这在开始阶段肯定会遇到很 多困难，也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坚持下来就一定会大有收获，而且越钻越深，将产生连锁效应，取得一个又一个的相关成果。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开始也体会不深，甚至不以为 然。但事实证明，这种研究方法确实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治学经验的总结。我在先生指导下撰 写了《论汉代以经治国》的硕士毕业论文，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虽然成效并不突出，但也在 《中国史研究》 、《社会学研究》、《江海学刊》、《江汉论坛》、《历史教学》等发表了十多篇相关论文。 三 安师的治学十分严谨。这突出表现在他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从不感到满足。如前所述，安师曾出版了许多著作，也发表了大量论文，可以说著作等身。但他却总是认为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已经发表的论著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记得有一次我问安师对自己的哪本书最为满意，先生略加思考竟回答说：“真正满意的恐怕没有！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是《两汉与西域 关系史》。”我当时有些不解，后来才逐渐领会到，可能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这本书是建国后第一部研究两汉与西域关系的著作，到目前为止（1985 年）也还是唯一研究这方面 的专著。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这本书虽然也存在问题，但当时写的时候安师才不到三十岁， 还缺乏经验，而且限于条件，他也未能充分参考国外的文献和史料，人们对此或许能予原谅。 至于论文，先生也经常告诫我们：要写好论文很不容易，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几篇真正满意的论文也就相当不错了。以他自己为例，顶多一两篇而已。正因为对自己的成果总感到不满足，所以安师在治学上特别强调厚积薄发，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根深才能叶茂”。而且安师每写一篇文章，都要反复修改，然后才予以发表。 安师治学的严谨还体现在高扬学术道德和规范上。先生对当时文坛已逐渐增多的剽窃现象极为愤慨，认为这不仅败坏了学风，严重妨碍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同时极大地损害了 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对于“文抄公”本人来说，也葬送了自己的前程。关于征引别人的研究成果问题，当时在学术界已经出现“软性”抄袭现象——明明是别人早已得出的结论，但却还要用原始资料重新论证一番；明明是引用别人的成果，但却并不加上书引号，更不注明出处。安师对此也坚决反对，并以实际行动做出了表率。在安师的论著中，无论是前辈，还 是同辈，抑或晚辈，只要是引用他们的成果，先生都一一予以注明。即使是自己的学生，也不例外。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他在《刘邦评传》（与孟祥才先生合著，齐鲁书社 1988 年版）中曾引用了学生张汉东的成果，并特别予以注明——“张汉东《 “闾左”新探》，载《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1984 年第 27 期。” 对于征引史料，尽管安师对史料很熟，但他也从不马虎，而是仔细核对，力求准确。有 一个事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在 1985 年，因为安师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过《班固与汉书》一书，并在《光明日报·史学》发表了关于《汉书》的专题论文，中华书局约请他为《文史知识》再写一篇相同内容的文章。考虑到这篇文章将面向广大的文史爱好者，安师为了增强可读性和趣味性，想在文章中加上一个“《汉书》下酒”的典故。当时安师还记得这个典故的作者及其文集的名字，但却想不起来究竟是在哪一卷和哪一篇文章之中，因而便准备到图书馆仔细查一查清代褚人穫的《坚瓠集》。正好碰到了我，遂嘱我代他查找。而我则有些不以为然，觉得似乎太谨慎了，先生便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核对史料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的 基本功，而且还是一个体现学风是否严谨的大问题。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现在我每引一段 史料，都要仔细核对原文，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宁愿不用，我也不会敷衍了事。 四 安师在治学上非常谦虚。他历来主张做学问就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而不能恃才、恃名或恃文傲人。所谓“满招损，谦受益”，这已经成为先生治学的一个鲜明特点。 安师对前辈学者极其尊重。他始终认为，无论前辈学者的论著有多少问题，作为晚学都不应该求全责备。因为后人的聪明和进步正是建立在前辈的研究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后人将多走很多弯路。更何况，前辈学者所开创的业绩，有许多方面我们今天还无法超越。从自然规律来说，我们也会由晚辈逐渐变成前辈的。所以不尊重前辈，实际上就 是不尊重自己。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安师到成都开会，唐长儒先生也应邀与会。由于会议主办者的疏忽，唐先生未能订到回程的二等舱船票，而安师却通过一个山东老乡的关系买到了船票。当安师听说唐先生只买到三等舱船票时，他立即把船票让给了唐先生。白寿彝先生准备编写一部多卷本《中国通史》，在一次会议上他找到了安师，希望安师参与秦汉卷的主编工作。尽管当时安师手头的事情很多，但出于对前辈学者的尊重，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并以此为荣。张维华先生是安师的授业老师，安师对于出版他的论文集更是不遗余力，已成为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对待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安师也总是看到他们的长处，与他们互相尊重。尽管先生成名很早，而且除了前辈学者，他在 1979 年几乎是高校系统惟一专攻秦汉史的教授，在中国秦汉研究会成立时就被推选为第一副会长（会长为林甘泉先生），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相反， 他在与许多学者交往时，却始终把他们视为专家。每当看到一些中年学者出版或发表论著后， 先生都认真阅读，力求学到更多的东西。对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先生更是赞不绝口。例如，林甘泉先生在《历史研究》发表了《论秦始皇》一文，安师认为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唐赞功先生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在《中国史研究》发表后，安师评价说选题巧妙， 颇具新意；高敏先生出版了《云梦秦简初探》 ，安师称赞他才思敏捷，创见颇多，等等。对于一些和自己相同或相似的观点，即使先生的观点提出较早，安师也认为是不约而同。如田余庆先生发表《论轮台诏》、王云度先生发表《评价汉武帝必须注意其晚年的转变》后，先生曾感慨说：“不谋而合。”其实安师的观点在他们的文章发表之前就已经提出，并有论著出版。 对于青年学者，安师也以完全平等的态度与他们探讨学术问题。先生经常强调：在学术研究上，晚学固然要尊重前辈，但是对前辈学者的观点却不能唯唯诺诺，没有自己的单独分析和看法；而前辈学者虽然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但也并不能作为判断是非正误的标准，更不能作为看不起青年学者的资本。因为学术研究人人平等，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无论是 前辈学者，还是中青年学者，他们的研究都应该得到承认和重视。而且青年学者代表着学术研究的未来，他们一般都思维活跃，不愿盲从，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明显的独立性、批判 性的心理倾向，在他们身上同样也可以学到许多东西。所以安师主张，不论年龄大小，学者 之间都应该互相学习。事实也是如此。八十年代初，安师去参加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答 辩，对余华青先生所写的《秦汉时期的酿酒业》、《秦汉时期的林业》等论文即给以很高评价， 并认为他现在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张金光先生的研究生论文对秦史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安师亦认为创见颇多，可以成一家之言。先生曾多次提到，他在写有些论著时就曾从一些青 年学者包括学生的研究中得到了启发。 毛泽东曾经精辟地指出：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师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并赢得学术界的尊重，他的谦虚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