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科学”是塑造世界近现代史的重要因素之一，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的历次重大飞跃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也形成了深入人心的“科学主义”。对于中国而言，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士大夫从“泱泱大国”“天朝上国”的梦境中清醒过来，意图进行变革，而在关于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变革的历次争论中，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应用基本是毫无疑义的，如“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终“五四运动”时期对于“科学”的宣扬更是进一步奠定了其在中国近现代思想中至关重要的地位，由此在中国也形成了影响至今的“科学主义”。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近代以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各个学术领域，都自觉和不自觉地以强调和发展本领域的“科学性”为主线[1]，地图绘制也是如此。按照以往的通常认识，欧洲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由于海上航行需要准确的航海图、民族国家的形成需要准确的确定国家疆界、经济发展需要准确的了解领土内部的经济资源等等因素，促进了准确、翔实的现代科学地图的形成和发展，最终原本在中世纪占据主流的以宣传宗教教义、圣经内容和猎奇为主导的，现在看来“不科学”的地图逐渐弱化，甚至消失。近代中国地图绘制在鸦片战争之后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型，原本表达方式多样，但缺乏准确性和科学性的地图日益让位给用源于西方绘图技术绘制的地图，通过“科学化”进程，中国地图的绘制也汇入到世界地图的发展脉络之中。 仔细思考这一脉络，就会发现一系列的问题，最为直接的问题就是“科学主义”或者“科学”是否就是好的。这一点在西方已经引起反思，至少目前“科学至上”这一传统信念已经受到了挑战[2-3]，基于此，是否用“非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就是不好的？这一点显然也存在问题，余定国和本人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4][5]。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科学”不是至上的，“科学”的地图也并不是唯一最好的地图的形式的话，那么近代以来，中国，乃至世界的地图绘制的“科学化”是否是完全正确的？或者，在“科学主义”影响下，自觉或不自觉的抛弃或弱化了被认为不科学的地图的绘制、表达方式，这一转型是否完全正确？近代以来地图的“科学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否是一种“被科学化”的过程？本文即试图从中国城市地图绘制方法在近代的转型入手，对这些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二、中国古代城池图的功能和绘制方法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的概念，而只有作为行政治所所在地以及军事防御设施的“城池”的概念[6]，因此以往研究中认为的中国古代的“城市图”实际上更准确地应当表达为“城池图”。 由于没有将“城池”作为一个与周边乡村存在迥然差异的一级行政管理单位，因此在中国古代除了都城图和方志中的地图之外，与其他专题图（如河工图、园林图）相比较，以“城”为绘制对象的舆图较为少见。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7]一书收录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文古地图约300幅，其中城图仅有19幅。在这19幅城图中，北京地图有6幅，其余的13幅地方城池图中绘制于同治时期的2幅、光绪时期的8幅、清后期的1幅，绘制于清代中期的只有2幅，即《莱州府昌邑县城垣图》[5]194,该图实际上应该绘制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至三十年（1904年）之间和《宁郡地舆图》。 1. 实用功能。本人曾撰文《中国古代城市舆图研究》对中国古代城池图的发展脉络进行过梳理[8]，就功能而言，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古代所绘制的城池图主要是为官府治理服务的，当然也存在一些以其他目的为主或者兼有多重使用目的的城池图：（1） 用于城池内部河道治理的，典型的有绘制于清代后期的《浙江省垣水利全图》，该图并未表现中国古代城池图通常强调表现的街道、官署、寺庙，而是通过形象画法描绘了杭州城内河渠水系的平面布局，重点表现了桥梁、闸坝、水门以及与钱塘江连接处的闸口[7]107；（2） 用于展示城池修筑工程的，这类城池图现存最早的为约绘制于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的《静江府城图》，地图上方有记载了修城的经过和所修城池的长、宽、高，用工费料以及当时经略安抚使的姓名的修城记，图中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名称共112处，其中军事机构设施69处；（3） 教化功能，如绘制于北宋政和四年（1114）之前，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刻石的《鲁国之图》，图中主要绘制了孔庙、鲁国故都遗址，颜庙、文宪王庙（周公庙）、胜果寺、颜母庙、宣圣庙等寺庙，城北部和东部的孔子墓、伯鱼墓等墓葬以及众多居民点和古城遗址，同时刻石时的“识”中记“今幸承乏敢请于郡模刻置大成殿之东庑，庶使朝夕于斯者，得以考圣贤之轨躅，而他日成材之效举，无愧于从游速肖之例。仰副圣朝化成之文，则此图亦不为无补”，由此可以认为幅城池图的绘制目的是为了教化士子。 2. 装饰功能。中国古代得一些城池图绘制的非常精美，因此除了实用功能之外，应当还具有装饰性的功能，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绘制于清代中期的《宁郡地舆图》，纸本彩绘，“以上为北方，用很艺术性的平面与立面相结合的鸟瞰式形象画法，描绘浙江省宁波府城的街道建筑布局。城内的大街小巷、河渠、湖塘、桥梁、官署、仓储、书院、寺庙、宗祠、牌楼、寺塔等建筑均详细上图。城墙与城门用立体形象表现，建筑物以立体形象化符号表示，用不同颜色区别功能种类。图的右侧描绘甬江码头、浮桥和江岸与城墙间的建筑物，以及大小形式各异的船只。大船为海船，小船为内河渔舟”[7]110。此外，虽然某些城池图绘制的并不算精美，但通过其绘制内容，可以推测这些城池图在古代也是悬挂出来的，从而有着一定装饰效果，如明嘉靖十年（1531）至四十一年（1562）绘制、万历年间（1573—1619）刻印的《北京城宫殿之图》，纸本木刻墨印，纵99.5厘米、横49.5厘米。地图上端刻有图名，中间有文字30行，以歌谣形式扼要描述了明朝自洪武至万历年间各代皇帝的年号和在位时间；下端为北京城宫殿图，图中用形象画法绘制了宫殿、衙署、坛庙、城垣、桥梁、城门等建筑和大市街、正义街、宣武街等主要街道，宫殿绘制得较为夸张，在奉天殿及午门之前绘制有类似戏剧人物的人物画像，此外图中一些建筑上附有文字注记，其中一些描述了明朝的一些宫廷“故事”，如在南正宫注有“正统王位□梁居此”，南城殿注有“景太（泰）在此养病”。根据研究这幅地图有可能是民间依据官绘本地图改绘的[9]105。这一地图虽然绘制的并不精美，但从纵长的形式，再结合图中的文字和人物画像，这幅地图应当是民间悬挂在屋中用于装饰并提供谈资的。 就绘制技术而言，中国古代城池图主要使用的是平立面画法，所谓平立面画法，就是用平面表示地理要素的空间布局，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可以把地图所绘区域内的地面景物沿垂直方向投影到平面上；而立面就是用立体形象对地图中全部或者重要的地理要素进行表达。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乾隆京城全图》，该图由内务府造办处在实测基础上绘制的，拼合后图幅总长1401厘米，宽1303厘米，图中所绘建筑翔实逼真，官署、营房、庙宇、民宅院落皆能辨别，是对乾隆年间北京城情况的真实反映。需要强调的是，就目前掌握中国古代的城池图而言，虽然某些地图的绘制可能基于一定的实地测量的数据，但是其中绝大部分都不是按照现代意义的“科学”方法绘制的，即不讲求比例尺，也不讲求地理要素绝对位置以及地理要素之间相对位置关系的准确。 三、近代中国城市图绘制方法的转型欧洲古代的城市图数量较少，文艺复兴时期之后才开始迅速增加[10]668, 在1490年之前绘制有地图的城市大约只有30座，但在此后一百年中这一数字则扩大到无人可以进行准确统计的程度，同时有学者提出中世纪对于城市的呈现是理想化的和传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图则满足了当时对于地形信息，也就是准确性的需求，换言之开始了向科学地图的转型[10]欧洲城市图大量涌现的原因是当时城市不仅成为了欧洲政治、文化和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且还是军事防御的核心。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发展，使得测量空间的视觉记录，也就是线性透视的方法成为了可能。同时几何测量，主要是三角测量方法的成熟及其广泛流传，使得地图制作者可以在没有进行直接测量的情况下修正建筑物的位置，由此绘制准确、科学的城市图才成为了可能。在与中国的早期接触中，欧洲人也使用这种“科学”绘图方法绘制了他们所接触到的少量中国城市的地图，如乾隆三十年（1765）法国绘制的《北京内城地图》等，但这些地图并没有对中国本土城市地图的绘制产生了太大的影响。 中国城市地图绘制方法的演变主要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也就是近代。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图绘制技术的转型，在以往不多的研究中，钟翀《中国近代城市地图的新旧交替与进化系谱》[11]及《日本绘制近代中国城市地图刍议》[12]两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其认为中国城市图绘制技术和内容的转型发生在“同光”时期，“这一时期各地的地图创作情况较为复杂，但若以近代实测技术运用与否这一标准来衡量的话，大致应可区分为‘早期实测型城市地图’与‘近代改良型城市地图’两大类，前者是指受近代制图技术和近代印刷术的强烈影响，由国人直接采用近代实测技术而绘制的一类近代城市地图……而‘近代改良型城市地图’则是指渊源于本地的城市绘图(多为明清时期的方志类绘图) ，但因受近代实测图的影响或竞争，对地图的内容和形式进行较大的改良，使得图上表现更为丰富、更具实用性的一类近代城市绘图” [11]94，他还提出光绪《会典舆图》的绘制对各地城市图的近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庚子辛丑前后军方为主导的城市实测更是直接推动了城市地图测绘的近代化。 不过，在这一时期城市图近代化的过程中，用传统方法绘制的城市图依然存在，而且很多还是官方绘制的，最为典型的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冯启鷬彩绘的《天津城厢保甲全图》，此图为鸟瞰画的形式，不注比例，方位也不准确，基本上以上方为北。该图描绘天津旧城内外及海河、南北大运河沿岸的街巷、建筑，突出表现了官司机构、寺庙、工厂、租界、洋房、店铺、河道桥梁等建筑物，津卢、津榆铁路也绘制得很形象。 此外，还有上文提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莱州府昌邑县城垣图》，该图背面用黄纸封裱，贴红签图题：“署莱州府昌邑县城垣图”，图的方位以上方为北，用简单扼要的形象画法，表现昌邑县城的建筑布局。该图的绘制方法与明代和清代前中期的方志地图以及单幅的城市地图非常类似。因此，中国城市图绘制方法转型彻底完成的时间可能要更晚一些，而在转型过程中，传统绘图方法的长期存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四、近代中国城市图绘制转型的原因及反思以往对于中国近代城市图绘制技术转型原因的研究，基本都认为主要是受到西方测绘技术的影响[11]90 [13]77，如钟翀提出“就其中较具代表性的1903年德制北京地图与1900年英制天津地图等图的表现而言，由于运用了西方近代测绘技术，因此绘制规范、标注谨严，突出显示了西洋制图法对地物形状、面积等的准确把握，对比当时大多数本邦所制城市地图实为一大飞跃，由此在上海、天津等许多城市，此类早期西洋实测图间接影响、甚至直接触发了当地城市地图的变革”[11]93，这点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一时期不仅是城市图，而且包括几乎所有种类的地图，都开始抛弃原有中国地图的绘制方法，开始向西方，也就是近代地图绘制方法转型。 但地图绘制方法的转型除了技术本身的发展之外，更应当是为了满足时代的需要，那么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与中国传统城市图的“写意”相比，西方城市地图的绘制更侧重于“准确”，而在中国近代，这种“准确”所具有的优势到底是什么，或者满足了当时的哪些具有紧迫性的需求？对于以往中国舆图研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因此以往的学者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大都只是给予一个笼统的回答，如钟翀提到“19 世纪中叶以来，全球范围的产业革命与海域流通的扩张，为我国传统都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新兴区域中心城市与开埠港市的发达、近代产业与市民阶层的兴起，都给城市地图的绘制提出了迫切的革新需求，而以西洋实测平面图为基础的近代测绘，恰好为这一革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我国的近代城市地图正是在此种内外环境之下应运而生的”[11]104。又如席会东提出“清朝晚期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埠城市设立租界，将西方城市的规划理念和管理模式传入中国城市，改变了开埠城市的外部形态和功能结构，也对城市图提出了新的要求。近代城市形态和功能的日趋复杂、西方近代测绘方法的传入和清朝‘洋务运动’的开展，推动了城市地图不断走向多样化、专门化和近代化。”[14]129上述对于问题的解答并不能让人满意，对此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讨论： 第一，近代中国城市功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和扩展，这点是没有问题的，但其中到底是哪些功能促成了城市地图绘制技术的改变，也就是席会东所说的“对城市图提出了新的要求”的“要求”到底是什么？与古代城池相比这些“要求”为什么以及如何促成了城市地图绘制技术的改变？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很多所谓的近代城市的“要求”，实际上在古代也是存在的。近代城市中出现了大量市政工程，不过中国古代的城池中也有着基础设施的建造和维护的问题，如城池中水道的疏浚和维护，而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也绘制有地图，如上文提到的《浙江省垣水利全图》，还有明崇祯年间刊刻的《吴中水利全书》中的《苏州城内水道总图》，该图详细绘制了苏州城内的水道82公里、桥梁340座。这些河道的疏浚和治理必然产生了一定的可以用来绘制准确地图的测量数据，但中国古代的这类地图依然是示意的。此外还有明代中期以来持续不断的城墙的修筑。 还有产权的问题，中国古代土地的产权虽然与西方相比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同样强调对于地产范围的明确记载，只不过中国古代对此主要以文字记载为主，虽然绘制有地图但基本只是示意图，最为典型的就是明代的鱼鳞册。虽然目前这方面存世的材料不多，但中国古代对于城池中的地产的所有权和范围也有着明确的记载，如西安碑林博物馆藏金代《京兆府提学所帖》碑，是当时京兆府路管理提学所发给京兆府学的一份赡学房舍地土清册,其中详细记载了府学所属房产、地产的范围和四至，如“东柴市，冯元仲于开士通处兑到马千元佃本街东壁地基，东西长壹伯陆拾肆尺，南北阔贰丈伍尺，南寺墙，西宫街，南钟府……”[15]55，而这些也是可以通过地图来表达的，但目前并没有发现具有这样功能的中国古代的城池图。虽然《乾隆京城全图》详细绘制了北京城中的每座建筑，显然是测绘的结果，但并没有用于对城内房产或者其他事物的管理，因此该图并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绘制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具体需求方面，中国古代与近现代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希望强调以往研究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提出足够深入的分析，即需求的增加、变化与地图绘制技术的变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以及前者是如何推动后者的变化的，这些都依然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二，以往对于中国近现代城市图转型的研究，基本都强调西方或者近现代城市图在测绘技术上，或者说就是绘制准确方面的优势，但问题在于，当时所有的需求是否只能通过准确、科学的地图来满足？ 就近现代城市而言，确实其中有些需求最好使用准确和科学的地图来满足，但问题在于，是否真的这些需求和功能在任何情况下只能通过准确和科学的方法绘制的地图来满足？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明确得出肯定答案的问题。如上文提到的中国古代城池内部基础设施的建造以及地产的管理，完全可以基于文字描述并配以示意性的地图来表示，而这也是中国古代大量工程图的表达方式。这种现象也存在于欧洲，如在英格兰，尽管土地测量紧随着16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宗教改革之后大量地产的转移而得迅猛发展，但地图绘制一直落后，而这一现象延续到了16世纪末[16]9。根据这一现象，可以得出的合理的推论就是，即使那些今天看起来必须用准确、科学的地图来满足的需求，基于不同的实用层次、目的，对于地图准确性的要求也是不同的。 历史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地图，除了基于准确性的各种功能之外，还存在大量其他可以不依赖于准确性的功能。如西方地图，中世纪时期存在大量以宣传基督教教义功能为主的地图，典型的就是T-O地图。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地图也具有装饰功能，如按照劳埃德·阿诺德·布朗（Lloyd A.Brown）的研究，由于文艺复兴初期的商业航海图的制作者和出版者缺乏可以用于绘制地图的信息，因此他们绘制的地图充斥着错误的谣言或者不正确的数据，但是“为了补偿信息的缺乏，并维持生意，他们只能利用雕版者和着色者的才能。由此出版的航海图毫无疑问是精美的，有着良好的雕版以及有着最好的传统装饰。船只和海中怪兽的形象、棕榈树和纹章被推测会吸引顾客的注意力并且使其高兴去购买”[17]149，由此可以认为这些购买者之所以会购买地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的精美，而不是准确。又如据推测著名的绘图者布劳（Blaeu）可能制作了两种类型的地图和航海图，其中一种是为上流社会绘制的，有着靓丽的颜色和金叶装饰的美丽事物，用以取悦眼睛和装饰家庭，但这样地图通常被锁在绅士的图书馆中[17]171。对于这些功能而言，准确性和科学性是次要的。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除了主要用于行政事务管理的城池图之外，还存在有着宣教功能和展示功能的城池图，而这些对于准确性并没有太高的要求。 基于对上述两个问题的阐释，我们就有理由对清末用传统方式绘制的城市图的长期存在进行一些解释。钟翀曾对清末基于传统绘图基础改良后的地图的长期流行的原因进行了推测，提出“那么，此类未经西法实测、地物表现出现较多变形的城市绘图，何以能在晚清许多城市的地图市场盛行一时呢? 仔细分析同光年间的改良型城市地图可以看到，虽然西洋实测城市平面图具有距离、方位精确度上的优势，但出自本地人士之手的此类地图，大多渊源于当地历史悠久的传统景观图式形象绘法，对尚未习得西洋实测技术的绘图者以及尚未习惯阅读近代实测地图的普通受众而言，显然传统的城市绘图更符合绘制习惯与直观的空间感觉，加之此类绘图在相对位置关系的准确性和街巷等交通要素标注的详细程度这两方面下了很多功夫，较之此前图幅狭小、标注稀疏的方志类插页绘图来说，其实用性也大大增强了，因此能够在西风东渐的晚清某一特殊时期上取得立足之地，甚至在某些内地城市还能占据地图市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11]100这一分析，依然还是强调地图的“经世致用”的功能，但如果不拘泥于地图的绘制必须建立在准确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且从地图更为广泛的功能进行考虑的话，那么这一时期传统城市图的广泛存在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的了。 最后，如果将中西方城市图绘制技术的近代化放在整个地图绘制史的背景下进行观察，就会看到这一时期也是地图绘制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简言之就是以地理座标为基础，从垂直的、一个空中的人类绝不可能的视角来绘制地图的方法，被接受作为绘制地图的一种方法，而且日益成为唯一一种被接受的地图绘制方法，这一过程本身就带有一定程度的“被科学化”的意味，正如图尔明所说“对于托勒密提出的作为一种地图绘制控制点的经线与纬线交叉的使用，与一名研究者搜集关于世界的观察资料然后将它们与自然法则的框架进行比较的过程没有什么不同。毫不奇怪的是，地图被用作现代科学的一种象征”[18]17。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包括城市地图在内的很多类型的地图所蕴含的某些功能不需要建立在准确性和科学性基础之上，而在近代地图“科学化”的过程中，用于表达这些功能的绘图方法由于不符合“科学”的要求，因此被逐渐抛弃，而建立在这些方法之上的功能也就逐渐消失或弱化。因此，包括城市图在内的地图的“近代化”和“科学化”，实际上是在追求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同时，对地图功能的“窄化”，由此形成的影响至今的包括城市图在内的地图可以被看成是某种程度的“被科学化”的结果，即虽然科学和准确的地图可能满足了近现代城市发展的某些需求，但这种“科学化”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是盲目的，是以不自觉的抛弃某些功能为代价的。 [参考文献] [1] 赵晓阳. 科学主义思潮与20世纪初期新史学[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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