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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鲜卑建极之北魏，其制“汉化以渐，新旧競替，制杂胡华，敷汉名于旧制，因事宜而立官”，[1]孝文改制之后，至太和十九年始见九锡应用之史实记载。九锡，锡者，赐也；[2]赐者，予也，故九锡亦作九赐，乃是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赏赐给有殊勋之臣子的九种礼器；九为阳数之极，九锡之谓，亦彰显赐物之尊，恩宠至隆。作为具象的物化礼乐，九锡器物通过数度差别体现用户的尊卑等级，故最高统治者赏赐九锡于臣子，其形而上的象征意义便远胜于其使用价值，九锡的最初功能便寓于其中；在此前提下，具象之九锡与抽象之礼仪制度相配合，渗合为一套完整的荣誉授予仪式，即九锡殊礼。九锡与九锡殊礼渊薮于宗周九命，萌芽于西汉之末，规范于曹魏，而兴盛于两晋南北朝，历隋唐直迄于五代十国，而自两宋以降，声势顿萎，几至无闻。魏晋南北朝之间，权臣多有凭借熏天权势，胁迫皇帝赐予九锡或自加九锡，加以以功德为公/王与开建王国等方式实现身份“去臣化”，[3]而后以“禅让”的方式擅权篡位，易代鼎革，故史籍所载多将九锡与九锡殊礼置于与禅让相结合的王朝更替环境中，论其作为权臣篡弑工具的功能，而忽视其褒奖功臣的最初功能。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九锡文”条及文后附论九锡出处以降，[4]至今日学者研究，[5]着眼点皆是“禅让九锡”，[6]未出古人窠臼。以此观之，北魏九锡非鲜卑旧有传统，源起中原先代“故事”，大致无异议。然终北魏一朝，九锡应用的对象、时间及形式大异于曹魏两晋及南朝的“禅让九锡”。简言之，在拓跋鲜卑建极的北魏一朝，缘起中原先代“故事”的九锡并没有发挥“禅让工具”的功效，反而是以皇帝于勋臣死后追赠的形式出现，彰显出主强臣弱、如众星拱北辰的面貌，与“禅让九锡”标示出臣凌君上、皇权不彰的东晋南朝形成鲜明对比，可谓九锡之变相；而其出现的时间节点，正在孝文迁洛后的太和十九年，其由来渊源与九锡始出文献时段相关联，[7]而又为孝文所变，独具北魏特色。[8]本文所欲为者，是略考北魏九锡名物。具象的物化礼乐是抽象的制度运行、政治运作的载体，考察名物，可将九锡文献史、北魏九锡变相应用的政治史承载起来，构建其基础与源头；而名物典制，历朝所本既异，兼之本朝客观形势所限，器物必有沿有革，且北魏为拓跋鲜卑建极，后有孝文汉化改制，九锡具体器物必有异于他朝者，故须考索。在略考九锡名物的基础上，窥管北魏礼制渊源与变迁，尤其是孝文之后时段的变迁脉络。 曹魏以降史籍所载九锡渐趋一致、规范，按照排列次序一般包含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弓矢、鈇钺、秬鬯。以《韩诗外传》卷八第十三章九锡记载及《汉书·武帝纪》所载元朔奏议为史料依据的九锡自西汉初即有之说值得商榷。规范化九锡实始出《礼纬·含文嘉》；始出文献时段当在王莽受“九命之锡”（汉平帝元始五年，5）至《白虎通》成书（汉章帝建初四年，79）之间，而非谶纬大量造生的哀平之际。《礼纬·含文嘉》在东汉初年官方主导的谶纬思潮影响下，将九锡名称规范化；在试图将儒学与谶纬进一步结合的白虎观会议后，由班固《白虎通》引用《含文嘉》文，剔除王莽以九锡为篡位工具的实践影响，回复九锡渊薮的宗周九命褒奖功臣的最初功能上，并将之与封爵、土地相关联，申述规范化九锡“组合”与“排序”的依据，从而将谶纬化的九锡权威化、官方化。[9]北魏九锡功用虽大异于魏晋南朝，然其九锡名物、殊礼内容却与魏晋南朝相同，皆是后世所言规范九锡，即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弓矢、鈇钺、秬鬯，且排列次序无二。[10]
九锡文献渊源始出《礼·含文嘉》九锡记载。曹魏之前王莽所受“九命之锡”并非曹魏以降规范化九锡，既非北魏所用九锡，名物亦自不同，可将王莽所受之九锡视为九锡的过渡阶段。然，王莽所受“九命之锡”部分名物，如弓矢、鈇/斧钺、秬鬯、朱户、纳陛，因此等名物在曹魏以降规范化九锡中同样无大变化，于此仅考北魏九锡之车马、衣服、乐则三类，一者因此三类为历朝物化礼乐之最大类，且历朝变革多有，再则此三类皆可于《周礼》等典籍中寻到源头，而如朱户、纳陛则是后出，王先谦《汉书补注》与钱大昭《汉书辨疑》[11]俱引《文选·魏公九锡文》“纳陛以登”句李周翰注：“纳陛者，置于殿两阶之间，便其上殿。此盖汉人相承之说。”弓矢、鈇/斧钺则未见与宗周九命赐物、王莽“九命之锡”[12]中不同者，故以车马、衣服、乐则三类管窥北魏九锡名物细则及其与先秦宗周九命之“九命之仪”器物层面的渊源与变异。 北魏九锡名物名称与曹魏以降规范化九锡相同，具体器物形制则有自身特色。依次论列车马、衣服与乐则如下： 一、车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大辂，亦作“ 大路 ”古时天子所乘车。按《周礼·春官·巾车》载王之五辂形制、用途：“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缨，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钩，樊缨九就，建大旂，以宾，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以朝，异姓以封；革路，龙勒，条缨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卫；木路，前樊鹄缨，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国。”[13]车谓之辂或路，其说有二：一说云路有“大”之意，因为“王之所在”故“以大为名”。郑注《巾车》既云：“王在焉曰路”孔疏详解之：“释曰：‘王在焉曰路’者，谓若路门、路寝、路车、路马，皆称路，故广言之。云王在焉曰路，路，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为名，诸侯亦然。《左氏》义以为行于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门寝之等，岂亦行于路乎？”《艺文类聚》卷七一《舟车部》引班固《白虎通义》同主此说：“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另一说即孔疏批评的《春秋左氏传》所云以行于道路而名路，刘熙《释名》卷四《释车》亦主是说：“谓之路者，谓行于道路也。”钱玄先生以为“按古称路，不限于天子，诸侯公卿之车，均得谓之路。”故以为当以第二说为确。然其一孔疏已云：“王之所在，故以大为名，诸侯亦然。”是第一说已包含诸侯之等在，钱说此处可商；其二孔疏驳斥第二说云：“门寝之等，岂亦行于路乎？”[14]钱说未引此材料，未对孔疏之说予以回答论难，故钱说当存在值得商榷处；窃以为孔疏所言至少在特定语境环境下，具体而言指《周礼》等礼典所载语境下是成立的，于此取之。 《周礼·春官·巾车》所载王之五辂，对应九锡车马中大辂与戎辂两项中，戎辂较易确认，即革辂。《巾车》言革辂形制：“龙勒，条缨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卫。”郑注云：“革辂，鞔之以革而漆之，无他饰。龙，駹也，以白黑饰韦，杂色为勒。……其樊及缨以条丝饰之，而五成，……大白，殷之旗，犹周大赤，盖象正色也。即戎，谓兵事。四卫，四方诸侯守卫者，蛮服以内。”则革辂即车端之末包以革而漆之；王于兵事乘之，《周礼·巾车·车仆》云：“掌戎辂之萃。”郑玄注云：“戎辂，王在军所乘也。”孔颖达疏《礼记·曲礼上》“兵车不式，武车绥旌”句亦云：“兵车，革辂也。……武车，亦革辂也。”同样说明了革辂作为王之戎辂的行用时间；革辂可赏赐四方诸侯，此点与九锡车马殊勋大臣受戎辂一项有共通关联。 然九锡车马之大辂具体何指则诸说纷纭。一说为玉辂。《尚书·顾命》云：“大辂在宾阶面。”孔传云：“大辂，玉。” 孔颖达疏：“《周礼》巾车掌王之五辂：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是为五辂也。……大辂，辂之最大，故知大辂玉辂也。”《隋书·礼仪志五》引《白虎通》云：“玉辂，大辂也。”其后叙论历代玉辂及典籍所载形制综成其说： 《周礼》巾车氏所掌，“镂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虞氏谓之鸾车，夏后氏谓之钩车，殷谓之大辂，周谓之乘辂。《大戴礼》著其形式，上盖如规象天，二十八橑象列星，下方舆象地，三十辐象一月。前视则睹銮和之声，侧观则睹四时之运。昔成汤用而郊祀，因有山车之瑞，亦谓桑根车。蔡邕《独断》论汉制度，凡乘舆车，皆有六马，羽盖金瓜，黄屋左纛，镂鋄方釳，重毂繁缨，黄缯为盖里也。左纛，以旄牛尾建于竿上，其大如斗，立于左騑也。镂鋄高阔各五寸，上如伞形，施于发上，而插翟尾也。方釳当颅，盖马冠也。繁缨，膺前索也。重毂，重施毂也。应劭《汉官》，大辂龙旂，画龙于旂上也。董巴志谓为瑞山车，秦谓金根，即殷辂矣。司马彪志亦云：“汉备五辂，或谓德车，其所驾马，皆如方色。”唯晋太常卿挚虞，独疑大辂，谓非玉辂。挚虞之说，理实可疑，而历代通儒，混为玉辂，详其施用，义亦不殊。[15] 另一说为金辂，主此说者主要是贾逵。《史记·齐太公世家》：“ 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贾逵曰：“大路，诸侯朝服之车，谓之金路。”[16]同书卷三九《晋世家》：“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赐大辂。”贾逵亦曰：“大辂，金辂。”《史记》卷三七《卫世家》：“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引《左传》曰：“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綪茷、旃旌、大吕。”贾逵曰：“大路，金路也。又有一说释大辂为天子之车，如《礼记·乐记》云：“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史记》卷二四《乐书第二》：“所谓大路者，天子之舆也”张守节《正义》曰：此以下广言礼以报为体之事。舆，车也。大路，天子之车也。诸侯朝天子，修其职贡，若有勋劳者，天子赐之大路也。”又有一说释大辂为祀天车，称之为素车，归为殷路，《礼记·礼器》即云：“大辂繁缨一就。”郑注云：“殷祭天之车也。”《礼记·郊特牲》云：“乘素车，贵其质也。”郑注：“素车，殷辂也。”《史记》卷二三《礼书第一》：“故大路越席”服虔曰：“大路，祀天车也。越席，结括草以为席也。”《史记》卷四〇《楚世家》：“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露蓝蒌”句，裴骃案云：“荜露，柴车素大辂也。”《晋书》卷二五《舆服志》云：“大路，殷路也。”而此大辂为殷祀天车说据《周礼·春官·巾车》所载玉辂以祀的记载，当是与第一说——大辂为玉辂——有所关联，即二说皆以大辂为王祭祀所乘用。又，逮至春秋天子册命赐物中仍有大辂一项，前述齐桓、晋文即是，其中《史记》卷三九《晋世家》载“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赐物大辂云云是晋文受大辂当属宗周九命最高的“九命作伯”一等赐物。谨按，孔疏《巾车》“金辂”至“以封”云：“上五辂云‘一曰’，此以下皆不云‘二曰’、‘三曰’之等者，若据王而言，玉辂言一曰则金辂以下二曰、三曰之等可知。若据诸侯言之，从此金辂已下，所受得各自为上，故此以下略不言二曰、三曰之等也。云‘同姓以封’者，周人先同姓，故得金辂。赐异姓已下，则用象辂之等。同姓虽尊，仍不得玉辂。玉辂以祭祀，故不可分赐。”可知第一，《巾车》所载王之五辂除用途有异外，等级亦有差别，大致以排列顺序先后为定，玉辂最尊，依次等降，郑注金辂云“金辂无锡有鉤”孔疏解之云：“以玉辂、金辂二者相参知之。何者？玉辂云锡，金辂云鉤，明知金辂有鉤无锡。上得兼下言之，则玉辂直言锡，兼有鉤可知。”是金辂在玉辂下明矣，其他亦可推定；第二，周天子赐诸侯有勋劳者，有同姓与异姓之别，一般而言，同姓待遇高于异姓，然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17]玉辂关乎祭祀大事，同姓亦不得受。故，宗周九命车马一项必是金辂及其下，无有玉辂。九锡之制与九仪之命中最高的九命之仪，即《典命》所云：“上公九命，车旗衣服，以九为节”相类，是九锡中车马之大辂当是玉辂之外最高之金辂。 “及秦皇并国，……车舆之彩，各树其文，所谓秦人大备，而陈战国之后车者也。及凝脂布网，经书咸烬，削灭三代，以金根为帝轸，除弃六冕，以袀玄为祭服。高祖入关，既因秦制。”[18]孙机先生认为：“由于秦时皇帝乘金根车，汉承秦制，西汉时皇帝的车也以金根为主，所以尽管东汉已尚玉辂，其形制却也只能和金根相仿。目前在汉代的考古材料中，还未能识别出哪一种车代表当是的辂。”[19]自兹以降，辂之形制较早见于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其中绘有洛神所乘六龙所驾龙辂及曹植所乘四马驾辂（图1为洛神龙辂，图2为曹植四马驾辂，两图截取自顾恺之《洛神赋图》宋摹本，绢本，设色，纵27.1cm，横572.8cm），  图1 《洛神赋》中洛神所乘六龙驾龙辂  图2 《洛神赋中》曹植所乘四马驾辂 洛神所乘龙辂为符合其神仙身份故驾龙，然其辂体与人世间行用者如曹植四马驾辂同。观辂体箱后插有大旂，旂上飘带即斿数为九，依使用者等级降杀的原则，天子之辂斿数十二，公九，侯伯七；洛神虽为神仙，但其原型为宓妃，故斿数为九。旂之外又有类小旗者，是为棨戟，《晋书》卷二五《舆服志》云五辂形制有云：“斜注旂旗于车之左，又加棨戟于车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韬以黻绣，上为亚字，系大蛙蟆幡。”此前记云：“两箱之后，皆玳瑁为鹍翅，加以金银雕饰，故世人亦谓之金鹍车。”两辂车厢侧后装有羽翼状饰物即所谓鹍翅。两图辂皆重盖，与两汉画像石、壁画中多见一重车盖者相异；辂盖上方边缘装有三角形或拱形突起的博山，《隋书》载玉辂盖形制云：“青盖黄里，绣游带。金博山，缀以镜子。下垂八佩，树四十葆羽。”是博山以下缀有镜子，敦煌莫高窟296窟西壁隋代壁画绘东王公所乘龙辂即可见镜子形制（参见图3 敦煌莫高窟296窟西壁隋代壁画东王公所乘龙辂）；盖顶上插雉尾，即所谓“树羽”，《洛神赋图》中两辂可见。  图3 敦煌莫高窟296窟西壁隋代壁画东王公所乘龙辂 又，《晋书》卷二五《舆服志》：“玉路驾六黑马，余四路皆驾四马，马并以黄金为文髦，插以翟尾。”曹植四马驾辂，驾辂之马额鬃均扎起，上插长羽，当即“插以翟尾”；又据其旂斿数为九，当是王公所乘金辂，亦即本文所考九锡车马之大辂形制。则晋五辂形制尤其是本文涉及之金辂、革辂综列《晋书·舆服志》所载如下，并列玉辂，以显明其与金辂之级别等差： 玉、金、象、革、木等路，是为五路。并天子之法车，皆朱班漆轮，画为椃文。三十辐，法月之数；重毂贰辖。以赤油，广八寸，长三尺，注地，系两轴头，谓之飞軨。金薄缪龙之为舆倚较，较重，为文兽伏轼，龙首衔轭，左右吉阳筒，鸾雀立衡，椃文画辕及轓。青盖，黄为里，谓之黄屋。金华施橑朱，橑二十八以象宿。两箱之后，皆玳瑁为鹍翅，加以金银雕饰，故世人亦谓之金鹍车。斜注旂旗于车之左，又加棨戟于车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韬以黻绣，上为亚字，系大蛙蟆幡。轭长丈余。于戟之杪，以牦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马轭上，是为左纛。辕皆曲向上，取《礼纬》“山车垂句”之义，言不揉而能自曲。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饰车，因以为名。……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仞委地，画日月升龙，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会万国之宾，亦以赐上公及王子母弟。……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兵事，亦以赐四镇诸侯。……玉路驾六黑马，余四路皆驾四马，马并以黄金为文髦，插以翟尾。象鹿而镂锡，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