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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全国总图或是由官府绘制的，如著名的《皇舆全览图》，或是由有着较高知识水平的士大夫绘制的，如《禹迹图》《华夷图》以及经史类著作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全国总图，这些全国总图通常也主要流通于官府或士大夫之中。目前留存下来的基层知识分子或稍有知识的人，甚至书贾绘制、改绘的全国总图，以及在这些人群中流通的全国总图的数量较少。现存这类地图中绘制时间较早的就是保存在宋元日用类书《事林广记》和《翰墨全书》中的全国总图。这两幅地图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地图的一些特点，以往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对此关注不够，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两幅地图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事林广记》和《翰墨全书》的版本 《事林广记》和《翰墨全书》是宋元时期广为流传的两种日用类书，下面对这两部类书的流传情况分别进行介绍。 《事林广记》，成书于南宋末年，作者为陈元靓，元代增辑为42卷，各个版本的书名并不一致，如《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纂图增注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等。该书宋代原本已佚，现在能见到的元刊本共有三种，即元至顺间（1330—1333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元至顺间西袁精舍刻本、元后至元六年（1340年）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这一类书的明清刻本和抄本数量极多，无法一一介绍，不过这些晚期版本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翻刻的元泰定二年（1325年）本。根据研究，这一版本虽然时间较晚，但由于其依据的底本较早，因此很可能比现存其他版本更接近这一类书最早的版本[i]。 《翰墨全书》，成书于元代，作者为刘应李。与《事林广记》类似，其后续各个版本的书名并不统一，如《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翰墨大全书》《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等。其初编本为208 卷的大德本（大德十一年，1307年），但这一版本存世不多，此外还有明初覆大德本。后来詹友谅对《翰墨全书》进行了改变，其改编本初刊于泰定元年（1324年），共134 卷，其内容基本为此后元明时期多次印行的《翰墨全书》所承袭[ii]。 二、《事林广记》和《翰墨全书》中的全国总图 《事林广记》和《翰墨全书》元代的版本众多，本文搜集到了《事林广记》元至顺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元后至元六年（1340年）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以及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刻本中的地图；《翰墨全书》则搜集到了元泰定本和明初本中的地图。 从绘制内容上来看，《事林广记》和《翰墨全书》中的全国总图存在较大差异，且《事林广记》元禄本中的全国总图与其它元代各版本中的全国总图也存在一些差异，下面分别进行分析。 《事林广记》元禄本中的全国总图有“华夷一统图”[1]，图中绘制的最高行政区划为“路”，虽然元代的行政区划层级中也存在“路”，但元代路的数量众多[2]，不是全国最高行政区划，与图中所绘相去甚远；且图中还绘制有“西夏”“回鹘界”“鞑靼界”等显然不是元统一之后应当存在的地名，因此该图显然表现的不是元代的行政区划。王珂在《<事林广记>源流考》一文中认为图中南部的行政区划应当是南宋时期的，并根据利州路的分合情况，推测该图的祖本最初应当绘制于嘉定二年至十一年（1210-1218年）之间[3]。不过王珂这一结论的依据只是这段时间利州路的合并状态比较稳定，显然有些勉强，因此这一结论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通过图中绘制内容推断出的只是地图所表现的年代，并不一定是地图的绘制年代[4]。 第二，王珂对于该图所表现年代的推定存在问题。其中图中上方的“上京道”应当是辽代的政区，也是该图少有的可以明确确定为辽代政区的地名；此外“秦凤路”和“熙河路”，皆为北宋、伪齐地名[5]，这些地理要素与图中其他地理要素存在的时间差距较大。这种在地图中混入前代地名的情况，在宋代地图中颇为常见，如《禹迹图》《华夷图》等。因此，这些地理要素并不能作为判断该图表现时间或绘制时间的依据。 图中所绘金代路级政区中，“临潢府路”，于大安（1209—1211年）后废入北京路；“会宁路”，于大定十三年（1173年）改为上京路，因此可以推断该图金朝部分所表现时间的下限大致为1173年。另，图中“北京路”，原为“中京路”，贞元元年（1153年）改为“北京路”；图中“中都路”，原为“燕京路”，贞元元年改为“中都路”；图中“南京路”，原为“汴京路”，贞元元年改为“南京路”；图中“大名府路”，天会十五年（1137年）置，天德二年（1150年）罢，正隆二年（1157年）复置。由此，图中“北京路”“中都路”“南京路”和“大名府路”同时存在，只能是在1157年之后，因此1157年应当是该图金朝部分所表现时间的上限。 图中南宋部分表现了南宋的16路，按照研究南宋的16路最晚形成于乾道六年（1170年）[6]，此后大致稳定，只是利州路从绍兴十四年（1144年）至端平（1234—1236年）前后，分合多达十余次[7]。在上文推断的金朝部分所表现时间，即1157年至1173年内，利州路合并的时间为：乾道三年四月（1167年）至乾道三年六月，乾道四年（1168年）至淳熙二年（1175年）[8]。两者中，前者时间太短，因此该图南宋部分表现时间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此，该图整体上所表现的时间应当为1168年至1173年。 而这一地图的绘制时间，当在其表现时间，也就是1168年之后，而其下限应当就是《事林广记》的成书时间，也就是南宋末年。且目前存世的中国古代地图中，以“华夷”命名的基本集中于统治者为汉族的宋明时期，而统治者为少数民族的元清时期基本未见到以“华夷”命名的地图，因此由图名也可以确定该图是宋人而绝不应是元人绘制的，由此其在这一类书元代的后续版本中被改名也是理所当然的。 《事林广记》元至顺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与元后至元六年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中的全国总图除了少量文字的位置存在差异外，基本完全相同，但与元禄本（其底本为泰定二年本）全国总图之间存在如下一些差异： 图名改为“大元混一图”；在图的左侧空白处增加了一段文字，即“高丽在辽海之南方千里”；将图中的“路”在保留路名的情况下全部改为“道”；“华夷一统图”中的“山东西道”与周边各路的界线被保留下来，但在“大元混一图”中未标政区名；在“山东东道”区域内增加了“益都府”；在“北京道”左侧分割出了“上都道”；“路分四处”右侧分割出了一个行政区，但未标政区名；在“详稳九处”左侧分割出了一个政区，标为“群牧十处”，在右侧分割出了一个政区，标为“吾昆神鲁部族”。上述修改使得这幅地图所表现的年代变得非常奇怪。从图名来看，这幅地图变成了一幅元代的全国总图，而且为了制造元代全国总图的假象，将图中的最高行政区划由“路”改为了“道”。虽然元代也有道的设置，即“肃政廉访司道”，但无论是名称还是辖区都与图中所绘各道完全不同[9]。不仅如此，图中还在元上都的位置附近增加了“上都道”，但元代只有至元五年（1268年）设立的上都路，并无上都道。而且其所增加的“群牧十处”“吾昆神鲁部族”都是金代的设置，此外元代也不存在“益都府”，而只有“益都路”，“益都府”同样是金代的建置（存在于1161—1189年）。由于《事林广记》元至顺和至元六年本的全国总图很可能是在该书泰定二年本或之后某一版本基础上改绘的，因此其中地图改绘年代应当是在泰定二年至至顺间，改绘者应当就是当时《事林广记》的增辑者[10]。 《翰墨全书》元泰定本和明初本中的全国总图“混一诸道之图”所绘内容基本完全相同，但与《事林广记》中的全国总图在一些细节上存在差异：“混一诸道之图”中所绘最高行政区划与“华夷一统图”和“大元混一图”大致相同，但全部为缩写，且没有标明“路”还是“道”，不过从图名“混一诸道之图”来看，显然应当是“道”；“河东南路”缩写为了“河内”，在西南地区增加了“云南”；长城绘制为两条，第二条位于图中“西夏”的北部；在“中都”左侧标出了“大都”；长城以北地区的左半部分两图完全不同，“混一诸道之图”在这一带分别标绘有“上都”“云内”“隆兴”“鞑靼”“回回”“西夏”；图中左侧标绘的西域诸国名与“华夷一统图”和“大元混一图”存在差异；图中东侧、下侧和左侧下半部分绘制有大海，东侧海中标有“高丽”和“日本”。 由于该图所表现的政区与“华夷一统图”基本一致，因此两图所表现的时间也是基本相同的。但“混一诸道之图”的“元化”水平要超过“华夷一统图”和“大元混一图”，因为其模糊了最高行政区划的名称，并突出标绘了都城，而“隆兴”（路）存在于至元四年（1267年）至皇庆元年（1312年）之间，期间武宗在此曾兴建“中都”，考虑到《翰墨全书》初刊于武宗大德十一年，因此绘制者希望凭借当时全国瞩目的“隆兴”来突出该地图“大元”的性质也是可能的。此外，长城的绘制方法在宋代的地图中也可以见到，如宋杨甲《六经图》中的“春秋诸国地理图”。由此可以认为，《翰墨全书》中的“混一诸道之图”应当同样是依据一幅南宋时期绘制的全国总图改绘的，而且由于该图与“华夷一统图”虽然在细节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总体结构和基本政区是大致相近的，因此这两者所使用的底图可能是比较接近的，甚至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根据郭声波等人对现有大德本和明初覆大德本《翰墨全书》的调查，刘应李所编《翰墨全书》的大德本是没有这幅地图的，该地图是詹友谅对该书进行改编时增加的[11]，因此这幅地图的改绘者很可能就是类书的作者詹友谅。 三、结论 总体来看，《事林广记》和《翰墨全书》中的两幅全国总图，最初的祖本应当是南宋时期绘制的地图，其中《事林广记》中全国总图所用南宋时期地图的图名，应当就是元禄本中的名称“华夷一统图”。这两部民用类书收录的地图在元代经过修改，拙劣的放入了一些体现了元代时代特色的元素，并将图名进行了修改，以冒充元代的全国总图。 虽然目前留存下来的元代全国总图数量极少，如元末清浚绘制的《广轮疆里图》，但从文献可以得知元代绘制的全国总图还是有一些的，如朱思本的《舆地图》、李汝霖的《声教被化图》、乌斯道的《舆地图》等等。虽然这些地图编绘的时间大都较晚，但可以想见当时政府和士大夫出于实际需要，应当还是绘制有一些的，但为什么《事林广记》和《翰墨全书》的编者以及后来的修订者不使用当时绘制的表示元代疆域政区的全国总图？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这里对这一问题进行简单的推测。《事林广记》和《翰墨全书》是日用类书，两者都是具有一定水准的知识分子编纂的，而就针对的对象而言，《翰墨全书》针对的对象还包括至少有一定读写能力的基层知识分子。元代这两部类书中，如此拙劣的造伪在后续的版本中长期存在，似乎说明当时的基层知识分子对于当时政区的了解似乎有限，当然这涉及到一个宏大的问题，即古代地理知识的流传，这超出了文本所涉及的范围，今后当另做研究。不仅如此，从民间书商的角度来看，为了图书的销量，如果当时他们能找到同时代的全国总图的话，就应当在后续版本中将这幅地图替换掉，且如上所述元代确实存在一些全国总图，但从《事林广记》和《翰墨全书》的情况看来，当时民间书商似乎所能看到的全国总图非常有限。而且，正是这两幅地图如此拙劣的增补，以至于只要稍有常识者一眼就能看出其伪劣之处，因此这两幅地图的流传范围仅仅限于这两部日用类书的后续的版本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了。 透过这两部日用类书中的全国总图我们似乎可以依稀看到中国古代基层知识分子中流传的地图的来源，即以官府或者有着较高知识水平的士大夫绘制的地图为底图，针对实际需要进行改绘，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如日本宫城县东北大学图书馆藏的《北京城宫殿之图》[12]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清军围攻金陵城图》[13]，换言之在中国古代，民间创造一种新地图是较为困难的。而且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基层知识分子中，在上层士大夫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如中国古代关于《诗经》的著作中存在大量以“十五国风”为主题的地图，目前可以见到较早的是宋人杨甲编《六经图》中的“十五国风地理图”，此后这一地图被大量关于《诗经》的著作所直接抄袭或者作为底图改绘[14]。《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应当为：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但图中突出用圆圈表示的则为：秦、晋、魏、鄘、卫、邶、齐、鲁、曹、陈、郑、陕、会，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名称也与“十五国风”不相符，因此这幅地图的祖本很可能是一幅表示春秋时期政治形势的地图，杨甲很可能是从其他著作中借用了这幅地图。关于中国古代地图的形成以及演变是目前中国古代地图学史所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这一问题将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1]这一版本的《事林广记》中还有一幅全国总图，即“历代国都之图”，其显然抄自南宋时期陆唐老所编《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的“帝王国都之图”，属于历史地图性质，不属于通常意义的全国总图。此外，在这一类书的元至顺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即《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去掉了“历代国都之图”，增加了一幅历史地图“历代舆图”；而至元六年本，即《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则保留了“历代国都之图”，并将“历代舆图”改名为“历代舆地之图”。根据研究“历代舆图”（“历代舆地之图”）除左上角的长城等少数地理要素的细节之外，图面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与成书于北宋后期的《历代地图指掌图》中的“禹迹图”基本一致。一方面这两幅地图术语历史地图性质，不同于通常意义的全国总图，另一方面这两幅地图的来源清晰，因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2]元代的路在文宗朝达到了185个。参见李治安、薛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3]王珂：《<事林广记>源流考》，《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350页。此外，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王珂通过对其内容的研究，认为“泰定本应当更多的保留了宋末元初时信息”（见王珂：《宋元日用类书<事林广记>研究》，114页），由此也就旁证了地图的祖本为南宋。 [4]对此可以参见成一农：《浅谈中国传统舆图绘制年代的判定以及伪本的鉴别》，《文津学志》第5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 [5]本处关于金代政区沿革，使用的是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6]参见，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7]参见，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8]关于利州路的分合，参见熊梅：《南宋利州路分合初考》，《陕西理工大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53页。 [9]元代二十二道为燕南河北道、山东东西道、河东山西道、山北辽东道、江北河南道、淮西江北道、江北淮东道、山南江北道、陕西汉中道、河西陇北道、西蜀四川道、云南诸路道、江南浙西道、浙东海右道、浙东建康道、福建闵海道、江西湖东道、海北广东道、江南湖北道、岭北湖南道、岭南广西道、海北湖南道。 [10]根据王珂的研究，《事林广记》元禄本的目录与其他各本相差很大（见王珂：《宋元日用类书<事林广记>研究》，第111页），由此可以推测元禄本所依据的底本，也就是泰定二年本，与后来各本也应当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至顺本的编纂者（如果泰定二年本与至顺本之间还有其他版本的话，那么应当是这些版本的编纂者）应当对该书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很可能地图的改绘也发生在这一过程中。 [11]对此，参见郭声波：《<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作者及版本考》，《暨南史学》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 [12]对于上述两幅地图的辨析，可以参见成一农：《浅谈中国传统舆图绘制年代的判定以及伪本的鉴别》，《文津学志》第5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 [13]参见成一农：《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军围攻金陵城图>研究》，待刊稿。 [14]据不完全统计至少约有13种。 [i]关于《事林广记》的版本，参见王珂：《宋元日用类书<事林广记>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人文与传播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0年，第85页。 [ii]关于《翰墨全书》的版本，参见郭声波：《<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作者及版本考》，《暨南史学》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仝建平：《<翰墨全书>编纂及其版本考略》，《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21期，第135页。 作者：成一农，原刊于《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