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文明工作坊01】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一直以来关注多文明的互动与比较研究，希望在全球史的视野中，将多文明的互动变迁作为基本关注面向，突出文明之基础构造和发展历史，特别是文明间的交互作用地带所引发的文明转型问题。为推动青年学人围绕多文明相关议题开展扎实的基础性研究，自2018年12月起，文研院发起创办“多文明研究”工作坊，以校内外青年学者为主体，聚焦古今文明历史进程的根本性问题，探讨经典阐释、文明交流、古今之变等领域。 2018年12月21日上午，“多文明研究”工作坊第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该期工作坊分为两个话题：“前5世纪末雅典内乱与和解探析”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新刚主讲，“帝王形象塑造背后的玄机——从一件特殊的亚述王小像谈开去”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主持，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侃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林丽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姚骏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昝涛副教授简要谈了对即将展开的“多文明研究”工作坊的理解。他表示，以“文明”为单位讨论问题也有可能会陷入某种本质主义的框架中去，而“多文明”之“多”，既可代指数量，也可表示一种复合的概念。工作坊既非论坛也非讲座，提供的是一次非同行评议的、不同研究领域青年学者探讨各自问题、相互启发的机会，希望这种多学科、多角度探讨的理念和实践，在未来能够以学术共同体的形式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1、张新刚 | 前5世纪末雅典内乱与和解探析 张新刚助理教授首先就“前5世纪末雅典内乱与和解探析”这一主题展开了讲述。他首先对雅典内乱的背景和过程进行概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远征西西里失败后，内外政治形势恶化。之后，雅典被斯巴达最终击败，并在后者影响和扶持下建立了“三十僭主”政权。该政权统治者在城内进行了残酷统治，很多著名人士或被杀死或选择逃离雅典。在这种情况下，雅典的民主派聚集在比利亚斯港和城内同城内进行武力对抗，并最终夺回了政权。内乱过程极其残酷，然而，恢复民主制的雅典很快通过立法在城邦内进行了大赦与和解，规定必须“忘掉过去的伤害”，除了少数罪过深重的主要负责人外，对于其他公民不得以内乱中受过伤害为由发起诉讼。从历史上看，这次和解相当成功，直到希腊化时代之前，雅典都再未出现过内乱。 张新刚随后讲述了内乱与和解对古典世界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性。希腊世界中，对内乱做过最详细记载的是史学家修昔底德——他一共记载了三十多次内乱。修氏认为，内乱是一种把原有的常态化生活彻底颠覆的事件，使得城邦中的派系关系超越家庭等传统社会关系占据主流；外部战争会刺激内乱的发生，而内乱也会反作用于外部战争。柏拉图等人也认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打败雅典的不是斯巴达，而是内乱；雅典的特殊之处便是在内乱中实现和解，而不是像其他城邦那样陷入不断反复的战争。为什么雅典能够实现和解？张新刚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到4世纪时期，雅典政治思考已将“克服内乱”作为一个核心问题。以政治史的视角解读可以看到，雅典的做法体现了古典时代的统一共同体实践。 对于雅典的和解，现已存在诸多解释范式，其中占据主流位置的是政治史解释范式和政治文化解释范式。张新刚认为，若从长时段的角度理解可将雅典的民主政体看作一个能够自我调整的体制。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有趋向极端民主政体的倾向，而战争的失败让他们开始反思并想要恢复到“适度民主”的祖制。这一自我调整的过程可以对内乱后的和解进行有效解释。在“三十僭主”统治时期就有以塞拉麦涅斯为首的、想要恢复祖制的派系存在。民主制在恢复之后很快进行了限制过度民主的改革，建立了约束民主的立法委员会，从而将民主政体拉回了“正常的尺度”。 最后，张新刚助理教授指出，雅典民主政体的调适能力是雅典能够正确应对内乱的原因。雅典所经历的这一过程也使得我们能够重新思考政治：政治是和希腊的城邦秩序紧密相关的，通过政治可以使城邦中的不同派系以投票的方式进行合作；而在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解决的时候就会有超出政治边界的事件存在并造成内乱。反之，通过“最佳政体”的设计进行和解则可将城邦带回到政治发端之初的逻辑之中。 2、贾妍 | 帝王形象塑造背后的玄机——从一件特殊的亚述王小像谈开去 接下来，贾妍助理教授以“帝王形象塑造背后的玄机——从一件特殊的亚述王小像谈开去”为题进行讲述。11月8日，大英博物馆举办“亚述巴尼拔大展”，主题为“我是亚述巴尼拔，世界之王，亚述之王”。展览呈现了诸多公元前7世纪亚述之王亚述巴尼拔的形象，例如猎狮者和战士的形象等，而这些构成了人们对于亚述帝王的基本塑造印象。然而，也有一些和亚述王的整体杀伐形象相异的形象，例如亚述巴尼拔的“擎畚像”。这一小像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也能够反映出当时在亚述帝国盛世背后所潜藏的巨大危机。 贾妍助理教授指出，现存的两件亚述巴尼拔“擎畚像”都出土于巴比伦地区，擎畚形象的塑造传统也来自于巴比伦体系。“畚”在阿卡德语中为kudurru / tupšikku，是一种用藤蔓或苇草制作用于运土的工具；“擎”指带着“敬意地高举”。“擎畚”的第一个含义是作为一种人为神祇服役的方式。苏美尔神话《恩基与宁马赫》就提到将“负畚之任”加于人身，《锄之歌》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后来，从这一含义出发又引申出“擎畚”的第二层含义，即一种古老的营造奠基仪式。在古迪亚圆筒铭文的记载中，记述者将置于头上的畚斗比喻为王冠，国王为了向人们展示他伟大的神性而仪式性地擎畚于头顶并承担搬运的职责。 为何亚述巴尼拔使用“擎畚”的形象呢？贾妍助理教授认为，一方面是为了仿造苏美尔传统为神庙奠基。图像上所反映的王冠和礼服带有一种表演性质，亚述王并非真正地参与到修建当中，而是主导修建，塑造一种作为“修造者”的形象是亚述巴尼拔的目的之一。另一方面是为了比附先王功业。他既模仿了苏美尔时期的先王，也模仿了他父亲的功绩。“学者型”国王亚述巴尼拔试图用这种过去的功业凸显自己的业绩。关于为何要制作这种“擎畚”小像，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亚述巴尼拔的父亲阿萨尔哈东去世时将帝国的王权一分为二，亚述巴尼拔和他的兄长沙马什·舒姆·乌金分管亚述和巴比伦。尽管阿尔萨哈东的原意似乎并非想要再次形成亚述巴比伦南北分治的局面，而是意图建立一个更加稳固的以亚述为权力主体的帝国政局，但是这样的权力划分显然并不成功。亚述巴尼拔从未放弃对巴比伦权力的觊觎和干涉，而沙马什·舒姆·乌金也并不甘心处处受到来自尼尼微的掣肘和制约。亚述巴尼拔立于巴比伦境内两座主神庙的“擎畚”像，看似延续了阿尔萨哈东时期宗教怀柔政策，即对之前辛那赫里布入侵巴比伦并毁其神庙进行和解的尝试，而实际上意图宣示亚述巴尼拔对巴比伦统治权；他与兄长并置于鲍斯帕的纳布神庙的两尊“擎畚”像是这种暗潮汹涌的权力竞争的直白彰显。这样的争斗最终在公元前652年突破了平和的表象，沙马什·舒姆·乌金率巴比伦军发动了对亚述的战争，亚述巴尼拔耗时四年才最终平息战乱，于公元前648年占领巴比伦。 最后，贾妍助理教授指出，“帝王像”在亚述人之中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概念，它反映的是王权之像而不是简单的人像，从“帝王像”中能够看到亚述人的图像传统与意识形态。在亚述巴尼拔的造像中既能看到他作为王的象征，也能看到他的个性体现——在巴比伦，他把自己塑造成虔敬平和的“擎畚”君王；在尼尼微，面对亚述子民展现的则多是孔武有力的征服者形象。“擎畚”像塑造的原意是想要迎合巴比伦的信仰和传统，尽量弥合历史与现实中亚述帝国内部南北之间的巨大裂痕。但是无论是历史上亚述对巴比伦的摧毁所造成的情感伤痕，还是现实中南北权力分治与竞争所导致的权力危机在这一阶段都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正是这些危机埋下了亚述帝国的迅速衰亡的种子，帝国国力因连年的战乱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一度辉煌的帝国盛景随着亚述巴尼拔统治的结束而崩塌幻灭，他成为了亚述帝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君王。 随后，工作坊进入互动讨论环节。 关于张新刚助理教授的主题，讨论的焦点首先集中于古希腊政治思想和政治现实的结合之上。昝涛指出，将政治思想和历史事实两个维度揉在一起一同进行叙述，难免有一种割裂之感，很难将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材料既处理为是思想表达，又看作是史料；雅典和解的历史事实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哲人的叙述中所蕴含的思想倾向，而这些思想一直影响到了现代。而王洪喆助理教授认为，从张新刚老师的写作中能够看到政治文化和政治事实之间的交织，似乎只有存在一种对政治事实的共同认知和记忆才能实现城邦整体的对某种政治观念的捍卫。在对近两百年的政治分析中，这种交织普遍存在，但是在看待古代历史时，我们往往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独立于权力冲突，为何对古今的分析采取不同的态度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张新刚老师对此回应道，他所做的工作正是试图弥合思想与现实的撕裂感，因为前人过多地把思想和史实分开进行研究，没有考虑到思想的现实来源。 关于雅典的政治轨迹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陈侃理副教授提出了疑问，他认为现在对希腊历史的记载主要是由雅典人传下来的，是否其他的城邦也像雅典一样拥有这种传统是亟需探讨的问题。孙飞宇副教授则认为，张新刚老师主要是从政治起源的角度理解内乱与和解，但这种解释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存疑的。昝涛副教授则认为正因为现代历史上西方文明是强势和主流，所以雅典（希腊）的经验才被表述为一种普遍的经验，但事实上，与雅典有关的，也同时应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姚骏副教授认为，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存在过诸如此类的内战与和解的过程，探究雅典的经验是否被他们运用是很有意思的。张新刚助理教授补充说，从一些铭文中能发现资料证明：在这次和解之后，其他的城邦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和解进程，雅典并不是全然特殊的，只是雅典的文化使它更容易实现这种和解而已。 关于贾妍助理教授的主题，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了这三件小像的解释力上。陈侃理副教授认为应该确定是在谁授意下进行“擎畚”像制作的，因为小像的发掘地是巴比伦，那么就不一定是由亚述巴尼拔授意制作的——有可能是当地人的作品，如果授意者不同则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解释。姚骏副教授从语言学的角度表示，“孤证不好考”，三个小像的解释力十分有限，可以从其他国王的类似形象中找到更强的解释力。昝涛副教授则认为，使用“擎畚”形象的历史中断了相当长的时间，仅存的小像无法完全解释成对图像政治意义的重新建构，仅用三件小像是否能在巴比伦当地建构出亚述的权力史，或许也是可以存疑的，亦无法解释为什么是“毁坏”而不是“湮灭”亚述巴尼拔兄长的造像。贾妍助理教授认为，对造像的毁坏是一种固有“圣像破坏”的模式，是为了将毁坏的造像上体现出的憎恶情感留存下来，而一旦湮灭，这种观念也就不复存在了。 本次工作坊的两个话题都是对距今遥远的历史所做的探究，古史研究中的资料有效性问题同样受到了现场学者的关注。专攻秦汉史的陈侃理副教授认为，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些发现往往没有百分百的证据，有些史料不足，而有些史料甚至相互矛盾。这种缺憾却是有意义的，这使我们更能够将史料放在历史脉络之中，一方面支持了历史脉络，另一方面又从历史脉络中获取对史料的证实，从而逐渐地获取对历史的认知。林丽娟助理教授则认为，在使用时代较远的资料时要对背景做足够的考察（如古代历史学家的思想倾向和个人经历等），从而辨别出史料的真伪及其有效性。付马老师也认为，在研究古代历史时不能过分苛责史料，同时可以将图像和其他资料相结合，从而构建令人信服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