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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的研究有重大进展，成就斐然。其突出表现是：一研究队伍扩大。除老一辈史家外，新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二研究领域拓展。过去只局限在少数领域，如今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教育、人口、地理、思想文化、人物评价等各个领域。三研究成果丰硕。过去发行的专著、论文数量极为有限；如今专著、论文大量涌现，满天星辰，数量大为增多，且刊发了很多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学术价值高的成果。从秦汉史研究的走向和发展趋势来看，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拓展与深化了传统课题的研究。对秦汉史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包括土地制度、赋役制度、职官制度、军事制度、宗族家庭、社会风俗、思想文化等，继续成为重点研究领域。旧题新作，多有深化。先后刊发出了一批史论结合，体现特色，功力扎实，富有生命力的新成果。 其二，重视简牍、文物的研究。随着大批简牍及画像砖石等文物考古资料的出土，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有的对简牍、画像砖石本身进行专门研究；有的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以简牍印证文献，或以文献诠释简牍，研究出了一批开拓性的著作。 其三，加强了区域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一是秦汉史研究会做了大量组织工作，进行了有力引导，如1991年年会重点讨论齐鲁文化；1993年年会重点讨论江南经济；1996年年会重点讨论南越国史；1999年年会则讨论西南开发等。再者，伴随着各省通史的编写，一般也都设有《秦汉卷》，如《陕西通史·秦汉卷》，《山东通史·秦汉卷》等。这都有力推进了秦汉地域史的研究。另外，不少学者，就地取材，从实际出发，研究本地的秦汉史，关中、西北地区的学者尤为明显。多年来由于大家合作，拿出了不少有地方特色的成果。 其四，研究方法显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许多学者坚持“实证主义”原则，无史不征，同时又重视价值评判，力求做到“以史为鉴”；有的学者采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引进历史学研究；还有的引进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包括计量分析法等引进史学研究，试图使研究更加精确化、科学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使许多人的研究方法有不少更新，提升了成果的水平和质量。 大量史实证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得到了蓬勃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下面，将1980年以来的秦汉史研究概况作一简略的回顾。 一、综合性研究 秦汉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来为学界所重视。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陈源登、马元材、钱穆、翦伯赞、吕思勉等前辈学者各自都曾著过《秦汉史》，达五、六部之多。八十年代初以来再度大量涌现。例如：林剑鸣的《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共十四章，深入研究了秦人兴起、发展、衰亡的历史过程。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马非百的《秦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内容分为纪、传、志、表、録、图六部分，史料详实，是他的精心之作。林剑鸣的《秦汉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共二十章，注重史论结合，在内容、结构、观点等方面，皆有所创新。许多大学历史系被列为教材，得到了广泛利用。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的《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全书共八章，全面概括了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结构合理，篇幅适当，观点平稳的一部断代史。外国学者崔瑞德、鲁帷一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全书十六章，该书虽然对近年新出土的历史资料尚未得到利用，但引证文献广泛，并重视文献的辨伪和考订工作，也充分利用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秦汉史研究的水平。 此外，秦汉史研究会编的《秦汉史论丛》，现已出版十二辑，是综合性的论文汇编，比较及时地反映了会员的研究成果。 二、经济史研究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秦汉经济史成为研究的热点，成果很多。贯通性著作有多部问世，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全书共十章，对秦汉时期经济区的发展、土地制度、劳动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经济与币制、经济波动、经济政策等，分别作了系统论证。这是他历经三十余年长期研究的结晶和总结。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卷》上、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二十二章，在绪论章中，对秦汉时的地理环境与生态状况、基本经济区、产业结构与经济类型、社会经济形态等作了鸟瞰式阐述。然后分章论述了秦汉时期的人口分布，农田水利，农业生产，畜牧业，林业和渔业，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经营方式，土地继承与土地买卖，手工业生产、手工业中的生产关系，商业与都市，商品价格，货币、赋税、徭役，财政，国家经济政策，交通运输，社会各阶级和等级的经济地位与资产，不同阶级和等级的生活消费，少数民族的经济等。该书富有创意，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己见，加强了薄弱环节的研究，重视填补空白。这是一部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扛鼎之作，体现了当前国内研究的最新水平，受到学界的好评。此外，还有曾延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分西汉、东汉两部分。该书对两汉经济和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外贸，以及租赋、国家收支与财政等作了探讨，用力较勤，对学界有启示作用。 学界从不同层面和视角研究秦汉经济史的成果十分丰硕，这里从几个方面，做如下列举： （一）部门经济：农业是中国传统经济的重要部门。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新的进展。陈文华的《论农业考古》（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收入农史方面的论文12篇，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秦汉农业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新见。樊志民的《秦农业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对秦农业的发展历程、农业科学技术的演变、农业生产结构及其管理制度等作了详细分析。许倬云的《汉代农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汉代农民的生计、农业资源、耕作方法与技术以及农业之外的选择诸问题进行了论列。同时，还对汉代农业的相关文献做了介绍，可供参考。学界发表的主要论文有：林甘泉《论秦汉封建国家的农业政策》（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1985年版），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孟明汉《关于西汉农业劳动者的身份问题》（《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宁可《西汉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1978年4月10日），高敏《论秦汉时期放牧业的特征和局限》（《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余华青《秦汉时期的畜牧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秦汉时期的林业》（《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秦汉时期的园圃业》（《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温乐平《论秦汉养牛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黄今言《汉代不同农耕区的劳动生产率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对秦汉农业都作了有益的具体考察，比较深入。 手工业的研究也有些进展。逢振镐的《秦汉经济问题探讨》（华龄出版社1990年版），对秦汉的盐铁政策、手工业经营管理制度、山东地区的冶铁、煮盐、制铜、铸钱、制陶、漆器、纺织等分别作了论述，是一部比较扎实的经济史论文集。宋治民的《汉代手工业》（巴蜀出版社1992年版），也有一定的份量。这方面的论文有：张传玺《论秦汉时期三种盐铁政策的递变》（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二辑，1983年版），余华青《汉代酿酒业初探》（《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秦汉漆器价格考辨》（《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宋治民《汉代铜器铸造手工业》（《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陆德富《西汉工官制度问题研究》（《文史》2009年第3期）等，不无新意。 商业史的研究较为活跃。商业协会主办的《平准学刊》八十年代出版了五辑，内容以商业为主。1995年创办的《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目前已出版两辑。吴慧的《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二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对秦汉时的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发展官营商业、东汉的商业与商人地主等作了具体论列，特色明显。相关论文有：张仁玺的《秦汉时期私营工商业的行业类型考述》（《山东师大学报》2009年第3期），严华青等《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化及其政策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赵德馨《商业的性质与历史》（赵著《经济史学论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对商业的利润，发展历程，作用等提出了新见。当然，商业史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开拓。 交通运输的研究，主要成果有：王子今的《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全书共十七章，对秦汉时期的交通建设、津桥、车辆制作、陆路运输动力、内河航运、近海航运与海外交通、造船业、都市交通、主要文化区的交通结构、仓制与主要粮道、产业分布及运销区别、运输业、通信形式、域外通路、交通史背景以及交通心理与交通习尚等，分别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该书广征博引，分条缕析，运用新的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该书作者为完成这一专题研究，此前曾发表了多篇论文，如《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秦汉时期的私营运输业》（《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秦汉时期的内河航运》（《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两汉救荒运输略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等。此外，学界的论文还有：余华青《略述秦汉时期的舟车制造业》（《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武伯纶《秦汉车制杂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吕名中《秦汉通南越要道考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金惠《汉代船尾舵的发明》（《东方杂志》1983年第1期），赵化成《汉画所见汉代车名考辨》（《文物》1989年第3期）。这些论著较前人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发前人所未发，皆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二）土地制度：目前，贯通各代的土地制度史已有多部。林甘泉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主要论述晋以前的土地制度，试图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回答讨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资料丰富，分析深入，立论公允，得到学界认可。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对秦汉时的土地制度，主张“国有土地”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新论。断代性的土地制度史，有高敏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中国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对当时土地所有制形成及诸形式等问题有系统论述，成一家之言。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国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把土地制度作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结合剥削方式、阶级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述，独具卓识。张金光的《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十二章，其中对秦的土地制度、为田制度、阡陌封疆制度、租赋徭役制度、官社经济体制等等做了全面、系统研究。认为秦汉时期是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分地“授田制”，实行“定产承包制”。认识深刻，自成一说，是有突破性的一个研究成果。刘光华的《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则对汉代屯田的发展、屯田上的劳动者、屯田管理系统及屯田作用等，提出了独自的看法。 土地制度的论文很多，代表性的有：李振宏《两汉地价初探》（《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张传玺的系列论文包括《汉以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生和确立》、《两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形成的三个阶段》、《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国有土地问题》、《从“授民授疆土”到“衣食租税”》、《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见张著《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韩连琪的《西汉的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东汉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庄园制的兴起》、《论两汉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形态》（见韩著《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1986年版）。安作璋、逄振镐的《试论秦汉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杨生民《汉代土地制度两重性诸问题试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自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出土后，对汉初的“授田制”、“名田制”问题展开了讨论。主要有：高敏的《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杨振红的《秦汉“名田宅制”说—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张金光的《普遍授田制的终结与私有地权的形成—张家山汉简与秦简比较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等，涌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高质量成果。 在地主制经济下，有关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过去研究的比较薄弱，八十年代后有了新的进展。于琨奇的《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黄山书社1991年版），全书共十二章，对秦汉时期小农的产生、 生产力水平、粮食产量、副业生产能力、赋役负担、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王彦辉的《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分九章，对豪民的产生、特征、演变，豪民在工商业中的兴衰，豪民的土地兼并与役使贫民，豪民与田庄经济结构，豪民社会地位的提升及其与士族的逐步合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相关论文有：李根蟠的《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洪煜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史学月刊》1994年第5期），黄今言的《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析》、《汉代庶民地主经济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见黄著《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还有他的《汉代小农的数量、特征与地位问题再探讨》、《汉代农民“背本趋末”的历史考察》（见黄著：《秦汉史从考》，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许多学者正在开拓和深化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 （三）赋役制度：这与土地所有制息息相关，也涉及国家财政及整个社会分配问题，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钱剑夫的《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共八章，对秦汉时期的土地税、人头税、商业税以及更卒、正卒、戍卒等徭役作了具体考证，提出了独自的见解。黄今言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全书共九章，分别对当时税收财政机构的发展，土地税类型与征课量，末业税和有关的杂项税收，计訾与訾算，按丁口征赋的确立及其演变，徭役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与社会矛盾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赋役和贡输，赋役征调与名籍、上计制度等进行了论述。对秦汉时期赋役的源流、性质、内容、特征及其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关系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究。 在此期间，学界发表的论文很多，例如：柳春藩《论汉代“公田”的假税》（《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岳庆平《汉代“赋额”初探》（《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于琨奇《“户赋”、“军赋”考》（《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钱剑夫《试论秦汉“正卒”徭役》（《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施卫青《关于秦汉徭役的若干问题—与钱剑夫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钱剑夫《汉代“案比”制度的渊源及其流演》（《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杨际平《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一辑）和他的《凤凰山十号汉墓据“算”派役文书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高敏的《论汉代“假民公田”制两种类型》、《从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秦汉徭役制度》、《秦汉的户籍制度》、《秦汉上计制度述论》（均见高著《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黄今言的《秦代租赋徭役制度初探》、《汉代田税征课中若干问题考察》、《论两汉的赋敛制度及其演变—关于按丁、口征赋的研究》、《汉代末业税问题探讨》、《西汉徭役制度简论》（均见黄著《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备受关注的秦汉赋役制度，学界的研究成果在水平上，较前有了提升。 （四）币制与财政：学界自来比较关注。货币史方面的成果，有钱剑夫的《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南的《秦汉货币史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蒋若是的《秦汉钱币研究》（中华书局1997年版）等，都对秦汉的币制及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黄金是否为本位货币、使用范围及其职能等做了具体阐述。研究取得了可喜进展。论文有：李祖德《试论秦汉黄金货币》（《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秦晖《汉“金”新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杜劲松《关于西汉多黄金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唐任伍《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考》（《史学月刊》1989年第5期），谢桂华《“茭钱”试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赵宠亮《说“财用钱”》（《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徐承泰《东汉时期货币铸造及管理机构探讨》（《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黄今言《张家山竹简〈钱律〉的几个问题》（祝贺朱绍侯先生八十华诞《史学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期）和他的《居延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财物“拘校”》（《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等。在这些论文中，有的以小见大，颇具新意。 财政与货币密切相关。马大英的《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全书共二十五章，对汉代的财政体制、财政收支、屯田、漕运、货币以及财务行政与上计吏等分项做了详细论述，资料丰富，涉及面广，力图展现汉代财政史的基本面貌，有学术价值。罗庆康的《西汉财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从中央和地方官员所承担的财政管理职责的角度，探讨了西汉财政制度。还有占志宏的《汉代财经大辩论》（三环出版社1992年版），朱德贵的《汉简与财政管理新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也都有些特色。 （五）商品经济：主要成果有，邵鸿的《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的变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全书共七章，对战国时期的商品生产、商业形态与商业资本、商品经济发展给战国社会经济带来的重要变化等，作了全面考察，特别对商品经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论证较为深入。黄今言的《秦汉商品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分为七章，在诸论中，首先对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性质、程度及其与自然经济的关系作了宏观性阐述。然后分章对当时商品生产发展的特征、商品交换与商业形态、商品市场的层次结构、商品价格与货币流通、商人崛起与商业资本投向、消费观念与消费结构的变化等，作了系统论述。该书史论结合，理论构架，自成体系，力图全面再现秦汉商品经济的原状，是作者多年耕耘之作。张宏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也有一定的深度和特色，用力甚勤，对当时的商业资本有较好的研究。王仲犖遗著《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其中第一、二卷，根据《管子》、《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居延汉简》等对秦汉物价作了资料性整理，查阅方便，利于使用。丁邦友的《汉代物价新探》（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与王著近似，选题上虽有重复之感，但补充了张家山汉简物价资料，方法上采用了“二重证”。 商品经济的论文很多，例如：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地主制》（《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林甘泉《秦汉商品与自然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商品交换和买卖契约》（《文物》1989年第9期），钱剑夫《秦汉商品检验与物价管理》（《中国史研究》1978年第2期），吴慧《秦汉时期度量衡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黄今言的《汉代贩运贸易论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论两汉时期的农村集市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汉朝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市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秦汉商品市场发育水平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等。目前，商品经济正在成为重点研究领域之一。 （六）区域经济：改革开放后，各地经济蓬勃发展迫切要求从地方经济发展史中取得借鉴。秦汉区域史的研究也日渐受到关注。黄今言主编的《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七章，对秦汉江南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人口、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的开发及其区域特征，手工业成就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交通运输业的开拓与管理，城市兴起与商业演进，赋役征课与人民的反抗斗争等，作了开拓性研究。李学勤主编的《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用专章，论述了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物质文化成就、发展规律、特征及其对海外的影响等，是史论结合，富有新意的成果。张荣芳的《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中华书局2005年版），其中多篇论文，运用新资料、新方法阐述了秦汉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乏特色。薛瑞泽的《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对该时期河洛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至于涉及不同地域的论文很多，这里择举几例：章士成《西汉时期闽越社会经济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王家典《两汉时期徐淮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地位》（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丛》第4辑1988年版），张泽咸《汉唐河西走廊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岳庆平《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段渝《秦汉时代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11期），陈晓鸣《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开发之述评》（《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等。上述论著，对现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意义。 三、社会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社会史的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众多。林剑鸣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全书共十二章，对秦汉时期“文明”发展的特征、物质文明、城市风貌、服饰、饮食结构、居住条件、水陆交通、信仰、祭祀、婚丧礼俗及精神风貌等，作了有意义的探索，取材广泛，资料性强，是值得重视的成果。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时限上自原始社会末期，下至魏晋南北朝。从国家形态、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诸方面的发展变化，综合论述了古代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历程。该书是一部讨论有关古代中国社会分期问题的专著，也是作者“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作。杨师群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全书共四章，对中、西上古社会国家政体殊异原因、战国时代变法的性质、秦汉社会制度的定型、发展、局限与深远影响等，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视角较新。此外，还有谢国桢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刘志远的《四川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李振宏的《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杨振红的《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王彦辉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这些论著，大都利用出土的文物及简牍，对秦汉社会的某几个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新意迭出王之今的《秦汉社会史论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共收入23篇论文，对秦汉社会中的恶少年、少年吏、流民运动、社会福利法规、浮侈世风、盗墓现象、卫生食品法规等等，一些过去学界关注很少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是一部具有广度和深度的论文集。 有关城乡社会研究的成果，也有多部著作问世。马新的《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全书共七章，对两汉时代乡村的生产环境与农业状况，土地制度与生产经营、社会分野与农民的历史命运、乡里村落与宗族、婚姻与家庭、民间信仰与神袛崇拜、民谣民谚乡村风情等，作了系统详尽的论述。资料翔实，观点公允，论证有力，是一部富有创意的力作。周长山的《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七章，对汉代城市的发展、分布、人口、居民编制、城内市场等做了论列。该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个成果，比较精审。张继海的《汉代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全书共六章，论述了汉代的城郭与基层聚落形态、城市的物质结构、城市社会的一般情形、公共生活、社会问题等，在视角上有些特色，尤其是对当时城市的社会问题及其管理方面进行总结。徐卫民的《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全书共九章，对秦汉时期都城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汉代都城对秦代都城的继承和创新、秦汉都城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都城附近的帝王苑囿、陵寝等作了有价值的研究，这是他长期研究秦汉城市社会史的得力之作。颇有创获，令人欣喜。他还对秦汉时期的都城、园林、陵墓及建筑等方面多有研究，收入了数十篇论文，结集为《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出版）成果引人注目。不乏新意。 此外，从不同层面和视角研究秦汉社会史的成果，若以专题划分，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与灾异：生态环境的代表作有：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分九部分。对秦汉时期的气候变迁、水资源、野生动物分布、植被、生态环境的人为因素、时人的生态环境观、生态环境社会历史以及生态环境的个案研究等进行论述。资料宏富，视野广阔，见解独特，创意良多，反映当前研究的最新成果。灾异方面的代表作有陈业新的《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共六章，对两汉灾害概况、灾害原因、灾害思想、灾害与君主政治、灾害与经济、灾害与文化事像等作了具体论述，另附两汉灾害年表。该书比较扎实，论据确凿，分析到位，是一部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有现实借鉴意义。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杨世文《汉代灾异学说与儒家君道论》（《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的“荒政”》（《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王子今《秦汉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蔡万进《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载汉代气象资料》（《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刘雪琴《儒学与汉代生态环境保护》（《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邹逸麟《“灾害与社会”刍议》（《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等。生态环境与自然灾害的研究不乏佳作，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二）人口问题：是研究人口体系中特殊类型的一种社会关系。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全书分三篇十一章。对西汉各阶段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各地区的人口迁移等作了深入论述，且附有各类图表。该书颇有价值，研究方法作了新的尝试，填补了一项空白。他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也有专章论述秦汉时期人口数量的发展及其变化特点等，适合一般学者阅读。袁祖亮主编、袁廷胜执笔的《中国人口通史·东汉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共十一章，对东汉人口数量发展状况、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人口统计与管理、人口政策、人口思想、人口寿命、婚姻家庭与人口、人口姓氏分布、民族人口、生态环境与人口等，分条缕析，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该书规模宏大，提出来不少新见，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用力甚勤，反映了一定的学术水平。还有葛剑雄《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高凯的《秦代人口比例与人口下降问题》（《文史哲》2007年第5期）、《从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看汉初的人口政策》（《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从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看汉魏时期道教的兴盛》（《史林》2007年第5期）等论文，也别具特色，视角较新。 （三）阶级、阶层：这方面的研究继续趋向深入。沈刚的《秦汉时期的客阶层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全书共七章，对客阶层的形成与早期存在状态、秦和秦汉之际的养客之风、两汉时期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客、客的依附化及其演进等做了具体探讨，不乏新见。有关秦汉时期的地主、豪族、士人、客、游侠、奴婢等方面的文章，不时可见。例如：安作璋等《秦汉地主阶级构成的演变》（《山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马彪《试论汉代的儒宗地主》（《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王水平《两汉江南士人行迹述略》（《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乔宗传《秦汉游侠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孙如琦《东汉的流民和豪族》（《浙江学刊》1993年第3期），杨生民《论战国两汉时期的“客民”和“客”》、《两汉士族地主兴起试探》、《汉代地主在农业使用佃农与奴婢经济效益的比较》、《汉代地主门下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汉代氓隶非奴隶考》（均见《杨生民经济史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林剑鸣《“隶臣妾”辨》（《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宫长为《“隶臣妾”是秦的官奴婢》（《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其中有些问题学界看法不一，还存在着分歧，尚可进一步探讨。 （四）宗族、家庭：作为社会史研究重要内容之一的宗族与家庭问题，继续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赵沛的《两汉宗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共五章，对商周宗族社会、两汉宗族的恢复和重建、宗族的里居形态、社会结构、宗族发展的基础和途径等做了勾勒，资料翔实，观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岳庆平的《汉代家族与家庭》（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虽然篇幅不大，只八万多字，但对汉代家族、家庭问题作了梗概性描述，思路清晰，读者面或许会广。另外，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谢维扬的《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许倬云的《求古篇·汉代家庭的大小》（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也都对先秦两汉家族、家庭有较好的研究。主要论文有：黄金山的《论汉代家族的自然结构与等级结构》（《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汉代家庭成员的地位与义务》（《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家庭》（《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鹤泉《东汉宗族组织试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马新《秦汉时代家内人际关系的变迁》（《山东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孙达人《试给“五口百亩之家”一个新的评价》（《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张仁玺《秦汉时期“五口之家”述略》（《齐鲁学刊》1998年第6期），李根蟠《从秦汉家庭论及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等，均可谓比较有份量的研究论文。 （五）社会保障：古代虽然没有社会保障这个词和相应的观念，但有些举措或做法可视为后来社会保障的范畴。王文涛的《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全书共八章，对秦汉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社会救助，民间互助保障，特殊福利，身份性福利，军人优抚，社会保障的程序及实效，社会保障思想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察与梳理。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但又不囿成说，积极探索，提出己见。这一研究，对现实有借鉴意义。相关论文有：李家利《两汉政府保障行为述略》（《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张为民《汉代管理的优抚制度》（《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臧知非《“王杖诏书”与汉代养老制度》（《史林》2002年第1期），王子今《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张仁玺《齐鲁先秦诸子的社会保障思想》（《东方论坛》2003年第2期）等。不容讳言，社会保障方面有深度的文章，目前尚未多见,但有了好的开端。 （六）社会风俗：有关“风俗”的内涵及其广泛，一般认为大致上它包括饮食、服饰、居住、婚姻、奔丧、寿诞、卫生、交际、娱乐、信仰等等。这方面如今继续得到关注。韩养民的《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瞿兑之的《汉代风俗制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二书，对该时期的一些社会风俗有概括性描述。彭卫、杨振红的《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十二章，分别对秦汉时期的饮食风俗、服饰风俗、居住与建筑风俗、行旅风俗、婚姻风俗、卫生保健风俗、丧葬风俗、农业生产风俗、信仰风俗、节日风俗、游艺风俗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规模宏大，资料丰富，涉及广泛，有不少亮点，是值得重视的一大成果。除综合性的风俗史外，还有刘增贵的《汉代婚姻制度》（台北市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彭卫的《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对汉代婚姻关系中的等级状况、地缘关系、年龄构成、法律规定、婚姻观念等均有所论述。李如森的《汉代丧葬礼俗》（沈阳出版社2003年版），利用文献考古资料从葬俗、丧礼、随葬品、陵园、墓葬形制等角度论述了汉代的葬俗。风俗史方面的论文，我所看到的有：申言《秦汉风俗议》（《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吴小强《试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周天游《两汉复仇盛行的原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黄婉锋《汉代中州民风的嬗变及其意义》（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8辑2001年版），张仁玺《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考略》（《山东师大学报》2002年第6期），葛志敏《秦汉风俗与贵族女权》（《光明日报》2002年11月5日），高崇文《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考古学报》2006年第4期），吕宗力《汉代的流言与讹言》（《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和他的《汉代“妖言”探讨》（《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宋杰《汉代后妃“就馆”与“外舍产子”风俗》（《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吕、宋之文，视角新颖，论证精彩，是功力扎实的好文章。 四、政治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政治史的研究一直是热点领域。孟祥才的《中国政治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全书共十章，对秦汉时期的皇帝制度，中央决策系统，中央行政体制，地方行政体制，司法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分别作了论列。并指出了秦汉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王育民的《秦汉政治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全书分为四章，对秦汉时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尚书、中朝与外朝，中央派出机构和地方政府，官吏的选拨、管理、俸禄制度等，也有通识性论述。李开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对汉初几十年的政治特点做了系统总结。该书在理论创新，史料整合，学术规划方面值得肯定。孙家洲的《两汉政治文化窥要》（泰山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三章，对汉代的政局、政论、政策及神秘主义笼罩下的汉代社会，有较深入的研究，对一些重点问题剖析透彻，是值得重视的成果。张小锋的《西汉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也还有所创获。 政治史论文主要有：朱弘《关于秦汉分封的历史反思》（《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刘修明《西汉历史的转折》（《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新的社会统治秩序》（《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周鼎初《东汉后期黑暗政治考察》（《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林剑鸣《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吴刚《巫蛊之祸新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探讨》和他的《论轮台诏》（见田著《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等，这些论文，皆从某一侧面或问题，探讨秦汉时的政治，提出新见。 下面专就秦汉时的官制、法律、监察诸方面的成果做些陈列： （一）官僚制度：代表性著作有：安作璋、熊铁基的《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齐鲁书社1984年版），全书分为三编十七章，对秦汉时期的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官吏的选拔、任用、考课、赐爵、秩养和朝位、印绶、符节、舆服、休假和致士等各项制度，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内容完整，史料充实，引用方便，有重要学术价值。黄留珠的《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分上、下篇共十三章，专论秦汉官吏选拔制度。上篇为秦仕进制度考述，是开创性探讨；下篇为西汉仕进新探，主要是说明该制度的合理性、发展必然性及其衰落的原因。资料翔实，是一部潜心研究之作。杨鸿年的《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未分章节，以专题列目，以探讨汉魏时期的官制为主，兼及军制。对当时宫省制度、中朝与外朝官，中书和尚书，中常侍、给事中、侍中、郡县官吏以及南北军等，叙述极详，有不少创见，为研究汉代政治制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性汇编。柳春藩的《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共四章，对秦汉时期王国和侯国、封君和关内侯、二十级赐爵制（列侯、关内侯除外）三者在封爵制的联系与区别等方面做了阐述，同时也涉及该制度相关的官僚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功力扎实，创获殊多。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书共九章。对两汉的“三公”、“尚书”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纷繁复杂的变化，逐一作了细致的考证与论述，提出了许多与前人不同的新看法，分析精审。该书对整个政治制度的研究，很有启发，是一部得力之作。卜宪群的《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共八章，对秦汉官僚制度产生的历史前提、渊源与演变、三公九卿制度、皇权与官僚制度、官僚的类型及其演变、官僚制度行政运作的基本形式等，作了深入论述。该书视野开阔，大量运用新出土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对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廖伯源的《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全书分上、下编共十二卷，对秦汉皇帝使者的职权范围，使者的信物、服饰与官衔，使者与官制的演变等，作了考论。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皇帝使者的著作，选题新颖。此外，廖氏还有《秦汉史论丛》（五南图书出版公园2003年版），全书由十二篇论文组成，其中对汉代郎将职掌、考课制度、朝议制度、大夫制度以及有关“封事”、禁锢等问题有详细考释。旁征博引，用力甚勤，创见尤多，是两部扎实的论文集。 官制方面的论文还有：唐赞功《汉初“布衣将相”浅论》（《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祝总斌《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阎步克《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马良怀《西汉宦官考》（《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李泉《试论西汉高中级官吏籍贯分布》（《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吴曾荣《西汉王国官制考》（《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李孔怀《汉唐宰辅权力体制述略》（《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阎步克《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延伸》（《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朱绍侯《刘秀和他的功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这批文章问世，使官制史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二）法律、刑法：引人注目的成果有：栗劲的《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以云梦秦简法律文书为主要依据，系统阐述先秦法家的基本理论和法律原创，全面论述秦的法学理论和具体实践，并就秦简研究中的有关争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日）大庭修的《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分四篇十九章，对秦汉时期的法典、律、令、官僚制度以及法律文书等，分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证。该书是作者研究秦汉简牍的论文集。（日）崛毅的《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收入论文十三篇，对《汉书·刑法志》、秦汉时的乡官、刑名、宽刑、徭役、盗律、物价、贼律以及汉律溯源等作了考证，提出了独自的看法。随着秦简、汉简的大量出土，涌现了一批新的法制史论著，例如：安作璋、陈乃华的《秦汉官吏法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孔庆明的《秦汉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高恒的《秦汉法治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于振波的《秦汉法律与社会》（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曹旅宁的《秦律新探》（中国社科出版社2002年版）和他的《张家山汉律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刘海年的《秦汉法律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他的《战国秦汉法制管窥》（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张功的《秦汉犯罪控制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朱红林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点都是利用新的出土资料，展开研究，提出独自的见解。由于选题大同小异，难免有些重复。 在此期间，刊物发表的论文很多，例如：于豪亮《西汉对法律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张建国《西汉刑制改革新探》（《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何勤华《秦汉律学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孙家洲《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初“矫制”之法》（《光明日报》2002年9月24日），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收律〉与家族连坐》（《文物》2002年第9期），韩树峰《秦汉律令中的完刑》（《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和他的《秦汉徒刑散论》（《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王伟《〈汉书·酷吏传〉“诏书召捕”献疑》（《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和他的《论汉律》（《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李振宏《萧何“作九章律”说质疑》（《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杨振红《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论〈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均属九章律》（《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这些文章，不囿陈说，敢于创新，含金量较高。 （三）监察制度：这方面虽然研究的比较薄弱，但也有些论述。李小树的《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全书共六章，认为秦代监察制度即已建立，两汉的监察制度经历完善、衰落的过程，同时对当时的监察思想、监察人物作了些叙述。因为是“史纲”，故比较简略。目前见到的论文有：牟元圭《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1990年第1期），葛生华《试论先秦及秦汉的监察制度》（《兰州学刊》1990年第4期），马作武《秦汉时期监察体制形成及思想探源》（《政治论坛》1999年第3期）。有关秦汉监察制度问题，还有很大研究空间，有待大家探讨。 （四）地方行政：主要成果有：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对郡县制度若干问题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邹水杰《两汉县行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此前还有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论文也有不少，例如：李孔怀《汉初“郡国并行”政体刍议》（《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曹尔琴《汉代州郡的设置及其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振鹤《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制度》（《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的关系》（《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范学辉《秦汉地方行政运行机制初探》（《文史哲》1999年第5期），岳庆平《从尹湾汉简看秦汉乡亭制度诸问题》（《文史》2001年第1期），唐德荣《略论西汉王国问题》（《求索》2003年第5期），陈苏镇《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等，有些文章对前人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辨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五）官文书制度：由于汉简、封泥等地下材料陆续出土，为秦汉官文书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成果有汪桂海的《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五章，对汉代官文书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合性研究，从官文书的功能、性质、结构程式、用语到他的制作、用印、收发与启封、传递、保密、立卷、存档等，作了详尽阐述，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薛英群的《汉简官文书考略》（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作者根据汉简资料，不仅对汉代的中央官文书—“诏”、“制”、“敕”书作了阐述；而且对基层官文书—“府书”、“檄书”、“应书”、“牒书”、“爰书”、“举书”、“报书”等等，分类进行了考证。钩沉发微，论证深入，可以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有关秦汉官文书方面的论述还有：卜宪群的《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汪桂海《汉印制度杂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余华青《秦汉时期的保密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等，都是颇有新意之作。 五、军事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军事史的研究空前活跃，成果不少，仅中国军事通史就出版了多部，其中代表性成果，有中国军事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军事通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共十七卷，20册，每个朝代一本。霍印章的《秦代军事史》，共七章，对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秦代军制、国防、拓边战争、秦末农民起义、秦代军事思想和人物等进行了论述。陈梧桐、李德龙等的《西汉军事史》，共十章，对楚汉战争与汉初的富国强兵方针、巩固统一的战争、边防建设、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以及当时的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等，作了阐述。黄今言、邵鸿等的《东汉军事史》，共九章，对东汉王朝的建立和统一战争、东汉的军制与边防、武器装备与后勤、东汉前期对匈奴及南方各族的战争、后期对羌人及周边各族的战争、黄巾农民战争以及当时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等，进行了论述。这些著作，皆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时代为经，以重大军事事件为纬的编篡体例。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军事史研究的新水平。下面分别介绍几个方面的具体成果。 （一）战争史：主要有中国社科院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孟祥才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二书对秦汉农民战争的背景、过程、性质和特点、作用等，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安作璋的《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将各种文献资料和汉碑、汉简中有关农民战争的记录，汇集成册，资料系统，兼有考证，是一部有价值的材料书，便于利用。 战争史的论文很多，大凡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统一战争等，学界都有过论述，例如：赵锡元《关于大泽乡起义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81年第5期），彭年《秦末、西汉农民战争的特征》（《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蔡行发《试谈“楚汉战争”》（《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陈连庆《两汉之际河北农民军杂考》上、下（《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1、2期），胡崇为《黄巾起义口号中的“黄天”涵义》（《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近几十年来，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方面的文章少于五、六十年代。 （二）军事制度：目前看到的论著有，熊铁基的《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全书共十一章，对秦汉时期的士兵、军队、装备、军马、给养、营垒、军法、兵法等，分章作了论列，对文献资料有系统梳理和诠释，不乏新意。黄今言的《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全书共十一章，对秦汉时期的军事统御机构、兵员征集、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军兵种与编制、军队训练、武器装备、给养与转输、军事费用、军法与奖惩等，分别做了系统论述。该书试图阐明当时军制的内容、特点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力求在内容构建上有所创新。 军制的专题研究有：朱绍侯的《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他的《军功爵制考论》（商务印书局2008年版）。二书对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衰亡演变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对军功爵的性质、作用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多层次、全方面的探讨。新意迭出，成一家之言，是作者多年以来长期耕耘的力作，影响较大。廖伯源的《历史与制度》（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7年版），共收论文六篇，对汉代的皇宫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楚汉相争等分别作了论证。该书文献功力扎实，独具卓识。李玉福的《秦汉制度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也有专栏论述秦汉时期的兵役制度、军事建制、监军制度、军事法制。有些地方在观点上虽然与前人之说有重复之感，但史论结合，论述较为缜密。也不妨一读。 军制史论文较多，例如：陈连庆《汉代兵制述略》（《史学集刊》1982年第2期），莫任南《匈奴的军事制度》（《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臧知非《秦汉“正卒”辨析》（《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邹本涛《西汉南北军考辨》（《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林剑鸣《西汉戊己校尉》（《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黄今言《汉代期门、羽林考释》（《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和他的《汉代行募兵试说》（《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两汉京师戍卫军制中若干问题探微》（《文史》2002年第1期），胡宏起《汉代兵力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两汉军费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等。散见各种刊物的文章不时可见。 （三）军队后勤保障：近期受到学界关注。上官绪智的《秦汉军队后勤保障问题研究》（博士论文于2004年网上公示），共七章，对秦汉时代的军械生产与武器储备，军马的牧养、征集和管理，衣粮草料的供给与军资转输，通讯基础设施与军事信息传递，军队伤兵员的医疗与药物补给，军费的筹措与财务管理，以及军队后勤的发展阶段、特点和作用等，做了详细具体的论述。资料丰富，在理论构架和观点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见诸刊物的论文有：高敏《秦汉邮传制度考略》（《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龚留柱《秦汉时期军马的牧养和征集》（《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薛英群《汉代的符与传》（《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邵鸿《西汉仓制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黄今言、陈晓鸣《汉代边防军规模及养兵费用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何双全《〈烽火品约〉诠释》（《考古》1985年第9期），唐志拔《秦汉时期的兵船》（《舰船知识》1988年第1期），庄春波《秦汉武库制度》（《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范学辉《两汉兵器交易初探》（《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王树连《秦汉军事测绘》（《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等。这些成果皆为务实之作，注重时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有些更新。 （四）兵学、兵书：近十几年来，学界对秦汉兵文书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陈伟武的《简帛兵学文献探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蔡万进的《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高大伦的《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巴蜀出版社1995年版）等，都是颇具功力之作。近期又见邵鸿的《张家山汉简〈蓋庐〉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分三章，内容包括蓋庐研究，蓋庐释文，蓋庐注译。该书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疏误，并对其思想内涵的阐释方面多有创获，值得关注和重视。相关论文有：黄朴民《秦汉兵学的建树及其文化特征》（《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西汉兵学的发展及其特色》（《光明日报》2002年11月19日），邵鸿《张家山汉墓古竹简〈蓋庐〉与〈伍子胥兵法〉》（《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李家浩《读张家山汉简〈蓋庐〉箚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田旭东《张家山汉简〈蓋庐〉中的兵阴阳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战国秦汉时代的兵书不少，有些问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六、思想、文化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思想史的研究也很活跃，成果众多。较为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一）综合性思想史：引人注目的有多部著作，祝瑞开的《两汉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二十四章，对西汉前期陆贾、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思想，西汉后期刘向、扬雄及东汉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的思想，都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从而提出作者独自的观点，在理论和观点上不无建树。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将汉代思想史中的些重大问题分为20余个专题进行论述，不囿陈说，注重创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较大的突破，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堪称一家之言，有较高学术价值。周桂钿的《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全书共二十一章，对秦汉时代的政治局势、思想融合、思想特点等等有较好的阐述。系统论述了当时400年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其中对陆贾和贾谊、董仲舒、王莽、王充、王符等人的思想分析尤具特色，也是近年来秦汉思想史研究难得的力作。 这方面的论文也多，例如：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金春峰《汉代思想绪论》（《哲学研究》1985年第7期），林甘泉《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战国至西汉前期儒家思想与封建政治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刘修明《汉以孝治天下发微》（《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陈学凯《论先秦两汉天君同道观》（《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周桂钿《评董仲舒大统一思想的功过》（《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黄朴民《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文史哲》1988年第4期），施丁《司马迁与董仲舒政治思想相通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刘泽华《汉代炎黄观念与帝统和道统》（《学术研究》1993年第2期）等，均为较好的上乘之作。 （二）道家思想：主要成果有，熊铁基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后来，他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充实，书名改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现在全书结构分为两篇，即《历史篇》七章，《思想篇》十二章，共十九章，附录三章。在《历史篇》中，详细考察了道家的形成过程，将《吕氏春秋》到《淮南子》定为“新道家”。而《思想篇》各章，则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秦汉时期新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该书溯源追流，见解独到，取材宏富，是作者近20年研究的结晶。此外，还有吴光的《黄老之说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牟钟鉴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李春正的《道家与诸子百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杨有礼的《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都是道家思想的研究成果，其中所论对人多有启迪。这方面的论文，有张维华《西汉初年黄老政治思想》（《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彭正穗《黄老学派经济思想初探》（《经济研究》1984年第5期），姜生《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马勇《黄老学与汉初社会》（《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等，不无新意。 （三）经学及其他各家思想：近期研究经学、诸子、儒家思想的学者不乏其人。晋文的《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八章，第一章简要纵论汉代以经治国的历史演变，其他七章则分论经学政治理论的基本框架、经学对汉代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社会保障、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该书对经学与汉代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华友根的《西汉礼学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共八章，前四章，以时间为序，分论礼乐制度、礼学活动及重要礼学家的思想与影响；后四章，实为专题论述。作者就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说。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五章，对儒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汉儒的两种政治学说、《公羊》学对西汉中期政治的影响、西汉后期和王莽的改制运动、汉室复兴的政治文化意义等进行了论述。该书引进政治文化概念，重点放在《春秋》对汉代政治演变的影响、作用的研究上，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多有独到之见。曾振羽、范学辉的《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分别从哲学、政治文化、经学三个方面，发掘《春秋繁露》的政治理念的真实内涵，指出它强调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儒士政治为核心的古代民主主义思想。孙筱的《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共四章，对两汉经学兴盛的历史背景、经学的文化渊源、经学的传承与经说、通经致用下的汉代社会等做了系统论述。该书自成体系，提出了不少新的创见，论证严密，考辨精审，有些问题纠正了前人之说，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此外，还有汤志均等的《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张涛的《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对汉代的经学都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相关论文有章权才《论西汉经学的流变》（《学术研究》1984年第2期），张舒亚《论汉代〈春秋〉三传的官学之争》（《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志康《董仲舒建立新儒学质疑》（《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黄开国《汉代经学博士考辨》（《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董平《汉代谶纬之学的兴起》（《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马宽亮《汉代儒学发展的历史地位》（《孔子研究》1998年第2期），张涛《秦汉易学思想的发展》（《管子学刊》1998年第2期），杨天宇《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新成果。 秦汉文化史的研究，涉及范围较广，主要成果有：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根据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考察了东周列国及秦统一后的文明发展过程。认为在该时代是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井田制崩溃和奴隶制衰落、分封制向集权制过渡、思想上是百家齐鸣的繁荣和结束。思路清晰、功力扎实，颇具新意。韩养民的《秦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对秦汉时期教育与经学、哲学、宗教、风俗、杂技、艺术、乐舞、美术、体育、中西文化交流等进行了系统论列，并附有秦汉文化大事年表，材料丰富，简要通俗。王子今的《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分为三编，上编“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讨论了十二个文化区的人文风俗特点；中编“秦汉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的历史基因”，对人才的区域分布、乡土意识、人口流动与文化交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下编“秦汉王朝执政集团的区域文化政策”，对统治者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及其得失，进行了总结。该书对区域文化的特色做了较好的研究，是开创性的著作。张文立、宋尚文的《秦学术史探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诸子学说在秦之探赜”，下编“秦学术之各门类探赜”。在系统论述秦代学术史的基础上指出，秦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先秦诸子下啓汉代经学，甚至对汉代以后中国古代学术走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意迭出，有学术品位。马勇的《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十五章，对秦汉时期统一格局之下的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进行了多层次的探讨。对当时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贯彻始终。作者对秦汉学术发展的内在关系作了重新探讨，是一部有思想深度的著作。姜维公的《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共五章，对汉代的官学、私学、学校中的师生、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方法，以及当时教育的地域特征等，进行了系统的伦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学制研究推进了一步。 所见相关论文：张金光《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林剑鸣《秦汉文明发展的特点》（《学术月刊》1984年第10期）和他的《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汉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江铭《两汉地方官学考论》（《华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韩养民《秦汉文化先成机制反思》（《社会科学评论》1988年第4期），刘太祥《汉代游学之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熊铁基《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祝总斌《〈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人”质疑》（《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成果。 七、简牍整理与研究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简牍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先后公布了江陵凤凰山汉简、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张家山汉简、尹湾汉简、里耶秦简、长沙汉至三国吴简等重要简牍、帛书，数量达几十万枚之多，极大地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批简帛的相继问世，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多方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就简牍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列举如后。 （一）睡虎地秦简：1978年文物出版社刊布《睡虎地秦墓竹简》后，学界有大批研究成果问世。高敏的《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全书由二十篇论文组成，就《编年纪》的性质、秦的官制、土地制度、徭役制度、赐爵制度、租赋制度、法律制度、考核制度、户籍制度、廪给制度、上计制度、传递文书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构、设置、封堤、管理制度等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该书论及广泛，包含了秦简各个方面的主要问题。通过对秦简的系统整理、爬梳、疏证，提出了很多富有新意的见解，是研究秦简的综合性专著。饶宗颐、曾宪通的《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包括“云梦秦简《日书》研究”、“秦简《日书》中（奕）字含义探源”、“秦简《日书·岁篇》讲疏”等。该书见解深入，独具卓识。吴小强的《秦简<日书>集释》（岳鹿书社2000年版）和王子今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二书，也对《日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广泛吸收了学界的研究成果，揭示了《日书》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反映了作者的治学功力和严谨学风，是优秀的古籍整理作品。陈振裕的《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守中的《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和郝茂的《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三书，是秦简文字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无价值。 此外，台湾学者也有多部研究秦简的专著，例如：佘宗发的《云梦秦简中思想与制度勾摭》（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全书共四章，除绪论外，对秦简与诸子关系、秦简反映的制度等作了论述，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傅荣珂的《睡虎地秦简刑律研究》（商鼎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全书共五章，对秦之刑律的历史渊源，刑律内容及其对汉律影响等作了论述，着重将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化疏理。徐富昌的《睡虎地秦简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版），全书共分五篇十六章，篇幅较大，但着重是对前人成果的综述。吴福助的《睡虎地秦简论考》（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全书甲、乙两部分，甲部为论著，由秦律的特征探析、《语书》校释、《语书》考证、《为吏之道》论考、法儒道思想交融现象剖析、秦时牛耕新证等组成；乙部为资料评价，由秦简十四年研究述评及秦简拟议等组成。该书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水平和研究造诣。 研究秦简的论文甚多，主要有：黄展岳《云梦秦律简论》（《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于豪亮《云梦秦简所见职官述略》（《文史》第8辑，1980年），张政烺《秦律“葆子”释义》（《文史》第9辑1980年），黄贤俊《对云梦秦简中诉讼制度的探索》（《法学研究》1981年第5期），韩连琪《睡虎地秦简<编年纪>考证》（《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期），裘锡圭《<睡虎地秦墓竹简>注释商榷》（一）（二）（《文史》第13辑，1982年），李解民《睡虎地秦简所载魏律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1期），吴树平《从秦简<秦律>看秦律律篇的历史渊源》（《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2—3期），邢义田《秦简简牍与帛书研究文献目录》（邢著《秦汉史论稿》大东图书公司1987年），蔡饶洁《<睡虎地秦墓竹简>注释补正》一、二（《文史》第29辑1988年），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篇>研究》（《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彭浩《秦<户律>和<具律>考》（《帛书研究》第一辑，1993年），吴振武《古玺和秦简中的“穆”字》（《文史》第38辑，1994年），陈公柔《云梦秦简出土<法律问答>简册考述》、《云梦秦简出土〈封诊式〉简册研究》（《燕京学报》新二、三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7年），李学勤的系列论文《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秦律与周礼》《秦简与〈墨子〉守城各篇》《〈日书〉中的〈艮山图〉》《〈日书·盗者章〉研究》（均见李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这些都对秦简注释、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二）居延汉简：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对居延汉简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校勘，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例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的《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收录了最早发现的一万枚简牍的全部照片释文，并附有中文考古发掘报告。该书对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194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释文的一些错误，作了不少更正。 谢桂华、李均明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所录简文，以《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为底本，如《甲乙编》释文无误，乃照录，若《甲乙编》释文有误，则予以校补和更正。这样的工作结果，对《甲乙编》仍存在的错释、漏释作了进一步订正，校正2000多枚简的释文，较前多有创获。甘肃文物考古所编的《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中华书局，1994年版），收录了破城子、第四燧等地出土的汉简7933枚，对其做了释文和图版。除肩水金关的简牍目前尚未公布外，总的来说，对居延新简的整理是有成效的。 魏坚主编的《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收录了相关的考古调查发掘遗迹、实物及简牍图版、简牍释文、简牍内容考述、索引等，功不可没。孙家洲主编的《额济纳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汇集各方面意见，对《额济纳汉简》的释文作了进一步的校正，纠正了不少误释，增强了资料的可靠性。 除了对居延汉简的整理、校勘外，还有许多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问世。其中突出的有：陈梦家的《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全书由多篇论文组成，重点探讨了汉代的边郡组织、防御系统、烽火制度等，是作者长期研究汉简的总结性成果，有重要指导意义。陈直的《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共分三十九目，对居延屯田性质、烽燧方式、戍卒来源、俸钱与口粮、边郡都尉、官吏考绩、邮驿制度、名籍制度、天田制度、上计制度、秋射制度、直符制度，居延物价、戍卒日常生活，以及名爵、社祭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考订。该书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被学界广泛应用。薛英群、何双全的《居延汉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全书共二部分，一是甘肃汉简的学术价值；二是简文注释。该书从大批简牍中选择了两百多枚较为典型的新简进行注释，虽然不能反映居延新简的全貌，但对推动当时汉史研究起有一定的“救急”作用。薛英群的《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共八章，在“绪论”章中，首先对居延汉简的学术价值及整理情况作了介绍。然后，分章对居延地区的烽燧遗址、调查与发掘、简牍制度、政治制度、经济措施、军事与防御、科技文化等做了全面阐述。其中对边郡的守御器备、邮驿、符传、簿籍、医药医疗的论证尤为精审。该书是研究居延汉简第一部“通论”性专著。沈刚的《居延汉简语词汇释》（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全书以词条笔画为序，将居延汉简中的语词汇集成册，介绍了同一词条各家的不同诠释，是一部有参考意义，使用方便的工具书。 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甚多，值得关注的有：裘锡圭《汉简拾零》（《文史》第12辑，1981年），《〈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商榷》一、二、三、四、五（均见《人文杂志》1982—83年），于豪亮《居延汉简校释》《居延汉简从释》《〈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校》《居延汉简中的“省卒”》（均见《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李均明《居延汉简“南北啬夫”解》（《文史》第14辑，1982年）、《居延汉简“变事”解》（《文史》第27辑，1986年）、《居延汉简“適”解》（《文史》第32辑，1990年）、《汉代屯戍遗简“葆”解》（《文史》第38辑，1994年），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居延烽火考述》，吴礽骧《汉代蓬火制度探索》，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边亭》，任步云《甲渠侯官汉简年号朔闰表》（均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还有薛英群《居延汉简职官考》，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市》，谢桂华《汉简和汉代的取庸代戍制度》，何双全《〈汉简·乡里志〉及其研究》，张俊民《〈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册经济考略》（均见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都是研究有素的高质量成果。 （三）敦煌汉简：自本世纪初以来，在河西疏勒河流域汉塞烽火遗址中陆续出土的竹、木简牍达2480余枚，经过长期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吴礽骧、李永良的《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全书由两部分组成。第1至1538号（枚），系新中国建立后出土的汉简，由编者径作释文；第1539至2484号（枚），系新中国建立前出土的汉简，是根据现有图版和各家释文校释的，凡诸家释文有误者，则根据图版及其他资料予以订正，而诸释互异或有疑者，乃均出校注。另外，还附有《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火遗址发掘报告》。该书对研究汉代敦煌、酒泉二郡的屯戍活动乃至西汉时期西北边境的政治、经济、军事、中西交通等，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胡平生、张德芳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简文共分五类，即：诏令、律令、司法文书与政治类；经济与地理类；悬泉置管理与事务类；使节往来与周边关系类；典籍文化及西汉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等。该书辑录选取了悬泉汉简（含帛书）的部分精辟资料，分类编排，重新进行了校释、订正、标点和考证，另附有四篇论文。这对研究汉代邮驿交通，政治法律及汉朝与西域的关系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所见的论文有，何双全《敦煌汉简释文补正》（《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初师宾《关于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一组汉简》（《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何双全《汉简日书丛释》（《简牍学研究》第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西汉与乌孙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一》（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学报》1999年第12期），吴礽骧《敦煌悬泉遗址简牍整理简介》（《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简帛研究》第4辑），张俊民《散见“悬泉汉简”》（《敦煌研究辑刊》1997年2月），甘肃文物考古所《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等，还有一些方面尚待继续深入研究。 （四）张家山汉简：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涉及西汉早期的律令、司法诉讼、医学、导引、数学、军事理论等内容。这批简牍的发现，学界倍加关注，拿出了不少研究成果。高大伦的《张家山汉简<脉书>校释》（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巴蜀书社1995年版）二书，全面阐述了张家山汉简的价值和意义。其中《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的“研究篇”对《引书》的主要内容、导引术式、导引源流及其和道家的关系等作了详尽的考证和论述。“注释篇”则就原文有疑难的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澄清了不少误解。该书多有创获。彭浩的《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注释》（科学出版社2001年），对《算数书》作了详细注释，并对其涉及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精审的研究，是一部《算数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朱红林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分为上、下篇，该书对《二年律令》原有注释过于简约或注释存在失误之处，作了补充和订正，做了有益的基础性工作。他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全书共四章，重点对刑事法规，经济法规，行政法规等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新意迭出。 运用张家山汉简资料研究汉史的成果甚多，除前面列举的外，论文方面还有：李学勤的《<奏谳书>解说》上、下（分见《文物1993年第8期，1995年第3期》）、《试说张家山简<史律>》（《文物》2002年第4期），彭浩《谈<奏谳书>中的西汉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谈张家山汉简<行书律>》（《文物》2002年第9期），张建国《关于汉简<奏谳书>的几点研究及其他》（《国学研究》第4卷，1992年），李均明的系列论文，包括《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汉简所反映的关津制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汉简反映的汉代诉讼关系》（《文史》第3辑，2002年）、《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适用刑罚原则》（《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张家山汉简所规范继承关系的法律》（《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1期），高敏《漫谈<张家山汉墓竹简>的主要价值和作用》，谢桂华《<二年律令>所见汉初的政治制度》，徐世虹《对汉代民法渊源的认识》（均见《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王子今《汉初查处官员非法收入的制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札记》，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所见规范人口管理的法律》，南玉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刑法原则》，崔永东《张家山出土汉律的特色》，张建国《论西汉初期的赎》（均见《政法论坛》2002年5月），陈伟《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等等，都是富有创见的论文，有学术价值。 （五）尹湾汉简：1993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涉及西汉后的行政建置、吏员设置、官吏迁除、户口、垦田、武库及上计制度等内容。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尹湾汉墓简牍》后，海内外学者高度重视，通过研究，成果丰硕。代表性的论著有廖伯源的《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文津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全书由六篇论文组成，包括“汉代仕进制度新考”、“汉代郡县属吏制度补考”、“汉代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补证”、“《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释证”、“汉书敬丘侯国与瑕丘侯国辨”、“东海郡官文书杂考”等。该书考订严密，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研究尹湾汉简的论文，近几年陆续刊发，例如：藤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文物》1996年第8期），谢桂华《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释》（《中国史研究》1997年2月）和他的《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第1期），李学勤《<博局占>与规矩纹》（《文物》1997年第1期），刘乐贤《尹湾汉墓出土数术文献初探》（《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高敏的系列论文，包括《试论尹湾汉墓出<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及《尹湾汉简<考绩簿>所载给我们的启示》（分见《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3期）、还有他的《<集簿>的释读、质疑与意义探讨》（《史学月刊》1997年5月），高大伦《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的户口统计》（《历史研究》1998年5月）和他的《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谈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初探》（《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朱绍侯《也谈<尹湾汉墓简牍>的性质》（《史学月刊》2000年5月），于琨奇《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官制探析》（《中国史研究》2000年2月），卜宪群《尹湾汉简与汉史研究》（《光明日报》1999年4月2日）等等，都是较好的研究成果，对学界有启迪意义。 以上仅从七个方面对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秦汉史研究，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难免挂一漏万，只能说是一个“概述”。主要目的是出自教学需要，同时也为青年学者提供一些必要的学术信息和研究动态。 最后，谈几点展望 总观近三十年（1980—2008年）来的秦汉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和令人欣喜的成就，感到无比高兴。在这里，对今后的研究谈几点展望。 （一） 应重视史学理论的建树。 目前，存在“淡化”理论的倾向。有的文章只满足于对材料的搜集和简单归纳；而对问题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入追索，就事论事，只见树木，看不见森林，缺乏必要的理论升华和理论支撑；有的文章，缺乏基本的理论素养，甚至出现观点错杂和混乱。今后，我们应该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加强史学理论建设，重视理论建树，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史学。 （二） 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 从现有情况看，学界对东汉史、科技史、历史上的“三农”问题以及中西比较研究方面，显得有些冷淡，成果不多，期望今后有更多的同仁投入其中研究。同时，有关秦汉社会的性质、特征、规律性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许多难点、疑点问题尚未突破，望能加强综合性研究与专题研究，先通后专，通专结合，从而拿出更多贯通性、高层次、反映历史规律的优秀成果。同时，要更加关注与社会现实相关问题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和“借鉴”，做到“经世致用”。有人花精力研究宫廷秘史及低级消沉的东西，实在没有必要。我们的研究应体现时代精神，总结历史上有启示作用的经验教训，弘扬先进的思想文化，充分发挥史学功能的积极作用。 （三） 提倡精品意识，讲究质量 当前不少文章，选题没有新意简单重复，追求数量的急就篇多，浮躁空气蔓延。有的急功近利，引用别人的观点，不注明出处，抄袭、剽窃现象时有发生。期望今后能转变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遵守学术规范，提高精品意识。学术论著的生命在于质量，在于创新，提出新问题、新观点，运用新材料、新方法，这方面已有很多成果体现了“新”的标准，具有原创性，开拓性，是精品之作。但还不够，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还应有更多的精品成果问世，供人民分享。当然，创新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不是无根据的任意发挥、标新立异。而是需要积累，需要坐冷板凳，“金字塔”不时一天造成，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乐于投入，勇于探索，崇真求实，开拓创新。 （四） 需要大力开展学术争鸣 关于学术争鸣和学术观点交锋的空气，现在不是很浓。检索出版目录和论文索引，每年有数百篇论文、多部著作刊发，除少数几例有学术商榷文章外看，绝大多数都是各自为战，各说各的，很少有观点交锋，很少有学术争鸣。书评也往往变成廉价的颂词，只说好的，不言其弊。看来，今后开展学术争鸣十分必要。学术只有在相互切磋和辩难中才能发展。在学术上额坚持百家争鸣，提倡思想交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学术批评与反批评，这是提高论著质量，批判不良学风，推进学术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途径。建议有关部门，今后办一个《史学评论》的刊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