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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陆海军的对华情报、间谍、渗透、策反工作，可以追溯到1873年内阁陆军省向中国派遣8名情报军官。日军持续、系统的特务工作涉及军事机构雇员、要员顾问、特务机关、使馆附武官、驻在武官、中国研究员、兴亚院等机构与人员，是长期侵华活动与侵华战争的重要方面。1945年中国政府初拟日本战犯名单时将政治、军事负责者除外，“仅以本庄繁、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谷寿夫、东条英机、桥本欣五郎、和知鹰二、畑俊六、影佐祯昭、矶谷廉介、酒井隆、喜多诚一等12名，皆以特务工作之恶贯满盈者为主也”（《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14日)，显示日军特务活动对中国伤害之深、对侵华战争影响之大。 一、日军特务机关释义 旧日本陆军组织习惯上分为军队、官衙、学校、特务机关四类： 军队——即作战部队； 官衙——包括陆军省、参谋本部、工厂、研究所； 学校——陆军大学校、补充学校（陆军士官学校等）、实施学校（步兵学校等）； 特务机关——外国驻在武官、元帅府、侍从武官府、军事参议院等。 日本海军组织类似分为军队、官衙、学校、其他四类。 “特务机关”在日本陆军军语中有另一含义，指陆军作战部队在占领地或拟占领地设置的特殊军事组织，担任情报、交涉、渗透、策反、政务等。清末民初长期任驻华公使馆附武官、驻在武官、要员顾问等职的青木宣纯（陆士旧3）、坂西利八郎（陆士2），其工作班子亦称“青木机关”、“坂西机关”。日本陆军资料最早出现的“特务机关长”官职是1906年8月长春特务机关长守田利远（陆士旧8）。 1935年12月28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向陆军省报告，已新设“太原机关”，和知鹰二中佐主持，用“和知公馆名义”对外联系，日本陆军传记资料记载8月1日和知鹰二任“太原特务机关长”。此类非占领地的特务机关以情报、渗透、交涉为主，设于占领地的日军特务机关则公开主持或参与政务，向下级行政区派遣“联络员”。 “特务机关”在有的情形是一种习称。1933年日本关东军进攻热河前夕开展策反北洋将领，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1卷1分册3页，“领导这一工作的是以板垣征四郎少将为首的天津特务机关”，并有注解“本书所提‘特务机关’是当时常用的称呼，它除作战外还要进行政治、经济工作，以及谍报、谋略等现地活动，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查证板垣征四郎此时实际身份是关东军附、溥仪政权执政顾问，1933年2月8日以参谋本部附身份赴欧洲考察，日本陆军资料都没有板垣征四郎任天津特务机关长的记载。 特务机关可能使用“陆军部”、“特务部”名称。七七事变前后的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通州、济南、青岛特务机关在一些中文、日文资料称“××陆军部”。中国派遣军下属上海陆军部由总参谋副长兼任部长，实际相当于陆军上海特务机关，因海军在上海势力大过陆军，陆军可能采取此种方式以抗衡。番号“汉口特务机关”见于大多陆军资料，但当年面向民间的《通行许可证》系由汉口陆军特务部与汉口海军特务部联署、盖印，表明陆军汉口特务机关与汉口陆军特务部两种番号实际通用。 1937年8月关东军《对时局处理纲要》有“大特务机关”之说：河北、山东实行联省自治，在北平设隶属中国驻屯军的大特务机关；晋北、察南政权合组并指导化德的德王政权，绥远省并入，在张家口设隶属关东军的大特务机关。“大特务机关长通过顾问……从内部进行指导，对省以下的内政尽量不予干涉”，表明特务机关之间有层次隶属关系。 特务机关一般下设政务课、经济课、治安课、情报课、特高课等。宁波《时事公报》1942年11月14日刊“宁波特务机关畜牧场出售耕牛通告”，表明特务机关对民事的深度介入。 日本军语“特务”一词的其他含义，如海军军衔有“特务少尉/EngineeringEnsign”，相当于“轮机少尉”，陆军辎重兵部队的“输卒”在九一八事变后改为“辎重兵特务兵”，相当于二等兵。 二战期间侵入菲律宾、缅甸、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的日本南方军第14、15、16、25军设军政监部实施占领地军管统治，军政监部长由同级参谋长兼任，参谋副长兼军政监部总务部长实际主事，1942年8月南方军总部成立军政总监部，总参谋长兼任部长。1920年日本获取的太平洋委任统治地设南洋厅管辖，名义上隶属内阁，实际由海军官佐主事。 九一八事变前的日军特务机关 1.长春特务机关 日俄战争后日本驻军关东州租借地与南满铁路沿线，南满铁路、东清铁路以长春宽城子站为界，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首设长春特务机关，1906年8月8日至1910年11月期间守田利远炮兵中佐任机关长时主持编撰三卷本《満州地誌》。 2.奉天特务机关 日本陆军资料载1912年1月19日设奉天特务机关，首任机关长高山公通（陆士旧11）大佐，另一说出自《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户部良一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79页）“1920年日本在奉天设置了特务机关，任命贵志弥次郎为机关长”。奉天特务机关一直存在至日本战败。 3.哈尔滨特务机关 1917年2月日军设哈尔滨特务机关，以对俄国情报间谍工作为主，黒泽准（陆士10）中佐任机关长。日本参与协约国干涉苏俄行动期间哈尔滨特务机关成为重要据点。 4.满洲里特务机关 干涉苏俄期间建立，依田四郎（陆士15）曾任机关长，后来的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大尉1923年8月-1927年9月任机关员。 青岛、济南特务机关 1928年4月日军第6师团在青岛登陆，旋即侵入济南，设青岛、济南特务机关，青岛特务机关长矶谷廉介中佐。 三、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在东四省的特务机关 1932年8月至1936年3月关东军设特务部，参谋长小矶国昭、西尾寿造先后兼部长。 1934年10月溥仪政权设安东、奉天、锦州、吉林、热河、间岛、黑河、三江、龙江、滨江、兴安东、兴安西、兴安南、兴安北14省与新京、哈尔滨2特别市，1939年增牡丹江、通化、东安、北安、四平5省，撤哈尔滨特别市，关东军在溥仪政权各省、市及关东州租借地均设特务机关。 配合17处大型边境工事的修筑，关东军在各要地专设特务机关。如滨江省境内有鹿鸣台、绥芬河、观月台3个筑垒地域，设绥芬河特务机关。珲春县境内有敬信镇五家子筑垒地域、春化镇草坪东山大型守备阵地，设珲春特务机关。 关东军在关内衔接地设山海关特务机关，1935年冀东政权成立时迁通州。1933-1936年关东军大迫通贞（陆士23）中佐任天津驻在，沿用“青木公馆”旧名义，联系天津租界的东北籍要员，其时天津另有中国驻屯军系统的“天津特务机关”。 1940年8月，以对苏情报、渗透为主要业务的哈尔滨特务机关改编为关东军情报部，机关长柳田元三少将转任部长，继任部长土居明夫是著名对苏情报专家。关东军情报部下属单位由部分特务机关整合而成，包括间岛（辖珲春出张所）、黑河、热河、通化、佳木斯、兴安、东安、海拉尔（辖满洲里、三河出张所）、丰原、奉天（辖大连出张所）、牡丹江（辖绥芬河出张所）、齐齐哈尔支部。1945年8月关东军情报部下属单位除奉天、黑河、佳木斯、承德、牡丹江支部外改编为关东军第1~3特别警备队。 四、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关内日本陆军特务机关 七七事变以前，日军在中国关内所设通州及察绥地区的特务机关隶属关东军系统，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济南、青岛等特务机关隶属中国驻屯军系统，全面侵华战争后在中国关内逐渐形成察绥晋北、华北、沪宁苏浙皖、鄂赣、华南五个特务机关系统，分别由当地日本陆军军级司令部统辖。 1.察绥晋北地区特务机关系统 1933年长城作战始关东军即图谋向热河省以西扩张，4月驱使李守信进占察哈尔省多伦县成立察东政权。由关东军第2课喜多诚一、武藤章等策划指挥，8月热河省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赤峰特务机关长田中久在察绥地区之多伦、张家口、西苏尼特、化德、西乌珠穆沁、阿巴嘎、归绥等处设特务机关，参与策划成立西苏尼特蒙古军政府、进犯绥远省等活动，其中张北特务机关持续至七七事变后。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先后攻占张家口、大同、归绥，11月关东军操纵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日本陆军中央为遏制关东军扩张察绥晋北，下令撤销察哈尔派遣兵团，组建直属大本营的驻蒙兵团。1938年1月4日《大陆命第39号》限定关东军作战地域是东四省，“蒙疆联合委员会”归驻蒙兵团指导。7月驻蒙兵团改制为驻蒙军，编入华北方面军序列，察绥晋北地区的张家口、大同、绥远/厚和、化德等特务机关隶属驻蒙军。驻蒙军司令部所在地的张家口特务机关居各特务机关之首，1939年3月张家口特务机关改组为兴亚院蒙疆联络部，机关长酒井隆改任部长。 2.华北地区特务机关系统 1937年8月日军组建华北方面军，天津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少将转任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1939年3月华北方面军特务部改组为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官喜多诚一。1941年4月恢复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建制，历任部长长岭喜一、田岛彦太郎、大桥熊雄、大本四郎。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撤销后，盐泽清宣少将、楠本实隆中将先后任大东亚省北平驻在公使。 华北方面军特务部下属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开封等特务机关管辖王克敏政权各地政务。 济南特务机关始于1928年济南事件，1939年12月改称山东省特务机关，包括德州、芝罘、益都（后迁张店）、济宁（后迁兖州）、高密等下属特务机关。 太原特务机关始于1935年12月，1937年8月初撤销，日军占领太原后再度设立，包括崞县、阳泉、临汾、运城、长治等下属特务机关。 北平特务机关1935年设立，与西北军关系颇深的松室孝良首任机关长。 天津特务机关：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长期驻天津，九一八事变后天津特务机关成为日军侵入华北阴谋活动的主要据点，全面侵华战争后天津特务机关管辖北宁线廊坊-山海关沿线地区，津浦线天津-沧县沿线地区，派出塘沽、唐山、山海关、沧县联络员。 河南省特务机关或称开封特务机关，有新乡、商丘等下属特务机关。 河北省特务机关或称保定特务机关，有唐山、石门、邢台、邯郸等下属特务机关。 3.沪宁苏浙皖地区特务机关系统 日军第13军在其作战地域沪宁苏浙皖设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蚌埠特务机关，1942年1月建汪兆铭地方政权“苏淮特别区”（后改“淮海省”，治所徐州）与徐州特务机关。 1937年淞沪作战期间上海派遣军设特务部，实际主持者是总务班长楠本实隆。1938年2月上海派遣军撤销后由华中派遣军特务部接替，原驻华使馆附武官原田熊吉任部长。1939年3月兴亚院在上海设华中联络部，实行陆海军分治，海军、陆军分任正副长官，华中派遣军特务部总务课长楠本实隆任华中联络部次长。1942年兴亚院撤销后设中国派遣军上海陆军部，总参谋副长兼任部长。 4.湖北、江西地区特务机关系统 日军第11军作战地域是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其中湖北、江西有汪兆铭地方政权，设汉口、南昌特务机关。1944年第11军司令部前出湘桂作战后，8月在汉口成立第6方面军管辖湖北、江西地区特务机关系统。第11军攻占长沙后下设军政部管辖各地维持组织。 5.华南地区特务机关系统 华南日军第23军特务部下设广东（广州）特务机关、澳门特务机关。 五、日军中国派遣军下属专项工作机关 1.兰机关，1938年3月至1939年5月桂南作战期间存在，和知鹰二主持策反桂系将领。 2.梅机关，1939年4月至1940年4月影佐祯昭主持，策划建立汪兆铭政权并整合南京梁鸿志政权、北平王克敏政权、张家口德王政权。 3.竹机关，1938年6月至1940年4月存在，大迫通贞、川本芳太郎先后主持，配合梅机关策反北平上层人士。 4.菊机关，1939年4月至9月汕头驻在武官山本募主持，扶持东南亚华侨亲日势力。 5.桐机关，1939年11月-至1941年3月香港驻在武官铃木卓尔主持，中国派遣军情报课长今井武夫与重庆要人谈判。 使馆附武官，驻在武官，中国研究员，傀儡政权武官、顾问 1.使馆附武官 日本驻外武官正式名称“某某国在勤日本帝国大使馆附陆军武官、附海军武官”，有的配置武官补佐官。1928年始日本公使馆从北京迁往南京，北京另设武官室。参与塘沽协定谈判的永津佐比重，参与秦土协定谈判的高桥坦，参与卢沟桥事件谈判的今井武夫当时职务是大使馆附陆军武官、补佐官，或称北京驻在武官、补佐官。 1928-1938年期间历任驻华使馆附陆军武官是：本庄繁、建川美次、佐藤三郎、田代皖一郎（兼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铃木美通、矶谷廉介、喜多诚一、原田熊吉。 1928-1938年期间历任驻华使馆附海军武官是：杉坂悌二郎、北冈春雄、佐藤脩、本田忠雄。 2.驻在武官 各国通例，驻外军事人员都负有情报、渗透任务，日本在正式武官之外还向重要城市派“驻在武官”，其外交地位并不明确。1922-1924年陆军中佐佐佐木到一任广州驻在武官，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天羽英二在公开场合评说其活动时称“驻在武官就是间谍”（《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119页）。七七事变前派有驻在武官的主要城市有哈尔滨、上海、广州、南京、天津、济南、汉口、昆明、贵阳等。本庄繁、松井石根、冈村宁次曾任上海驻在武官，板垣征四郎曾任昆明驻在武官。1937年8月13日淞沪大战爆发，日本新组建上海派遣军，调时任汉口驻在武官的长勇中佐为上海派遣军情报课长。 “驻在”可能有宽泛含义。土肥原贤二于1938年6月18日至1939年5月18日任参谋本部附、上海驻在，实际情况是日本内阁、军部决定由陆军、海军、外务省代表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开展谋略策反工作，土肥原就是陆军中央派遣代表，其工作班子史称土肥原机关，成员有天津特务机关长柴山兼四郎、竹机关长大迫通贞（北平）、兰机关长和知鹰二（上海）、晴气庆胤、香川义雄。 七七事变前日本海军随第1遣外舰队（后为第3舰队）侵华行动，在汉口、南京、福州派有驻在武官。 3.中国研究员 1922年始日本陆军派遣“中国研究员”，或称“中国驻在员”，是学习与业务兼顾的特务。《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载录1922-1936年主要中国研究员29人，著名特务和知鹰二、楠本实隆、花谷正、田中隆吉、影佐祯昭、高桥坦、今井武夫都在其中。 4.傀儡政权武官、顾问 包括汪兆铭政权最高军事顾问、使馆附陆海军武官，溥仪政权军政部最高顾问、使馆附陆海军武官，华北王克敏政权治安部军事顾问等。汪兆铭政权历任最高军事顾问是影佐祯昭、松井太久郎、柴山兼四郎、矢崎勘十、淺海喜久雄。\r 长春、南京以外的日军占领地设有日本外务省派出机构的，配置陆海军“在勤武官”。如1939年7月海军华北特务部长（代理）须贺彦次郎调任上海在勤武官附。海军华北特务部撤销后，其业务由北平在勤海军武官久保田久晴、佐藤脩担任。一则收藏品“厦门劝业银行本票”（1943年7月）以厦门特别市长、厦门日本总领事、厦门在勤海军武官联署，表明日本军方在厦门政务方面的最高代表是厦门在勤海军武官。 七、侵华日本海军特务机构 据日本海军资料记载，1931年12月27日小林省三郎海军少将任满洲特务机关长，次日改任他职，此后侵华日本海军没有“特务机关”这个番号，而称为“海军特务部”。 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岛后，关内战场的日本海军相继整编为以陆上、海岸兵力为主，分别担任长江与华东海域、华南海域、华北海域、海南岛的驻防部队，即上海地区的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上海特别陆战队、上海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武汉地区的扬子江方面特别根据地队，青岛地区的青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香港地区的第2遣华舰队、香港特别根据地队，厦门地区的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海南岛三亚的海南警备府，以上各地设置海军特务部。 上海：1937年12月设中国方面舰队上海临时特务部，1938年4月军令部情报部长野村直邦少将转任上海临时特务部长，兼梁鸿志政权附海军武官、上海在勤武官，兴亚院成立后华中联络部取代上海临时特务部。 青岛：初设华北海军特务部于北平，代理部长须贺彦次郎，华北特务部部员柴田弥一郎任下属青岛特务部长。兴亚院成立后华北海军特务部撤销，业务由北平在勤海军武官担任，柴田弥一郎转任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长。青岛地区主要由日本海军控制，1936年9月-1939年3月设有陆军青岛特务机关。 汉口：初设汉口临时海军特务部，1939年3月改为汉口海军特务部，与汉口陆军特务部（汉口特务机关）共同管辖当地政务。 华南：1938年日军第5舰队侵入广州，下设华南海军特务部，次年第5舰队改称第2遣华舰队，1942年第2遣华舰队、广东（广州）根据地队均移驻香港。 海南岛：1939年2月日本第5舰队攻占海南岛南部，11月第5舰队情报部改为海南岛特务部，1941年4月改为海南警备府特务部，警备府参谋长井上保雄兼任特务部长。 厦门：1938年5月日本海军攻占厦门，设第3根据地队/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隶属第2遣华舰队）。厦门是日本海军独占地盘，汪兆铭政权设“厦门特别市”，兴亚院厦门联络部由海军独掌，兴亚院撤销后业务移厦门在勤海军武官，陆军保留有厦门特务机关。 八、日本内阁兴亚院下属联络部 1938年12月日本内阁成立兴亚院，处理中国占领地政治、经济、社会事务，是“集日本从前在中国到处制造罪恶的种种特务机关之大成的一个总特务机关”（蒋中正公开谈话）。首相近卫文麿任兴亚院总裁，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任副总裁，下属4个联络部均由军人执掌，重要城市天津、济南、太原、开封、徐州、南京、汉口、广州设派遣员事务所。兴亚院的设置导致内阁与军部、联络部与驻军的矛盾加剧，遂于1942年11月撤销，业务归并内阁大东亚省，但大东亚省北平驻在公使、张家口驻在公使仍由陆军担任。 兴亚院由总务长官柳川平助陆军中将实际主事（1940年12月铃木贞一代理），陆海军分别独得蒙疆联络部、厦门联络部，陆军执掌华北联络部，但下设青岛出张所归海军，华中联络部实际是海陆军两个机构。 华北联络部驻北平，历任长官（陆军）喜多诚一、森冈皐、盐泽清宣（代理），兴亚院撤销时盐泽清宣改任大东亚省北平驻在公使，后由楠本实隆接任至终战。 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历任所长（海军）柴田弥一郎、多田武雄、绪方真记。 华中联络部驻上海，历任长官（海军）津田静枝、太田泰治，次长（陆军）楠本实隆、及川源七、井上靖、落合甚九郎。 蒙疆联络部驻张家口，首任长官（陆军）酒井隆即原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后任长官竹下义晴、岩崎民男。兴亚院撤销时岩崎民男改任大东亚省张家口驻在公使，1944年7月八里知道少将接任至终战。 厦门联络部历任长官（海军）水户春造、太田泰治、福田良三、原田清一，兴亚院撤销后原田清一是末任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司令。 九、侵华日军著名特务人物 本节开列侵华日军著名特务人物62人，其中28人列入中国政府1947年公布的261名重要战犯名单，但《蒋介石日记》所说“恶贯满盈”的12名特务有喜多诚一、和知鹰二未列入重要战犯。 日本陆海军人事制度一大特点是特务军人多有作战部队经历，此处限于篇幅从略。 日本陆军著名特务人物53人 青木宣纯（陆士旧3），1897年10月-1900年4月首任驻清公使館附武官，袁世凯新建陆军顾问，义和团事件期间联军占领天津后出任民政長官，清国駐屯軍参謀，此后又三次任驻清公使館附武官，袁世凯顾问、黎元洪顾问，多方参与中国政府外交、军事决策。 坂西利八郎（陆士2），1904年应聘为北洋新军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1912年后派为北京驻在，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曹锟、段祺瑞七任总统（执政），期间晋升中将，台前幕后参与中国政府外交、军事决策，日本舆论称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1927年入预备役，任贵族院议员，1938年6月作为“对华特别委员会”外务省代表参与策反北洋系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 菊池武夫（陆士7），重要战犯，甲级战犯嫌疑，张锡銮、段芝贵、张作霖顾问，奉天特务机关长，二战期间以预备役中将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理事。 本庄繁（陆士9），北京、上海驻在，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张作霖顾问，公使馆附武官，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司令，甲级战犯嫌疑，1945年11月自杀。 松井石根（陆士9），重要战犯，甲级战犯处死。北京、上海驻在，1922-1924年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淞沪作战、南京作战最高指挥官。 佐藤三郎（陆士14），公使馆附武官补佐官，上海驻在，参谋本部中国班长、中国课长，济南驻在，公使馆附武官，以预备役中将任华北新民学院副校长、新民会顾问。 多田骏（陆士15），重要战犯，三度赴华任陆军大学教官，溥仪政权军政部最高顾问。 河本大作（陆士15），1910年代华中派遣队成都驻在，公使馆附武官补佐官，皇姑屯事件时关东军高级参谋，之后退出现役，历任“满铁”理事、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理事长、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 板垣征四郎（陆士16），重要战犯，甲级战犯处死，九一八事变关东军高级参谋，溥仪政权军政部最高顾问。 土肥原贤二（陆士16），重要战犯，甲级战犯处死。侵华经历逾20年，北京驻在，武官补佐官，张作霖顾问，奉天、哈尔滨特务机关长。 矶谷廉介（陆士16），重要战犯，广州驻在，济南事件青岛特务机关长，公使馆附武官，香港占领地总督。 岩松义雄（陆士17），重要战犯，中国驻在，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上海驻在，南京驻在，华北王揖唐政权最高顾问。（岩松义雄战前长期在中国活动，2009年11月所谓“岩松义雄印章”以179200元在北京拍卖成交，这对篆刻印章是岩松义雄与齐白石交往期间齐白石所治）。 佐佐木到一（陆士18），重要战犯，广州驻在武官，溥仪政权军政部最高顾问，任第16师团步兵第30旅团长参与攻占南京、担任南京城警备，中国驻屯宪兵司令。 重藤千秋（陆士18）,广州驻在武官，参谋本部中国班长、中国课长，以预备役中将任满洲劳工协会理事长。 喜多诚一（陆士19）,参谋本部中国班长，南京驻在，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使馆附武官，天津特务机关长，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官，1947年7月在苏联瘐毙。重要战犯名单中有已死亡的30多名军人，喜多诚一未列重要战犯原因不明。 松室孝良（陆士19）,冯玉祥顾问，齐齐哈尔、承德、北平特务机关长。 酒井隆（陆士20），重要战犯处死，济南事件青岛驻在，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时参与何梅交涉，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以预备役中将在北平设酒井机关。 铃木贞一（陆士22），重要战犯，甲级战犯处无期徒刑。上海、北京驻在，南京攻城时内阁调查官兼第16师团附，兴亚院政务部长、总务长官代理。 小仓达次（陆士22），重要战犯，绥远/归绥特务机关长，德王蒙古军顾问。 原田熊吉（陆士22），重要战犯，使馆附武官，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梁鸿志政权顾问。 森冈皋（陆士22），重要战犯，汉口驻在，吉林、天津、汉口特务机关长，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长官，以预备役中将任华北综合调查所理事长。 松井太久郎（陆士22），北平特务机关长，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溥仪政权军政部最高顾问，汪兆铭政权最高军事顾问。 大迫通贞（陆士23），吉林、天津驻在，溥仪政权军政部最高顾问，竹机关长。 竹下义晴（陆士23），重要战犯。九一八事变关东军调查班长，山海关、上海特务机关长，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溥仪政权军政部最高顾问。 永津佐比重（陆士23），重要战犯。北平附武官、《塘沽协定》谈判代表，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华北政权治安部最高顾问，中国派遣军上海陆军部长。 根本博（陆士23），南京、上海驻在武官，华北方面军特务部总务部长，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 及川源七（陆士23），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次长，兴亚院总务长官代理。 楠本实隆（陆士24），重要战犯，上海驻在，上海派遣军、华中派遣军特务部总务班长，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次长，溥仪政权军政部最高顾问，大东亚省北平驻在公使。 柴山兼四郎（陆士24），重要战犯，参谋本部中国班长，北平武官补佐官，天津、汉口特务机关长，汪兆铭政权最高军事顾问。 秦彦三郎（陆士24），重要战犯，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末任关东军总参谋长。 中野英光（陆士24），吉林、济南、广东特务机关长，溥仪政权军政部最高顾问。 秋山义隆（陆士24），南京特务机关长，末任溥仪政权军政部最高顾问。 吉冈安直（陆士25），重要战犯，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溥仪御用挂。 樱庭子郎（陆士25），重要战犯，蚌埠特务机关长。 河野悦次郎（陆士25），太原、青岛、济南特务机关长，溥仪政权军政部最高顾问。 落合甚九郎（陆士26），重要战犯，汉口特务机关长，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次长，汪兆铭政权附武官。 影佐祯昭（陆士26），重要战犯，上海驻在武官，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主持梅机关，汪兆铭政权最高军事顾问。 盐泽清宣（陆士26），重要战犯，奉天特务机关长，华中派遣军特务部员，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长官，大东亚省北平驻在公使。 花谷正（陆士26），重要战犯，九一八事变奉天特务机关成员，溥仪政权军事顾问。 田中隆吉（陆士26），重要战犯，公使馆附武官补佐官，参与策划1932年淞沪作战，策划蒙古军政府，任化德特务机关长期间操纵进犯绥远省，陆军中野学校长。 矢崎勘十（陆士26），广东（广州）特务机关长，香港总督部总务部长，汪兆铭政权最高顾问。 宮崎繁三郎（陆士26），广州驻在武官，广州特务机关长，上海特务机关长。 和知鹰二（陆士26），济南事件济南特务机关员、驻在武官，太原特务机关长，兰机关长。和知鹰二未列重要战犯原因不明。 高桥坦（陆士27），重要战犯，任北平武官补佐官时参与处理河北事件、参与何梅交涉，七七事变参谋本部中国班长，华北方面军参谋长。 岩崎民男（陆士27），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大东亚省张家口驻在公使。 大桥熊雄（陆士29），济南特务机关长，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王揖唐政权治安部顾问。 浅海喜久雄（陆士29），多伦、张北特务机关长，末任汪兆铭政权最高军事顾问。 大本四郎（陆士30），张家口、青岛、河北特务机关长，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 今井武夫（陆士30），七七事变时任北平驻在武官补佐官、参与谈判交涉，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芷江洽降代表。 渡边渡（陆士30），北平、张家口、九江驻在，北平、济南特务机关长，华北联络部政务局长、华北联络部次长。 川本芳太郎（陆士31），兴亚院调查官，竹机关长，汪兆铭政权军事顾问，中国派遣军情报课长、上海陆军部长。 吉野弘之（陆士31），北平特务机关长，参谋本部中国班长，兴亚院调查官、课长，厦门特务机关长。 铃木卓尔（陆士34），香港驻在武官、主持桐机关，参谋本部中国班长、中国课长。 日本海军著名特务人物9人 津田静枝（海兵31），使馆附武官，驻满海军部司令，1938年“对华特别委员会”海军省代表（日本海军资料记为“海军省事务嘱托”），兴亚院华中联络部长官。 野村直邦（海兵35），重要战犯，梁鸿志政权附武官，上海在勤武官，上海海军临时特务部长。 水户春造（海兵36），兴亚院厦门联络部长官。 太田泰治（海兵37），海南岛根据地队司令，兴亚院厦门联络部长官、华中联络部长官。 岩村清一（海兵37），重要战犯，梁鸿志政权附武官、上海在勤武官。 福田良三（海兵38），重要战犯，海南岛根据地队司令，兴亚院厦门联络部长官，高雄警备府司令，末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 须贺彦次郎（海兵38），汉口、南京、福州、天津、北平驻在，华北海军特务部长代理，梅机关海军代表，上海在勤武官，汪兆铭政权军事顾问。 绪方真记（海兵41），青岛特别根据地队司令，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长。 藤原喜代间（海兵45），两度任公使馆附武官补助官5年，最早参与1933年《塘沽协定》谈判，1941-1943年任海南警备府特务部政务局长。 （原刊《军事史林》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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