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志译注》作为《中国古代名著全译丛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物志》3卷，自序1篇，正文12篇，三国魏刘邵（约180-约245）撰，北魏刘昞（约365-约440）注。这是一部中国最早系统地研究人的才能和个性及政治作为的著作。全书由构成人体的材质、内心世界、精神气质与外在的声色举止言语的关系入手，将人分为不同的类型，对个体的气质、心理、个性以及不同材质性情的人在社会政治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尤其是对识别人才的方法、鉴别人才时容易发生的错误、人才埋没的原因、辩论的方法和技艺等问题作了精彩的分析和论证。 ◆◆前 言◆◆ 一 《人物志》的作者刘邵，字孔才，广平邯郸（今河北邯郸）人。约生于汉灵帝光和年间（180年左右），卒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245年左右）。初为计吏，后迁太子舍人、秘书郎。魏朝建立，任尚书郎、散骑侍郎，出任陈留太守，后回到朝廷担任骑都尉，迁散骑常侍。他曾牵头制定魏法《新律》18篇，并著《律略论》5卷。曾为朝廷制定了详细的考核官吏的《都官考课》72条。晚年以执经讲学为主，赐爵关内侯。撰写有《乐论》14篇，《法论》10卷，《孝经注》1卷，《人物志》3卷。《三国志》卷21有传。 刘邵对历代的法律制度、人才管理制度，以及法律思想和人才理论做过深入研究，并结合丰富的实践认真加以探讨，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吏制管理思想和人才学思想。 《人物志》主要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通过“九质”探索“性情” 《人物志》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才的鉴识与任用，书名“人物”就是“辨析人材”的意思。全书第一句话“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是说鉴识人才的根本，在于了解其情性。所以，研究情性，是本书的出发点。那么，什么是性情呢？刘邵以为，人“禀阴阳以立性”，“阴”“阳”指元气所具有的两种根本属性，“性情”则是人禀赋了阴阳之气而出现的正派与佞邪、聪明与愚蠢、勇敢与怯懦、刚强与软弱、焦躁与安静、伤感与愉悦、衰颓与庄重、意态与气度、缓慢与急迫等相对相依的性格特点以及心理、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仁、义、礼、信、智五种永恒的道德（“五德”或“五常”）。 怎样探究情性呢？刘邵认为，人的性情是可以通过五行学说探索的。这是因为大自然借助五行而赋予人以形体（《九征》：“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骨、筋、气、肌、血这五种生理体质叫“五质”；五行本身含有仁、义、礼、信、智五种永恒的道德属性，所以称为“五常”。它们的对应关系是：木─骨─仁，金─筋─义，火─气─礼，土─肌─信，水─血─智。由于人体的“五质”对五行之气的禀受情况有差异，因而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品质的水平也就不同。五行之气是无形的，而它们所产生的五种生理体质却是有形的。这些生理体质的发育情况是可以了解的，那么，依靠它们所形成的道德品质和性格特征（即“性情”）也就可以探求了。 由于和五行对应的五质过于窄狭，刘邵又进一步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九质”概念：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其中肌对应神，血对应色，而精、仪、容、言四者是在“五质”基础上发展的。“九质”现于外表，应于内心，各显性情的特征，称为“九征”。 五质（骨、筋、气、肌、血）是人和动物共有的，而“精、仪、容、言”则是人类所特有的。因此，人的性情总是表现在容止和言谈上，言谈容止的关键是“态度”即神态气度，而态度的核心在于“眼睛”，所谓“情发于目”。这是性情体现在仪表态度之上。再深入一步，刘邵认为，“仪表态度”是“心气”产生的，而“心气”的表现则是声音。所以“声音”的变化和性情是密切关联的。声音产生于“气”，它和性情互为表里，“声音”和“态度”是融为一体的。 在此基础之上，刘邵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人材鉴识的“八观”（《八观》）“五视”（《效难》）方法。八观五视，就是以对“九质”的观察和心理分析为主，观察一个人所具有的道德品质、智力高低和能力大小。 “九质”之中，“言谈”处于关键地位，因为精（目光）、仪（举止）、容（神色）都是围绕着“言谈”的。因而，《人物志》讲鉴识人材的方法，除了“八观”“五视”等一般方法外，特别强调通过言谈论难鉴识人材。 《材理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有关“言谈论难”的一些问题。《接识篇》则全面描述了同偏材之人交谈的难处，指出容易出现的失误及原因。《释争篇》也从“言谈论难”出发，阐述在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同人交谈时必须遵循的“不伐、不争”的基本原则。 （二）、辨析人材的等次类型，根据材质和能力任用官职。 为了区分人材类别，《人物志》专门讨论了“材”与“能”的关系。认为，能力是从材质产生的，材为源，能为流；材为本，能为用；能决定于材，材又必须通过能来表现自己。 刘邵以“材能”和“性情”作为划分人材的标准，先把人划分为五个等级：一是兼德之人即“圣人”。二是兼材之人。三是偏材之人。四是依似之人，即似是而非的伪人才。五是间杂之人，就是善恶参浑，心无定是，变化无常的人（《九征》）。这五个等级的人，兼德之人、兼材之人、偏材之人是人材，称为“三度”。兼德之人以中庸为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体别》），“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流业》），所以达到了性情的最高境界：中庸平淡。依似、间杂之人属于伪人材，在辨伪的时候才有参考价值，可以略而不论。 偏材性情理论是刘邵人材思想最辉煌的部分。《体别篇》中，首先分性情为十二类，并指出每类性情的优点和缺点；并把“偏材之人”也对应地分为十二种类型，分析每类人材的缺点和使用得失。这是以性情为标准划分人材。 《流业篇》则侧重于以“材能”为标准划分，刘邵把人的基本材能分为德、法、术，所谓“三材”，以此为衡量的标准，把人材分为皇帝之材和大臣之材两类。大臣之材包括两种兼材（国体、器能）和六种偏材（清节、法、术、臧否、伎俩、智意）。另有四种（文章、儒学、口辩、雄杰）虽不兼三材，但也是偏至之材。这是以材质为标准划分的“十二材”。 《材能篇》分偏材之人的能力为“八能”。能力不同，他们各自所承担的政治职务也应当不同，各自适宜的政治对象及形成的治理局面也各异。这是以能力为标准划分。 刘邵认为，人材中的奇材最难鉴识，所以提出了对“二尤”即特别优异的人材和特别虚假的伪人材的特殊鉴识方法。“英雄”作为“尤妙”之人，在当时有特别意义，因而《人物志》专设《英雄篇》，集中论述“英雄”这种能拨乱反正、创造伟业的人材素质。 《人物志》还对“知人难”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其“七缪”理论既阐述了鉴识者主观方面的原因，即主观片面性，也分析了被鉴识者方面的原因；既看到了个人的经济条件对人材的影响，也看到了整个社会经济状况对人材的影响。 应当指出，《人物志》用元气、阴阳五行强行比附人的生理体质，把人的道德品质和性格材能说成是天赋的自然本性，反映了一千八百年前人们的认识水平。同时，刘邵的人材学理论本身并不十分严密。如《九征篇》从“五行”谈到“五性”“五德”，又提出“九质”“九征”。“九质”与“五物”、“九征”与“五德”是如何配合的，书中没有说明。《体别篇》把“偏材之人”分为十二种类型。《流业篇》分人材十二种，其中两种是兼材，十种是偏材。这中间如何协调，他也没有说明。《材能篇》讲各类人材宜任的官职，与其它各篇矛盾者不少。在具体历史人物分类上出现的偏差，前人已多有指出。 《人物志》的人材品鉴理论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找不出第二部这样系统的人才学著作。它是汉末以来崇尚人物品藻思潮的产物，同时又开了魏晋名理玄谈的风气，反映了从汉到魏思想的新变化。 二 现在所传最早的《人物志》刊本和抄本前都有阮逸序，后有文宽夫跋。阮逸是北宋初期著名音乐家，文氏（1006-1091）名彦博，宽夫是他的字，仁宗时进士，累官到太师。文氏跋说：“今合官私书校之，去其重复附益之文，为定本。”则阮氏“序而传之”的《人物志》就是文氏合校的本子。但文宽夫的这个校本，现在已看不到了。 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人物志》刻本是明正德本（1506-1521），现藏国家图书馆。傅增湘、王重民有考证。隆庆六年（1572）郑旻据正德本重刊，此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万历十二年（1584）刘用霖据隆庆本翻刻，此本现藏国家图书馆。此后，汉魏丛书本（明万历二十年1592程荣校刊本）、广汉魏丛书本（明万历二十年1592何允中刊本）、墨海金壶本（嘉庆十四年1809张海鹏校刻本）都据万历本翻刻。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本（乾隆四十一年1776）也是据万历本抄写的。增订汉魏丛书本（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王谟刊刻）据何允中本刊刻。守山阁丛书本（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钱熙祚校刊本）据墨海金壶本刊刻，畿辅丛书本（清光绪五年1879王灏谦德堂刊本）和龙溪精舍丛书本（民国六年1917郑国勋刊本）又据守山阁丛书本刊刻。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年1921据函芬楼藏明刊本景印）所据为隆庆本。 嘉靖八年（1529）顾定芳根据从俨山伯氏处借得的抄本刊刻了《人物志》。伯氏抄本今不见，顾氏本今藏南京图书馆。万历五年（1577）李芮思益轩本即据顾氏本刻成，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两京遗编本（明万历十年1582胡维新刻本）异文多与李氏思益轩本同，当是从李氏本翻刻者。四部备要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校刊）据金台本校刊。金台本没有刻书年代，避清讳，当为清初刻本；其异文墨钉多与两京遗编本同，则金台本是从两京遗编本来的。 以上两个系统的《人物志》版本，正德本系统的本子，刘邵原文、刘昞注都完整。从顾氏本来的本子缺残多，尤其是刘昞注墨钉很多，甚至删节了刘注，所以这个系统的本子不如正德本好。 三 《人物志》是刘邵的著作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部，它所以能保存到现在，同五凉时期敦煌人刘昞（365？-440）给它作注是分不开的。刘昞也是一个著作很多的人，但也只有这一部《人物志注》流传至今。《四库提要》说：“昞注不涉训诂，惟疏通大意，文词简古，犹有魏晋之遗。”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云：“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难以窥见其一斑矣。” 刘昞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物志》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唐代，虽然有人认为《人物志》“能有兼偏，知有长短”理论，“索隐精微，研几玄妙” （李德裕《人物志论》），如果“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刘知几《史通·自序》），但由于“品其人物，往往不伦”（《人物志论》），所以批评指责者多。李翱《答朱载言书》就认为“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宋明以来，刻本传世者增多，学者关注的也就增多，但评论只限于简明的提要勾玄而已。清代学者臧琳尝以《人物志》与《文心雕龙》、《史通》并称，谓之“三刘之书”，“千古绝作”，“学者不可不读之书”（《经义杂记》）。二十世纪以来，《人物志》受到了很大的重视。章太炎认为“后汉子书朋兴，讫魏初几百种。然其深过事理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此三体差可以攀晚周，其馀虽娴雅，悉腐谈也。”（《国故论衡》）此后，各种《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及有关魏晋清谈玄学的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人物志》，校勘、注释、白话翻译等方面也出版了多部专著，发表的专题论文在40篇以上。《人物志》的哲学思想、心理学思想、美学思想、人才学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地发掘。 《人物志》在国外汉学界也很受重视。在日本，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就性与才的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四十年代末，黑田亮、佐藤幸治则分析论证过《人物志》中的心理学思想。五十年代，金子泰三、关正郎、清水洁有全面论述《人物志》学术思想和学术地位的论文。七十年代，多田狷介把《人物志》译为日文出版。特别要提出的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冈村繁，他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研究东汉以来的人物评论，并在此后数十年间沉潜其中，发表了一批系统成果。其《人物志》研究从文本校笺做起，从第一手材料的辨析入手，立论新颖，论证审慎，颇具中国清代乾嘉学者的遗风。 在欧美，《人物志》一书也很早受到学者的关注。1937年，美国心理学家施赖奥克（J.K.Shryock）出版了THE SUTDY OF HUMAN ABILITIES（《人类能力的研究》），这是西方学者最早最系统地研究《人物志》的著作。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导言，涉及到《人物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刘邵的生平事迹，《人物志》的文本特征，刘邵的哲学观、道德观、科学观、心理学观、政治观。尤其是作者的比较研究，很见功力：同中国同类文献的比较，同日本、印度、埃及、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等东方其他国家有关政治著作的比较，同欧洲、重点是法国和英格兰相关著作的比较。第二部分是翻译和注释，其针对西方读者的注释最见功力。此书以后还多次重印。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哈林·克里夫兰（Harlan Cleveland）在他1971年完成出版的著作《未来的行政首脑》（THE FUTURE EXECUTIVE）中就认为《人物志》是人类早期关于如何察访和管理人民的代表性著作。 这本《人物志》，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个别字据他本作了校改。全书由伏俊琏译为现代汉语，英文由兰州商学院长青学院罗应换教授翻译，其中阮逸的《序》由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赵登明教授翻译。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全福教授多所指导。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伏俊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