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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 北京鲁迅博物馆将所收藏鲁迅生前精心收集的历代拓本5100 余种、6000 余幅陆续整理、编目、分类，辑为汉画像、碑刻、墓志、瓦当、造像记、砖刻等卷，经西泠印社和浙江越生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努力，编为《鲁迅藏拓本全集》。其中《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I》和《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II》的出版，不仅为汉画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学术信息，对于所有关心汉代历史文化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蔡元培曾经高度赞赏鲁迅继承金石学传统，搜购、收藏、欣赏和研究金石拓本的工作，突出肯定他对于“汉碑之图案”即汉画的重视：“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着手。”当然，简单地说金石学者“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汉画等“材料之搜罗”“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着手”，判断似未必符合学术史的真实。我们知道，南宋洪适《隶释》《隶续》著录多种汉画像石。此前涉及汉画像石的有东晋戴延之《西征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赵明诚《金石录》等。清代金石学者多有对汉代画像予以关注者。有的学者曾经判断，自清末至民初，“著录和研究汉画像石的金石学著作”“总数不下数百种”（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 年8 月版，第5 页）。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确定地指出，鲁迅对于汉画的关注，体现出一位对于中国古典文化非常熟悉的学者特别敏锐的学术感觉。以鲁迅当时的态度对照今天汉画发现、整理、研究带动的美术史、美术考古的学术繁荣，我们不能不感叹他超前的学术进取意识和学术创新追求，以及对学术发展前景判断的先知先觉。 《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I》收录的《七日山画像之三》有鲁迅注：“七日山三石，鱼形之一石，《山左金石志》不载。”（140 页） 可知鲁迅对其收藏对象是进行了研究的，且对前人相关论著有所参考。又《徐村画像》，鲁迅注：“此汉画象残石六枚，有字之一枚从河南来（字盖伪刻），他五枚从山东来，不知确出何处。”（145 页） 这也是鲁迅对汉画曾经有所研究的例证。他对于出土地点的特别关注，也值得注意。鲁迅对于某些拓片判断为“赝品”“翻刻”的意见（1935 年5月14 日致台静农信），体现出他的鉴定功夫。《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II》可见编号为287 的题“甘肃成县黄龙画像碑”者，碑首题“黄龙”，画面左侧雕画“黄龙”，右上方为“白鹿”画面，榜题“白鹿”。画面左下方为“木连理”，右为“嘉禾”，右下方为“甘露之种”。“甘露之种”左侧有“承露人”。《论衡·讲瑞》关于汉代“瑞物”崇拜，说到“天上有甘露之种”。这幅画像，显然是值得重视的有关祥瑞的汉代意识史料。而画面左侧题刻：“君昔在黾池，修崤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黄龙、白鹿之瑞，故因画其像。”（317 页）“昔在黾池，修崤嶔之道”的交通建设，被看作“德治精通”之政绩，以致有“致黄龙、白鹿之瑞”的宣传。而这件文物发现于距“黾池”甚远的“成县”，也体现相关理念的普及。这是包含汉代交通史、行政史以及政治观念史信息的极可宝贵的汉画资料。这样的文物珍存，在《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中并不是孤例。 鲁迅收集汉画的努力，表现出对于这种古代文化遗产的倾心热爱。他除了向友人指出这些文物“颇可供参考”（1934 年2 月20日致姚克信）外，又曾表示，其中“极难得”者，“倘能遇到，万不可错过也。”对于“我有一点而不全”，鲁迅心存遗憾（1934 年3 月6 日致姚克信）。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表示：“倘能得一全份，极望。”（1935 年8 月11 日致台静农信）诚心恳求朋友“代我补收”（1934年6 月9 日致台静农信）。鲁迅1936 年10 月19 日去世。而他在8 月18 日致朋友的书信中，依然表达了对新发现汉画资料的真诚渴望：“桥基石刻，亦切望于水消之后拓出，迟固无妨也。”这封致王正朔的书信，有学者以为可以看作他有关“南阳汉画像石，乃至整个汉画像石刻艺术”的“遗嘱”（王建中：《汉代画像石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 年6 月版，第31 页）。“以‘极望’得一全份画像石开始，以‘切望’水消之后拓出桥基画像石告终，表现了鲁迅先生对濒临毁灭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无限关怀。”（王建中：《鲁迅与南阳汉画像石艺术》，《中原文物》1981 年特刊） 这样的分析，是得体的。汉画蕴含的精彩的文化质量，汉画透露的汉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为鲁迅所发现。他多次强调，其中有值得继承的积极的内容。鲁迅书信中在与对话人讨论“中国精神”时发表这样的认识（1935 年2 月4 日致李桦信），无疑值得我们重视。鲁迅说：“惟汉代石刻，气魄深沈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 或可另辟一境界也。”（1935 年9 月9 日致李桦信） 对于以汉画为典型代表的汉代艺术，他还赞赏道：“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 绝不介怀。”（《坟·看镜有感》） 我们注意到汉代民族精神表现出当时人所谓“奋迅”（《史记·乐书》）、“骋驰”（《淮南子·修务》）、“奔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驰骛”（东方朔《七谏》）的积极进取的英雄主义风格。鲁迅又特别赞赏“汉代石刻”之“气魄深沈雄大”，以及通过其他艺术形式透露的“魄力究竟雄大”。而基于“自信”的“闳放”，也是鲁迅深心欣赏的。读汉画，理解汉代社会的“气魄”，通过“装饰的花纹”的观察，透视当时“人民”的“自信心”。以这样的眼光看文物，显现出鲁迅作为一位文化伟人非同寻常的洞察力。他认为通过汉画可以体会秦汉社会风貌，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有助于认识“秦代的典章文物”“生活状况”，理解“汉时习俗”。不仅如此，他还建议版画家李桦参考学习汉画风格，以推进艺术的进步：“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玩赏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1935 年2 月4 日致李桦信）我们今天体味这样的话，也可以获得启示。现今的文化创造，“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认真继承其中的精华，同时“留心”其他文化形式，包括“民间所玩赏”的作品，再“融合”现代“新法”，“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文化极品。对于历史学学术的发展，其实我们也可以参考这样的建议。 此前我曾经得到两册由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藏汉画象》。然而其中存在讹误，而且未能收录鲁迅为每幅画像所写的文字说明。此次《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补足了这一缺憾。据《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出版说明”介绍，“鲁迅搜藏的拓本，其中有些原物已不存在；有些原物因岁月的磨砺，漫漶严重，字迹、图像模糊不清，因此更显珍贵。”也就是说，这些拓本本身已经成为“珍贵”的文物。此次出版，承著名汉画研究专家、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杨爱国先生审读第一卷，南阳汉画馆石红艳审读第二卷，提出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意见，使得全书的学术质量又有提升。许多幅拓片以“编者注”的方式核证并补充了许多重要信息，如“立石时间”“出土时间”“出土地点”“原石现存”地点等，均明朗标示。对于若干“鲁迅藏两幅”“鲁迅藏三幅”的情形，也在注文中有所说明。 书后附《鲁迅金石杂抄》（汉画像部分）以及《鲁迅汉画像年表》，也为相关资料的研究和理解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当然都是《鲁迅藏汉画象》的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都应当对编者和出版者表示诚挚的谢意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