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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研究突破既定框架，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为史学研究增添了新内容。 近年，社会文化史研究作为新兴交叉研究不断发展，为史学界开拓了新视野，即社会文化史的视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研究？其研究现状如何？记者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关注上下层文化的互动 社会文化史是介于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是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视角。学者认为，社会文化史的产生是中国史学变革和演进的产物。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特征是重心‘下移’，由以往偏重上层的政治事件和人物，转向下层的社会、民众及民间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长莉说。 李长莉向记者介绍说，具有现代分科意义上的文化史和社会史，在中国从20世纪早期开始出现，后曾中断，20世纪80年代后又相继复兴，并持续繁荣。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学者开始思考文化史、社会史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可能性。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志琴等学者首次提出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问题，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 “我认为单纯的社会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都有不足，文化史研究如何贴近社会，社会史研究如何深度发掘思想文化的一面，都值得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向记者谈及当初的构想时说，“1998年，由我担任主编的多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出版，确定了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包括三方面：生活方式、大众文化、社会风尚的变迁。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史的不同在于，是用文化的思考来研究社会现状；跟文化史的不同在于，突破了精英文化范畴，到大众文化、民众生活中了解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互动。”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景和告诉记者，“目前，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内容或定义，学界有不同说法。但总体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等等。我的理解是，社会文化史主要是研究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历史。” 社会文化史在中国蓬勃兴起的同时，“新文化史”这一史学范式也在西方史学界引起广泛讨论。这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常建华认为，我国学者提出的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有相似性，“新文化史”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有一定影响，但这只是一部分。我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是适应中国史学发展需要兴起的，有其自身的发展理路。 社会文化史研究偏重民间史料 社会与文化曾一度是中国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20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其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 刘志琴告诉记者，20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从无到有，不断成熟，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一些高校还建立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中心，如首都师范大学运用口述史方法研究现代女性、婚姻家庭等问题。 目前，我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比较集中于近代史领域。常建华认为，这是因为近代的文献资料比较丰富，又处于文化交流及新旧更替时期，可以研究的课题非常多，这与国外文化史研究的情况相似。不过，未来在古代史领域，这种研究取向也会越来越多。 就文献整理而言，社会文化史研究比较偏重于民间史料，如家谱族谱、文集笔记、报刊传单、戏剧唱本、民间善书、野史小说等。在刘志琴看来，中国古人留存的大量笔记小说亟待归类整理，中国民间社会中有关婚丧变迁、生老病死的资料汇编及专著都有待完成。她说，“这是很大的一块空白。任继愈先生曾说过，研究汉学需要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入手，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不能忽略社会层面，不能忽略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此外，也有学者提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增长点在于关注史学研究与当下现实生活的联系。“我个人认为，社会文化史有一个主题，就是通过研究社会生活，来思考生活质量问题。什么是生活质量？怎样生活才有高质量？怎样生活才有幸福感？这些很有现实意义，甚至有它的未来意义。我认为可以从生活质量的角度来切入社会生活史研究。”梁景和说。 挖掘本土资源 提炼理论体系 目前，我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微观领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展望未来，学者认为，应在立足我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避免研究“碎片化”的发生。 采访中，有学者告诉记者，海外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已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文化的内涵被无限扩大，出现“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因研究细化而产生历史“碎片化”问题。对于这些潜在的弊病，我国学者通常采取警惕和反省的态度，如通过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避免研究“碎片化”。 李长莉也向记者强调，在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需要特别警惕“碎片化”问题。这是因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下层社会、民众及民间文化，是具体而弥散式的存在，因而偏向小论题、个案化、深度描述的微观研究盛行，这是研究对象转换引起研究方法的自然转变。 那么，如何避免研究“碎片化”呢？李长莉表示，社会文化史研究需要在具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加以一定的抽象“建构”，并进行理论提升和逻辑概括。具体说来，就是“微观实证”和“宏观联系”相结合，多做综合性研究，多做中观研究。 刘志琴则表示，应通过发掘中国本土资源，提炼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文化史理论体系，从而避免研究过于细碎。她说，“我认为，应当以礼俗互动为框架，支撑起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的特色。传统中国为礼俗社会，礼与俗，分处于国家与民间的不同层次。俗一旦形成为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和强制性的力量，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礼俗整合的结果，使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双向地增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