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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意在讨论诸如爰书、劾状、奏谳、议狱等与司法活动相关资料的价值问题。确切地说，是对作为“第一手资料”的出土简牍文献可能具有的局限性进行考察。虽然它们出土于距今约两千年前后的墓葬或遗址中，却也无法保证自身所记载的内容就完全可信不疑。不论是起事的下僚，抑或是决断的上官，均可能在无意或有意中影响到文书记录的真实性。贪赃枉法之外，有时，为了追求破案，也为了累积功劳，会以刑讯等为手段而还原“真相”，也会以文书“修辞”来记录“真相”。无可挑剔的程序正义，措辞谨严的文书言语，却可能与“真相”背道而驰——将司法问题剥离于社会情境，忽略法治可能具有的局限性，很容易会被材料牵引而行。如何辨析并发掘司法文书的史料价值，如何驾驭史料而非被史料所驾驭，在地不爱宝的时代依然值得不懈追寻。 关键词：司法文书；职能分工；深文巧诋；虚实 对于古代中国研究而言，史料有限始终是个桎梏；近些年来，新资料源源不断地出土，使人目不暇接以至于眼花缭乱；貌似无可供发掘余地之旧领域，又陡然焕发出蓬勃生机。正因为此，或以为史书出而史料亡，强调属于第一手资料的文书档案所具有的重要价值。[1]从某种情况而言，先秦、秦汉乃至魏晋、隋唐研究的推进，或多或少地都拜新资料发现之所赐，更遑论那些已卓然独立的专门学问，如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等等。问题是，那些属于第一手资料的文书档案，作为史料是否也与生俱来地带有某种局限性？笔者在讨论墓葬出土律令文献的性质时，对金文、简牍作为史料可能存在的缺陷，曾有简单的梳理；并基于“文化符号的器物的功能”，探讨以律令为随葬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2]在此，拟赓续这一话题的讨论，以秦汉司法文书为讨论对象，考察司法文书的虚实问题。 本文所谓的司法文书，泛指与司法活动相关的资料，如爰书、劾状、奏谳乃至议狱等。依据睡虎地秦简所见，“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亦即，有事需要奏请的，必须用文书请示，不得口头请示，也不可由他人代为请示，揭示出文书在政务运作中的独特性。[3]就司法实务来说，不论是现场勘验、记录口供，抑或是诘问嫌犯、量罪定刑，等等，付诸文书恐均概莫能外。通过对这些文书及与之相关材料的分析，或许也可以揭示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尽管多是司空见惯的旧资料，转化研究视角，旧资料未必不能生发出新问题、新意义。所以，首先拟结合秦汉时代的司法案例，指出文书中可能存在的虚与实；然后，剖析司法审判中的职能分工，揭示哪个环节容易出现问题；最后，以“深文巧诋”为核心，分析影响文书虚实的因素。是非对错，祈请学界不吝指正。 一、司法文书的虚与实 在此，拟从秦二世对故丞相李斯的审判入手，切入话题。 秦始皇病逝于巡行途中，赵高、李斯结盟而促成沙丘之变，始皇子胡亥即位为二世皇帝；此后，李斯在争权中落败，下狱，二世将之交由赵高案治。赵高给李斯父子所定罪名为谋反，宗族成员及宾客均被收系。为逼迫李斯认罪，使用刑讯逼供，在无法忍受刑讯之痛的情况下，李斯不得不“自诬服”，亦即虽无辜而承认谋反罪。赵高又使用伎俩，安排自己的宾客十多人假冒御史、谒者、侍中，相继到狱中审问李斯；此时的李斯如实已对，否认谋反罪名，反又被这些人刑讯，以至于二世派人验问李斯时，李斯误以为仍如此前情形，不敢如实以对，继续自诬犯下谋反罪。史书记载： 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4] 按，所谓“辞服”，亦即认罪；所谓“奏当”，即奏呈最终判决书。由二世“喜曰”的传神记载，不难揣测判决书的内容：经过审讯，李斯承认犯下谋反罪，证据确凿，罪刑明白，死不足惜。 对于李斯下狱的故事，或偏重于文本分析而指出其虚构性，或以审判为中心而考察诉讼制度，自有其精妙处；[5]那么，基于文书本身而就“奏当”提出假设：亦即，这份“奏当”文书千百年后被重新发现，是否就应该相信文书记载的内容呢？不论是审判程序的完备性，还是嫌犯承认所犯下的罪状，无疑会引导读者相信文书的记载，一如秦二世对于判决书的态度——赵高向秦二世传授过书写、治狱、律令等知识，想必清楚如何写作文书而不使人生疑。今天，读者有了太史公的记载而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当然可以毋庸置疑地指出“奏当”文书的不可信；不过，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佐证时，读者恐怕很难质疑其可信性。读者不是诸如于公或史猷之类的人物，明察秋毫也并非是人人可以为之的。 武帝中晚期，或昭帝时代，东海郡人于公，出身为县狱史，后为郡决曹，断狱以公平著称；凡为其论狱之人，叹服其公平而心无不满，故被生立祠庙而受祭祀。他因一桩孝妇“杀人案”而辞职。东海有一孝妇，年少守寡，没有子嗣，勤谨奉养婆婆，不肯听从婆婆之命而再嫁；婆婆担心拖累儿媳，自尽；其女儿却向官府告发孝妇杀母，故被收补，系讯，孝妇自述并未杀人；县吏验治之下，孝妇“自诬服”。县级死刑“具狱”文书需奏呈郡守府，经由郡守府覆案、确认后，还要呈报朝廷批准而后行刑。在覆案这个环节上，于公认为孝妇赡养婆婆十多年，以孝闻名，一定不会杀害婆婆；太守听不进于公的意见，于公怀抱“具狱”文书痛哭，因病辞职；太守最终以杀人罪定案，孝妇含冤而死。[6] 对于县府的“具狱”文书，于公凭借其丰富的治狱经验，可以推定其中或许另有隐情，这对人物的形象塑造自有烘托之效；而且，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对于县级的治狱文书，郡太守或王国相虽有再审的职责，依据“具狱”文书本身而覆案，恐怕会是常态，或者说是最主要的形式，尽管有时也会派部掾史到地方去覆案。依据“具狱”文书进行覆案时，犯罪动机与行为结果相契合，罪刑明白，上级部门大概没有理由驳回；于公质疑孝妇案的“具狱”文书，只能说明文书写作不够周详，给人留下了产生怀疑的余地。那么，为了使上级不质疑乃至否定审判的合理性，至少要在文书层面上尽可能地少留下漏洞；对文书进行“修辞”（详下），恐怕再正常不过了。 史猷决狱的故事，见于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今为叙述方便，不再引用原文，仅将其大意叙述如下：[7] 宰人大夫说为国君进呈烤肉中有三寸长的头发，依据“为君、夫人治食不谨，罪死”的规定，宰人应被处死。负责此案的史猷却认为，宰人说无罪，卫国国君以为史猷判决有误。史猷说：我检查过宰人说的切肉刀，刚磨过，很锋利，切肉肉断而头发不断，不像是切肉者的过错。烤肉的器具，炭材优质，铁炉坚固，肉都被烤焦而头发不焦，也不像是烤肉者的过错。烤肉的头发，史猷猜测是卫君自己的。经对比及实验，果如史猷所言：卫君梳发、扇扇之际，烤肉刚好呈上，扇飞的头发故落在烤肉上。 按，在这个故事的开头处，有“异时卫法”等字样，故或有论者将之视为春秋案例，并就此讨论春秋时代的成文法，[8]不妥。若非史猷善于勘验，宰人大夫恐难逃死罪。 对于这个“故事”，我们不必信以为真。[9]类似记载也见于《韩非子》及谢承所撰《后汉书》，情节如出一辙，只是角色略有改变。其实，它们都出自于同一“模板”，根据各自所需，对这个“模板”进行改编罢了。虽然不排除“案例”中所见“故事”的真实性，但因“案例”中附加的秦汉司法程序，使我们不得不怀疑由“故事”编而来的“案例”的真实性。邢义田为此说道（2008年10月8日通信），同一个故事套用在不同人和不同的时代，这就不会真有其事。也就是说，尽管所见的司法程序没有问题，但这个外壳之下的具体情节，没有人能保证其真实性——具体情节只是所要表达意思的证据，证据却很容易被“发现”乃至伪造。 此时，不妨再来看一个司法案例，来加深对这一观点的认知。 阳朔元年（前24），《汉书·成帝纪》记载，“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狱死”。初读这一记载，大概很容易形成这种认知：王章犯法在先，被判定为有罪，下狱死只是结果。真相是否如此？ 当时，外戚王氏辅政，王凤专权；成帝又无子嗣，身体又多病。京兆尹王章素来刚直敢言，故奏封事——直接奏达皇帝而不经过尚书的文书，由皇帝本人或指定他人开阅处理——而论政事。[10]后被成帝召见，并因言王凤专权，宜选择忠贤之臣取而代之。起初，成帝很赏识王章，并且让他举荐人才。成帝多次召见王章，引人瞩目，君臣谈论之语被窃听，窃听者又将之告知王凤。王凤听从心腹杜钦的意见，[11]以退为进，主动上疏谢罪、辞职，成帝母王太后因此哭泣不食；成帝本人自幼便倚重王凤，也不忍罢黜其人，故在自责的同时，又令尚书劾奏王章： 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补吏而私荐之，欲令在朝阿附诸侯；又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引羌胡杀子荡肠，非所宜言。[12] 按，劾奏是诉讼的前奏，主要由呈文、劾文及状文构成；[13]此处所见为“劾文”，重在叙述被劾奏之人的不法行径。劾奏涉及两项罪名，一是举荐人才而内含私心，一是妄引羌胡事而议论嫔妃。 举荐冯野王事，是成帝令王章为之；对于野王，成帝亦久闻其名，声誉远过于王凤，故欲依赖之而取代王凤；议论张美人事，是成帝召见王章时君臣问答之语，“及闻章言，天子感寤，纳之”[14]，倏忽间便又成为“非所宜言”事。难免让人想起韩非之语，“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15]。表面上下令劾奏的是成帝，实则仍是王凤的意见，故或直言“凤诬章以大逆罪”[16]。王章下狱，廷尉以大逆罪论处，认为他“比上夷狄，欲绝继嗣之端；背畔天子，私为定陶王”，故死于狱中。[17]廷尉对王章的判决，围绕劾奏展开：对于这一钦定的劾奏之案，或者说是辅政者指示的案件，廷尉怎能不顺承旨意？非所宜言是大不敬或大不道罪，轻者免职，重者弃市。[18]不论是劾奏文书，还是审判的结果，已然为其定性，并付诸文字；生性刚直的王章，即便不服罪，也无济于事了，徒使明哲保身者发出“不量轻重，以陷刑戮，妻子流迁，哀哉”的感叹。[19]王章死后，公卿见到王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王氏愈发猖獗。 关于劾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即以此作为攻击异己之手段，屡屡见诸文献，不赘；即便是所劾奏的人、事不假，也不是不可以上下其手的。严延年任职涿郡太守时，郡中大姓西高氏、东高氏强横，郡吏以下莫不畏惧之，以至于有“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之语流行。[20]严延年到任后，派属吏赵绣案验高氏，当死；赵绣以为延年新任，内心又畏惧高氏，故草拟轻劾、重劾各一份，拟根据延年的态度而决定提交哪份文书。见到延年后，赵绣先陈说罪刑轻的劾奏；延年心知其意，故在其怀中又搜出重劾文书，以此论治高氏之罪。轻劾、重劾同时并存，是值得深思的。属吏可以如此，长官亦可如是。酷吏王温舒为人谄媚，“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21]。 也有不顺承旨意的例子，但绝非主流。党锢之祸发生后，朝廷下令各地检举党人。当时，郡国检举与党人牵连者或有数百人之多，只有平原国不曾检举一人，朝廷为此先后驳回青州诸郡的检举文书，并髡笞掾史。青州刺史从事因之责问平原国相史弼：诏书厌恶党人，旨意痛切，为何青州六郡之地中只有平原国没有党人？史弼说道，各地风俗不同，平原没有党人，也属于正常，“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即便是自己身死，也无法检举党人。[22]从事为此大怒，收系平原国属吏下狱，并（可能以包庇党人为名）举劾史弼；史弼为此以俸赎罪，却救活千余人之命。由此可知，朝廷诏令一下，地方自当奉行，否则将以“不奉诏”论处；[23]承望旨意行事，自然是宁枉毋纵，史弼之特立独行方由此展现。当“咸承风指”、“承指”/“承旨”或“望风承旨”成为风气时，[24]希冀刑平讼理、文书不欺、天下无冤不过是现实的美好寄托而已。 貌似无可挑剔的程序正义，还原罪不容诛的犯罪行径，所谓的犯人因此或刑或戮。受刑乃至冤死足以令人痛惜，更令人痛惜的是，受刑乃至冤死不仅要背负罪名，而且还要明明白白地付诸文书，昭告天下——罪有应得。当然，要达到这一目的，离不开两个方面：需经狱吏之手，且要锻炼成狱，以下分别加以论述。 二、司法审判中的职能分工 职能分工是官僚制的特征之一。韦伯指出“分科分层”是官僚制的最基本特征，它提供了分配权力、责任和资源的等级框架，同时也提供了官僚个人获得报酬、地位和声望的基本级差；阎步克认同此说，由此展开他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的系列研究。[25]就秦汉时代而言，县道令长、郡国守相或廷尉，甚至皇帝以及临朝称制者，均在一定层级上充当决断者的角色。具体来说，县道或郡国判处的死刑，需要奏请上级（逐级）复核，经由朝廷批准后方可执行死刑；死刑以下，疑案之外，郡国对辖县上报的案件拥有定案的权力，甚至可以改判乃至审理县邑的案件；对于“乞鞫”案件，亦由郡国守相进行再审，权力不可谓不重。故而，不论是武帝时的“六条问事”[26]，抑或是宣帝时的“政平讼理”[27]，均指向二千石官的郡太守，无不显现出郡级行政长官所担负的重要职责。 然而，真正的亲民理讼之官，是县道令长；协助县道令长处理狱讼的，是县道的佐官丞、尉。对此，冀州刺史朱博敕告吏民之语，尤其值得玩味： 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28] 按，此处以绶带颜色指代不同级别的官吏：二千石官（含中、比二千石官）为银印青绶，千石至二百石官（含比二百石官）有铜印黑绶、铜印黄绶之别，黄绶之官级别通常较低。也就是说，百姓若欲告发县道佐官的，要到郡治所；欲告发县道及郡长官的，要到刺史治所；若告发一般小吏，或是盗贼、诉讼的，则由县道政府受理，由案发地实行管辖，亦即所谓的在地管辖。百姓日常活动的范围极有限，大体不出县乡及邻近地区，故多数诉讼会出现在县邑；到郡治所或刺史治所告发县道、郡县长官或佐官的，大概不会太多。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主张分巴郡而治，一个理由便是，“或长吏忿怒，冤枉弱民，欲赴诉郡官，每惮还往”[29]，亦可从侧面印证离县赴郡告诉的困难；即便是陈冤州郡，也有“牧守不为通理”的情形。[30] 郡国或县邑的行政、司法职能，并无截然区分；具体事务则分曹行事，负责辞讼事的辞曹、盗贼事的贼曹、罪法事的决曹，顾名思义，较之其他诸如仓曹、金曹、水曹、户曹等而言，可能会更强调任职者——属吏——的法律素养。[31]这些人及其他各类具体事务的承担者，主要是由掾、史、佐等被称为“刀笔吏”的群体，尽管有些长官偶尔会直接充当“刀笔吏”的角色（参下引严延年的事例）。识字、书写与计算，知晓律令，是属吏群体的必备技能。从睡虎地秦简墓主人“喜”的仕宦履历看，即由史—安陆乡史—安陆令史—鄢县令史—鄢县狱史—南郡郡属；[32]从里耶秦简“资中令史阳里扣伐阅”看，即由（隃为）史—乡史—田部史—令史，[33]可知百姓因读书、识字而担任吏职，因阅历、经验而累积功劳，因“文无害”而获得口碑，步步高升而至（县）令史或县狱史。[34]这条仕宦之路在秦汉时代还算畅通。严耕望说道，地方属吏“为显宦之津梁，故人才布于四方，竞以绩效自见”，以至于“即乡亭末吏，惟自奋发，便可简擢，望跻公卿”[35]，自然熟悉文法吏事。 汉初律令明确规定县道长官的司法职权。县道中暂时担任守丞之职的，不得断狱、奏谳；相国、御史及二千石官任命的守吏、假吏，或者丞的职位空缺而由（县道）尉担任守丞时，则可以断狱、奏谳。狱讼需要判决而县令、长、丞巡视地方、从事其他公务、不在职、生病，但并未离开辖境的，以及都官令、长、丞到附属机关巡视、从事其他公务，且又属于本职范围的，以及生病但未离开辖境的，守丞以及县令长或真丞独自判决不当的，真令、真长、真丞不在职及生病者均当坐罪，如同本人论狱不当而所应受处罚一样，只有在谒见二千石官的情况下可不坐罪。[36] 属吏在现场勘验、撰写爰书、讯问嫌犯等司法程序中，是具体实务的承担者。 对于疑难案件，侦破并不容易。《奏谳书》中的秦时“女子婢遇刺夺钱”案即如此，这也是《奏谳书》中篇幅最长的案例之一。[37]此案最初难以侦破，上级责成狱史举接手。他以现场遗留的凶器刀及物证“券”入手，经多番调查、搜证而锁定嫌疑人。讯问对厘清事实真相尤为关键。嫌犯起初并不认罪，自言并不佩刀，也没有盗伤人，无罪；后来，有人上交刀鞘一枚，并说是嫌犯给予的；刀鞘与现场物证“刀”正相匹配，但嫌犯依然否认刀鞘是自己，也不承认将之给予他人；诘讯嫌犯及上交刀鞘之人，嫌犯才改口，说刀鞘是被人给自己的，此前因为忘记而予以否定：举又讯问嫌犯的妻女，从其妻女的口供中得知，嫌犯平时佩刀，而今不佩，不知佩刀在哪里。举令嫌犯及其妻女对质，嫌犯又改口，说是自己从他人手中购买鞞刀，行走在市场中时，刀被偷了，故将刀鞘给了（上述）证人，此前关于刀鞘及不佩刀的说法均属欺谩。举诘问嫌犯：为什么把空鞘给你，你却欺谩说没有？你向来佩刀，为何又说不曾佩刀？嫌犯无从辩解。举假装要刑讯笞打，嫌犯为此认罪，并详细叙述犯罪经过，案情至此水落石出。狱史举以其聪明才智破案，在官府看来，“其所以得者甚微巧，卑（俾）令盗贼不敢发”，故依据“令曰：狱史能得微难狱，上”，故举荐他升任卒史，以资奖励，并被树立为官吏学习的榜样。 勘验现场、侦破案件，属吏发挥作用尤重，属于“下僚起案”；案情被厘清后，进入另一阶段“上官裁决”——诊问是长官（县令长，有时也含佐官）对案件诸事项的发问，意在总括事实关系，答“问”的是下僚——勘验、侦破阶段事务的具体承担者；经综合诊问、确定犯罪事实，以“皆审”结束；然后援引相关律令条文进行判决，亦即所谓的“当”[38]。从“下僚起案，上官裁决”的职能分工看，长官尽管是狱讼的裁决者，却依赖于属吏的前期工作，两者配合方能做出公正的裁决。疑难案件的议罪环节，也有赖双方的共同努力。 《奏谳书》中收录的“和奸案”，是下僚、上官议罪裁决的典型事例。[39]不论是廷尉寺的长官，也不论是廷尉的重要佐官——廷尉正、廷尉监，还是诸如廷史等属于低层的属吏，三十人共同议论如何定罪量刑，就足以令人啧啧称奇。在没有直接对应条文可供援引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据现有的条文比附定罪：以次于不孝、敖悍两章律文定罪，女子甲被判为完为舂之罚。依循常理而言，三十人集体依据律令确定罪刑，自是难得，读者大概也会被此判决所牵引。不可思议的是，刚刚因公差回来的廷史申，却对上述的判决提出质疑：一则，以人之生死为界限，女子甲是在丈夫去世后发生和奸（生前是否有和奸行为不可知），要轻于丈夫在世时对和奸行为的惩处；二则，和奸行为发生时，官吏并没有出现在现场，证据缺失导致定罪上的困难，故判女子甲当完为舂的量刑偏重；诸人为廷史申的驳议所折服，承认此前所议不当。本案到此结束，最终如何定罪量刑不得而知，长官、属吏通力合作却由此可见一斑。 长官、属吏间的通力合作，应当有制度上的规定；辟除制与籍贯限制，也极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武帝以来，郡县属吏例由长官自行辟除，听命于长官也就不足为奇了，更有甚者，彼此间因而有君臣之份；并非本籍的郡县长官单车莅任时，自然需要在地属吏的大力支持。[40]譬如，王温舒担任广平都尉时，有意选择生性果敢、无所畏忌的十多人为爪牙，且又牢牢抓住诸人把柄，使其尽心效力；任职中尉时，“徒请召猜祸吏与从事”[41]。与王温舒同列《酷吏传》的尹赏，亦有类似用人之举，故能够“追捕甚精，甘耆奸恶，甚于凡吏”[42]。属吏为长官效力，或受赏识而被举荐。张汤奏事受到武帝认可时，他却推说“臣非知为此奏，乃正、监、掾史某为之”，将功劳归于佐官或属吏；对于极亲近的属吏，如受亲宠的鲁谒居，虽卑微为“史”，当其生病时，贵为大臣的张汤会亲自探望，并为其“摩足”[43]。严延年对于忠诚、尽节之吏，厚遇之如骨肉，亲之、近之；[44]薛宣教令属吏休沐，亦可如此类观。[45]对于部分（大概属于“久任”的）属吏，长官就任之初，或要“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职”。朱博初任琅邪太守时，“右曹掾史皆移病卧”；生性强势的朱博，并未遵从上述故事，而是召见诸曹史书佐及县大吏，重新选拔可用之人，担任故作“移病”者的职位，后者则被免职、逐出太守府。[46] 文献中也见到长官与佐官或属吏发生冲突的非常态事例。除朱博选拨属吏的事例外，还可以找到不少例证。譬如，宣帝时，京兆尹张敞令贼曹掾絮舜案验狱事，絮舜以为张敞即将被免职而不肯效力，并私自回家。别人劝谏时，絮舜却说道，我为他尽力多时，现在他不过是五日京兆尹，又能奈我何？张敞听闻此语，即刻派人将絮舜系狱，安排属吏昼夜加以讯问，罗致死罪，弃市。[47]又如，任职建新大尹（王莽改千乘郡为建新，太守更名为大尹）的崔篆，称病不理政事，三年来也未行县，故门下掾谏言当春行县；崔篆不得已而颁行春令，巡视地方；经行之县，监狱填满，故平理众狱，释放二千多人。掾吏谏言不可，认为此举有悖朝廷“峻刻”之政，恐将危害自身。崔篆言说，“如杀一大尹赎二千人，盖所愿也”，于是称病辞官。[48]与崔篆的行为相近，是东汉袁安的事例。楚王刘英谋反一案，牵连甚广。楚郡太守袁安莅任之初，将那些查无实证的奏上，意欲不再追究。“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袁安说道，“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49]。从崔、袁的事例看，郡守固然有专断的权力，但也要考虑行为的后果——佐官、属吏可能因此而受到牵连，彼此存在矛盾乃至冲突也属正常。 此外，出于各种原因，或为了保证审判的公平，也为了减少冤狱，或者是基于特定身份的考虑，等等，朝廷、刺史或郡守以“录囚”的方式对在押人犯进行再审。不赘。[50] 当王朝政治相对清明且官吏也能奉公执法时，可能会达到“断狱数百，几致刑措”的理想境界，[51]司法文书记载的内容也相对更可靠些。就律令条文本身而言，除诸如“挟书律”、“诽谤之法”等外，没有所谓的好恶之分，只在界定当为与不当为，并对不当为事进行惩戒。不过，当律令始终以治民之工具而非民治之保障的性质出现时，瞬间即可出现转变——很容易被利用而成为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工具。以法治人的关键一步，即在于“深文巧诋”。 三、论“深文巧诋” 重读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大有益于认识当时的“法治”。温舒出身贫寒，从狱小吏做起，因学律令，升为县狱史、郡吏、廷尉史。宣帝即位初，温舒上书，提倡“尚德缓刑”[52]。不避文繁，将核心内容迻录如下，并逐一试做分析：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按，赓续汉初以来的“过秦”思潮，温舒由秦鉴戒入手而议论时政，治狱问题成为关键： 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 按，狱治关系人命，不可不慎。故经书中很早就提倡宽恕的风气，宁可错过非常之事而不可滥杀无辜，并由此切入正题，指出当下的情形：秦治狱严酷的风气，至今仍存。 昭帝时，霍光与辅政大臣桑弘羊、上官桀争权，并以“谋反”罪名，“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盖主皆杀之。光威震海内”；昭帝去世后，霍光先拥立昌邑王为帝，不出旬月，又废之而立宣帝，昌邑王群臣“坐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53]。霍光屡兴大狱的举动，被视为因循武帝的法度，以至于“以刑罚痛绳羣下，繇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54]，这是路温舒上奏的背景。 关于“上严酷以为能”，不得不略说一二。终秦汉之世，衡量官吏才能的标准之一就在于用法的轻重，故严刻之人被赞为有能高明，用法公平者反被视为平庸。对此，景帝诏书中的“以苛为察，以刻为明”，即可为证。[55]西汉晚期，酷吏尹赏将死之际，尚且告诫诸子说道，“大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56]诸子秉承遗训，皆官至郡守，或为京兆尹，均崇尚威严之治。因残贼被免而被起用的例子，莫过于上文提及的张敞：他因贼杀贼补掾絮舜被免职，但不出数月，京师及冀州的治安出现问题，宣帝又想到了张敞，再次起用之而任命为冀州刺史。“不胜任”本是罪名，汉代因之被免职者不在少数，不赘。[57]即便是到了东汉时代，尽管被称作“辨职俗吏”，以“专念掠杀，务为严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为特征，有时仍被视为“以为能”[58]，并以之求名誉于当时，[59]以至于“而今长吏多杀伐致声名者，必加迁赏；其存宽和无党援者，辄见斥逐”[60]。 风气如此，治狱之人欲置人于死地，在所难免。难免会使人想起韩非的譬喻：造车之人渴望人富贵，造棺椁的希望人早死，并非是前者仁慈、后者凶残，只是因为，“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61]。用温舒的话说，并非憎恨人，而是保身全命。问题是，他人之死与己之性命，又怎么会发生关联呢？如前，就属吏、佐官而言，作为司法事务的具体承担者，不能平理狱讼，是失职乃至无能的表现；反之，通过决狱而累积功劳，则成为今后升迁的资本，一如上引狱史举。诸如于公、于定国父子，或者是类似路温舒之人，以决狱公平而升迁者不在少数，这条仕宦之路在秦汉时也还算畅通；然而，通过严刑、贼杀而称治、升迁的，也不在少数，不少酷吏如周阳由、义纵等即出身此途。一入仕途，自然要唯上是从，需听号令。大狱之兴时，治狱之人自要积极地奉命行事——若不治人，则被人治，故宁枉毋纵。 以东汉楚王刘英案中的插曲为例，以见一斑。朝廷下令穷治此案，“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62]。当时，守侍御史寒朗与三公府掾属共同拷问颜忠、王平等人，颜、王等人的供述中又牵连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等四侯，但耿建等人否认与颜、王见过面，“是时显宗怒甚，吏皆惶恐，诸所连及，率一切陷入，无敢以情恕者”。寒朗感伤诸人蒙冤，向颜、王问及耿建诸人的形貌，两人错愕而不知如何作答，故知晓有诈。寒朗上奏言说耿建等人无罪，并怀疑天下无辜之人多类此。明帝召见之，询问情由，寒朗说道：治狱者基于“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的考虑，亦即，陷害他人而非证明无罪，主要是为了自己免于被追责，故而“考一连十，考十连百”；还要虚与委蛇，称赞皇帝恩德，但“莫不知其多冤，无敢牾陛下者”[63]。当长官意志左右狱讼，即便是明知冤屈，多数情况下也只能奉旨行事。东汉时人周嘉的高祖父周燕，汉宣帝时任职为郡决曹掾，“太守欲枉杀人，燕谏不听，遂杀囚而黜燕”[64]，亦可证明此点。 狱吏如何置人于死地呢？且看路温舒如此惨痛之语： 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 按，人之常情，乐生畏死；备受疼痛，则欲求死；刑讯之下，无所不能。身陷囹圄之人对狱吏的畏惧，众所周知的莫过于周勃的感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但这不过是“吏稍侵辱之”而已；[65]太史公司马迁所言说的情形，将畏惧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66]。汉初，贯高系狱，被狱吏笞打数千次，铁针刺身，以至于体无完肤。[67]虽有不屈桡者如贯高、陆续，[68]但对大多数凡夫肉体而言，自是无法忍受刑讯之痛，会掩饰真相而自诬服，一如李斯或东海孝妇；治狱之人利用人性的弱点，故意指引囚人认罪以免刑痛。“不服，以笞掠定之”一语，[69]骇人听闻，却足以揭示真相。与之同时，为了使治狱文书不被上级驳回，治狱者又在文书上上下其手，以至于后人有“今之文簿，恒虑覆治，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之说。[70]经过如此“修饰”后的治狱文书，即便是明正的咎繇（皋陶）听狱，依然会认为囚人死有余辜。 原因即在于，罪名罗织成于众人之手，舞文弄法而致罪有应得。身陷囹圄的囚人，面对的未必是为其洗冤之人，反倒有可能是集体的罗织。一百余年后的陈宠说道，“断狱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71]，正可显见这一传统的延续。百口尚且难辩，何况一人之口？雄辩如李斯者尚如此，更何况是寻常之人呢？其实，还原“真相”，并不困难，刑讯而已。“五毒备极”、“楚毒所迫”等语，不时见诸于文献，已足以说明问题。[72]当然，也少不得“舞文巧诋”，不妨看张汤、严延年这两个极端的例子：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73] 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桉其狱，皆文致不可得反……尤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74] 按，张汤、严延年为西汉酷吏，前者善于揣摩人主意，根据人主之意而决狱；后者决狱时高深莫测，同情弱者而严惩豪桀。舞文巧诋也罢，曲文内（纳）之也罢，一如温舒“文致”之语，轻而易举地玩弄律令于股掌中。这可以成为一时风气，“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75]；也可以是生财之道，“被以它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赀物少者至于死徙”[76]。更有甚者，则如王符所论： 传曰：“恶直丑正，实繁有徒。”夫直者贞正而不挠志，无恩于吏。怨家务主者结以货财，故乡亭与之为排直家，后反复时吏坐之，共枉之于庭。以嬴民与豪吏讼，其势不如也。是故县与部并，后有反复，长吏坐之，故举县排之于郡。以一人与一县讼，其势不如也。故郡与县并，后有反复，太守坐之，故举郡排之于州。以一人与一郡讼，其势不如也。故州与郡并，而不肯治，故乃远诣公府尔。公府不能察，而茍欲以钱刀课之，则贫弱少货者终无以旷旬满祈。豪富饶钱者取客使往，可盈千日，非徒百也。治讼若此，为务助豪猾而镇贫弱也，何冤之能治？[77] 按，与张汤、严延年对下户小民时有同情不同，王符所论则是官府、豪猾联合侵害小民。官 府主事之吏贪于财货，故枉法而侵害小民；为了免于被追究责任，各级官府又官官相护，百 姓焉能无冤？这种情形并非仅局限于乡亭辞讼，“武官断狱，亦皆始见枉于小吏，终重冤于 大臣。怨故未雠，辄逢赦令，不得复治，正士怀冤结而不得信，猾吏崇奸宄而不痛坐”[78]，这才是郡县之所以易于枉法而侵害赢民的根本原因。此时，欲求司法文书之公正，势必不能。 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偷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 按，此处温舒总论狱吏之弊，随后提出“尚德缓刑”说，不赘。 或以为路温舒所言不足为凭，有以偏概全之嫌，不可据此泛论当时的“法治”：对于司法中的种种不端行为，不论告劾、诬告，还是作证、翻译，或是出入人罪，均见诸于法律规定，[79]已然筑起诬告、擅断、滥杀的防火墙，会有效遏制种种不法行径。不仅如此，《封诊式》中标榜治狱的最高境界是，根据口供记录进行追查，不必依靠拷问嫌犯来查明真相；通过拷问而查明真相的，为下；恐吓犯人的，则是失败。[80]与此相关的是为吏理念。正史中，褒扬循吏、痛斥酷吏，提倡宽和之治而否定严酷为能，遂成为风气而历久不衰。《语书》及《为吏之道》，作为具有官箴性质的劝诫材料，明确区分良吏与恶吏：良吏明于律令，为人忠厚诚实、操守廉洁，以公心处事而讲求协同、合作；为官为吏时，当兴利除害，慈爱百姓，体恤鳏寡孤独，平均徭役负担，赏罚得当。恶吏则与之相悖。[81] 这些良法美意所展现的理念，即便是在二千多年之后，读起来也令人赞叹。然而，将之与社会现实相参照，只能说理念的归理念，现实终究仍是现实——上引诸多事例的出现，或多或少地均可证明，防范效果不佳。 当君尊臣卑的理念被确定时，甚者是言法治而增益君权时，人君的地位已然超出法上，与近代“法治”思想渐行渐远。[82]是依循律令而治，是依循旨意而行，往往成为决狱公平与否的关键，从而深刻影响司法文书的虚与实。仲长统说道，“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83]，已经窥见法治的两面性；但将之归结于君子、小人，仍是未达一间。对于没有家世依靠的官吏而言，“荣华富贵来自于君，自然唯君是命，绝对忠诚。‘忠’是这批吏最讲究的德行”[84]，故“中（忠）信敬上”才可能被列为为吏之道中“吏有五善”之首善。所谓“忠”，有忠于职守与忠于上级之意，当职守与上级意志矛盾时，官吏也会面临抉择的问题。逆龙鳞者历代固然有之，承旨行事更是屡见不鲜。是制度本身导致了问题的发生，君子、小人面对制度不过是各有取舍。 宣帝被誉为汉王朝的中兴之君，晚年所下诏书有如此言语，“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一度受其表彰的胶东相王成，起初被称为“治有异等之效”，后来被揭发，“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85]。应该足以显示文书中可能存在的不实问题，[86]司法文书大概也难免不落窠臼——即便它们是出土于两千多年前的墓葬或遗址中，却也无法保证自身所记载的内容就完全可信不疑。不论是起事的下僚，抑或是决断的上官，均可能在无意或有意中影响到文书记录的真实性。贪赃枉法之外，有时，为了追求破案，也为了累积功劳，会以刑讯等为手段而还原“真相”，也会以文书“修辞”来记录“真相”。貌似完全的程序正义，措辞谨严的文书言语，却可能与“真相”背道而驰——将司法问题剥离于社会情境，忽略法治可能具有的局限性，很容易会被材料牵引而行。 在秦汉县级官府文书频出而司法文书又占有较大比重的今天，如西汉长沙国武帝简、益阳兔子山简及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等等，事先对材料自身可能的局限性给予足够的关注，大概不是多余的。 实际上，不论是进行中的司法实践，还是已经结案的司法文书，均存在被人为篡改的可能。前引周燕的事例，尤其能说明问题。太守枉杀人后，囚家守阙喊冤，朝廷下令再审。此事虽与周燕无关，但他甘愿为太守顶罪，并出谋划策，“愿谨定文书，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时病而已”；换言之，要在治狱文书上做手脚，从而顶替太守枉杀之责。不仅如此，为了保证不走漏风声，他还对掾史等属吏说道，“诸君被问，悉当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于府君，燕手剑相刃”。结果可能如其所愿，太守无事，自己担责要受宫刑。[87]不过，若据此及本文所论而完全否定司法文书的可信性，无疑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九章算术》的算题本身极可能带有虚构的色彩，但西嶋定生却可从中发掘有爵者的身份特权；[88]将之放置于它所处的时代，点石成金也不是不可能的。如何辨析并发掘司法文书的史料价值，如何驾驭史料而非被史料所驾驭，尽管是老问题，在地不爱宝的时代依然值得不懈追寻。 附记：2017年7月14日，本文初稿发表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研究所共同课题“简牍学から日本东洋学の复活道を探る——中国古代简牍横断领域的研究”研究会，得到籾山明、角谷常子、陶安、石原辽平诸位的先生指教;８月１０日,又发表于“第六届中国古文书学国际研讨会”，由徐世虹先生评议，受益匪浅；投稿后，匿名审稿人又指出文中的不足；此外，成文前后，曾向阿风、赵晶、刘文远、凌鹏先生请教相关问题。于此，一并衷心致谢！文中一切问题，笔者文责自负。 〔作者张忠炜，197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1]侯旭东：《“史书”出，“史料”亡》，《中华读书报》，2007年9月19日。 [2]参见拙文《墓葬出土律令文献的性质及其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第62页。 [4]《史记》卷八七《李斯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第2561页。 [5][日]宮崎市定：《史記李斯列伝を読む》（1977），载氏著《宮崎市定全集》第5卷《史記》，岩波书店，1991，第230-266页；[日]籾山明：《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研究》第一章《对李斯的审判》（2006），李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28—46页。 [6]《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第3041—3042页；类似记载，又参见《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第2472—2473页。 [7]参加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奏谳书》（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第106页。按，此案本来记载了两个“案例”，此处仅保留“烤肉案”的情节。 [8][日]池田雄一：《中国古代の律令と社会》第二章《春秋時代の治獄——魯、衛の新出案例》，东京，汲古书院，2008，第51—75页；[日]池田雄一编《漢代を遡る奏�——中国古代の裁判記錄——》，东京，汲古书院，2015，第87—100页。 [9]按，笔者对此有专门讨论，故不赘引文献记载，此处撮其要旨，并试图进行再发掘。参见拙篇《读<奏谳书>“春秋”案例三题》，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3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第236—253页；拙著《秦汉律令法系研究初编》第二篇《秦汉律令的历史考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47—154页。 [10]廖伯源：《汉“封事”杂考》（1995），载氏著《秦汉史论丛》，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第233—242页。 [11]《汉书》卷六〇《杜钦传》，第2677页。 [12]《汉书》卷九八《元后传》，第4023页。 [13]李均明：《简牍所反映的汉代诉讼关系》（2002），载氏著《简牍法制论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55—57页。 [14]《汉书》卷九八《元后传》，第4021页。 [15]（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四《说难第十二》，鍾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第94页。 [16]《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上》，第1334页。 [17]《汉书》卷九八《元后传》，第4023页。 [18][日]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第二篇第三章《汉律中“不道”概念》（1957），徐世虹等译，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69—102页。 [19]《汉书》卷七六《王章传》，第3240页。 [20]《汉书》卷九〇《酷吏传》，第3668页。 [21]《史记》卷一二二《酷吏传》，第3150页。 [22]《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第2110页。 [23]孙家洲主编《秦汉法律文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5—34页。 [24]按，以这些词汇或“希……旨”、“风……奏”、“承……旨”、“承风”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时，即可找见与告劾相关的诸多事例，不一一罗列。 [25]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一章《品位与职位》，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2页。 [26]《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第741页；又参见（清）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周天游点校，中华书局，1990，第208—209页。 [27]《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第3624页。 [28]《汉书》卷八三《朱博传》，第3699页。 [29]（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一《巴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第48页。 [30]《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传》，第2843页。 [31]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三版），第74、88—89页。按，县府的组织形式大体类于郡府，不赘；郡县制有其演进轨迹，此处所言主要针对汉武帝以来的郡县制而言，秦及西汉前期未必如此。 [32]陈侃理：《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喜”的宦历》，《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 [33]里耶秦简博物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编著《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上海，中西书局，2016，第167页。 [34]拙篇《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概说》，载《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第7—8页。 [35]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407、334页。 [36]参见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释文修订本），第23页；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33—135页；[日]冨谷至编《江陵张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譯註篇》，京都，朋友书店，2006，第69—72页。按，冨谷读书班判定简102、103无法接续的理由有四：简102末字“狱”前的“谳”字下有章句符号“∟”；简102、简103中“令”字字形有别；简的出土位置不符，而简102与简104相邻；从意思看，简102当与简104接续。故而，此处疏通律文时，忽略简103所载。张家山汉简研读班也有类似意见，参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校读记》，载《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213页。又，红外线本对简续多有调整，但这些意见多未取得共识，不从；本文称引的简续依据整理小组，冨谷读书班也大体如此，下同，不另说明。 [37]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奏谳书》（释文修订本）》，第109—111页；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與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377—382页；[日]池田雄一编《漢代を遡る奏�——中国古代の裁判記錄——》，第130—161页。按，个别字词的理解，均出自上引诸书，不一一标注，下同。 [38][日]宮宅潔：《秦汉时期的审判制度——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见》（1998），载杨一凡总主编、[日]寺田浩明本编主编、[日]籾山明（分卷）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一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通代先秦秦汉卷》，徐世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87—322页。按，宮宅潔似乎最先指出“诊問”环节的职能分工，此前研究多以为“诊问”者为下僚，答問者为嫌犯或其他相关人证；“下僚起案，上官裁決”是他引用滋贺秀三的提法。 [39]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奏谳书》（释文修订本），第108—109页；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與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374—377页。 [40]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84—387、357—359页；廖伯源：《汉初县吏之秩阶及其任命》（2003），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34页。按，廖文指出，汉初，百石以下为少吏，百廿石以上为长吏；其后郡县属吏自辟除，皆百石以下，不复又秩百廿石与百六十石之官；长吏最低之秩乃定为比二百石。 [41]《汉书》卷九〇《酷吏传》，第3668页。 [42]《汉书》卷九〇《酷吏传》，第3674页。 [43]《史记》卷一二二《酷吏传》，第3142页。 [44]《汉书》卷九〇《酷吏传》，第3669页。 [45]《汉书》卷八三《薛宣传》，第3390页。 [46]《汉书》卷八三《朱博传》，第3401页。 [47]《汉书》卷七六《张敞传》，第3223页。按，张敞因为杨恽事而被劾奏当免，故絮舜有如此言语；之所以昼夜讯问，是因为冬月将尽，不得执行死刑，张敞欲致其死罪而加快审判。 [48]《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第1704页。 [49]《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第1518页。 [50]参见张晋藩总主编、徐世虹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2卷《战国秦汉》，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第648—654页。 [51]《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35页。 [52]《汉书》卷七〇《路温舒传》，第2368页。按，为避免注繁，引文不再标注出处，均出自本传。 [53]《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6页。按，“外人”指“丁外人”，是盖长公主的姘夫。 [54]《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第3628页。 [55]《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48页。按，东汉章帝时，也有类似话语出现，“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参见《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第148页。 [56]《汉书》卷九〇《酷吏传》，第3675页。 [57]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一《汉律考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63，第135页。 [58]《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第1400页。 [59]《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第1487页。按，何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当时名誉，故在职以宽和为政”。 [60]《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第2074页。按，顺帝阳嘉年间，灾异不断，诏问当世之敝，李固因有此言。与此相类似的话语，也见于左雄的上疏，“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参见《后汉书》卷六一《左雄传》，第2017页。 [61]（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第五《备内第十七》，第116页。 [62]《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第1430页。 [63]《后汉书》卷四一《寒朗传》，第1417页。按，为避繁琐，引文若无标注，均出自本传。 [64]《后汉书》卷八一《独行传》，第2675页。 [65]《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第2072—2073页。 [66]《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33页。 [67]《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传》，第2584页。按，“刺剟”或以为类似“烙刑”，此处从旧注。 [68]《后汉书》卷八一《独行传》，第2682页；《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第2205页 [69]《史记》卷一二二《酷吏传》，第3153页。 [70]《隋书》卷七五《儒林传》，第1721页。 [71]《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第1549页。 [72]《后汉书》卷七七《酷吏傳》，第2499页；《后汉书》卷六〇《蔡邕傳》，第2002页。 [73]《史記》卷一二二《酷吏傳》，第3139页 [74]《漢書》卷九〇《酷吏傳》，第3669页。 [75]《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第1101页。 [76]《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第1181页；类似话语，又参见《后汉书》卷五七《刘瑜传》，第1856页。 [77]（汉）王符：《潜夫论笺校正》卷四《爱日第十八》，（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7页。按，此段文字旧有脱讹，大意虽然可通，个别地方仍无确解，如“钱刀”；另外，“武官断狱”数句，亦出自此篇，不另出注。 [78]（汉）王符：《潜夫论笺校正》卷四《爱日第十八》，第219页。 [79]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释文修订本），第22—24、26页；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128—130、135—138、144页；[日]冨谷至编《江陵张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譯註篇》，第64—66、74—77、84—85页。 [8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第147—148页。 [8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第167—168页。 [8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1945），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5—194、208—213、225—226页。 [83]《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第1654页。 [84]邢义田：《序》，载氏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页。 [85]《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73页；《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第3627页。 [86]按，邢义田、高大伦指出尹湾集簿所见人口比重可能存在的不实问题，以及高震寰对西北汉简文书与现实不符问题的考察，均指向此点，无疑当留意。参见邢义田《从尹湾出土简牍看汉代的“种树”与“养老”》，载《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557—561页；高大伦《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高震寰《论西北汉简文书与现实的差距及其意义》，《新史学》第25卷第4期（2014年）。 [87]《后汉书》卷八一《独行传》，第2675页。按，从上下文来看，所谓“谨定文书”，极可能是更改定案文书的署名方式，将原先太守的署名更改为周燕，具体如何操作不得而知。不过，周燕那时仅为郡决曹掾，固然可以参与此案的复核，但应该没有最终的裁决权，故此处记载难免令人生疑。 [88][日]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三章《二十等爵制的机能——特别是于民爵》，武尚清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334—340页。 原文刊自：《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