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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贸易品种、数量及价值估算 南方沿海五城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在贸易范围、地点、品种、数量上都有显著的变化，很多方面有着突出的提升。几乎所有海外贸易都是通过五城进行，可以粗略地把南方三国所有进出口记录都看作五城的贸易成果。秦大树认为，9-10世纪中国对外输出的主要是纺织品和瓷器，[38]而输入的大体上是高端奢侈品，主要用途是一方面作为贡品，另外一方面是用于社会上层享乐。但是这些贸易品种和基本价值，已无从详细计算，更无从知晓其来龙去脉，只能以残缺的数据，略微推算和估计。虽然无法精确，但估算本身是建立一个衡量标准，当然不准，但是有了一个不准的标准，才能衡量辩难，仍然是我们了解其海外贸易总体情况的重要参考。 处于“僭伪”地位，又相对实力弱小的割据政权，为求名分，并保持住相对独立，不得不多番进献，除金银之外，多来自海外以为奇珍。广州曾向中原王朝多次进献。如开平元年(907)，向后梁进献过龙脑、腰带、珍珠枕、玳瑁、龙形通犀腰带、金托里含棱玳瑁器、香药、珍巧等等。[39]60开平四年(910)，贡犀、玉、蔷薇水。[27]96乾化元年(911)，贡犀、象、奇珍及金银等，其估数千万。[39]114乾化二年(912)，贡犀角、象牙、杂宝货、名香，价数十万[20]840，自己所居宫殿，都曾以珠、玳瑁饰之[20]864。所谓“珠、贝、犀、象、瑇瑁、翠羽积于府内，岁久而不可较”[40]484，甚至灭国之际，纵火焚城，还剩下“美珠”46瓮[20]875。 闽国也多次向中原王朝进贡，福州曾“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海味，色类良多，价累千万”[39]73。王延钧等继位统治者为争取封赠，多次向后唐、后晋贡犀牙、象牙、玳瑁、真(珍)珠、龙脑、香药、乳香、沉香、饼香、煎香、胡椒、肉豆蔻等舶来之物，最多的一次就有真(珍)珠20斤、犀30株、牙20株、香药1万斤。[20]1323闽国统治者甚至还日常大量消耗来自海外的珍稀物品，“日焚龙脑、薰陆诸香无算”[20]1332。留从效曾向后周贡牯犀、獬豸通腰带以及白龙脑香1000片[29]，向宋贡獬豸犀带1条、龙脑香数十斤[41]9933。陈洪进不停向宋贡各类海外物品：开宝九年(976)有瓶香1万斤、象牙2000斤、白龙脑5斤；太平兴国二年(977)，四月贡香2000斤、龙脑(数量不详)，八月贡香6000斤、牙7000斤、乳香4.4万斤、犀20株重40斤、苏木5万斤、白檀香1万斤、白龙脑20斤、木香1000斤、石膏脂900斤、阿魏200斤、麒麟竭200斤、没药200斤、胡椒500斤、通犀带1条，通牯犀1株、牯犀4株、真(珍)珠5斤、玳瑁5斤、水晶棋子5副，九月贡乳香3万斤、牙2000斤；十一月贡乳香5000斤、象牙1000斤。[41]9936 吴越国曾贡后唐“佛头螺子青一，山螺子青十，婆萨石蟹子四，空青四”[20]1099，这些供画眉之用的奢侈品，据说大多来自波斯湾一带。天福三年(938)又向后晋贡大排方通犀瑞象腰带。[20]1124天福七年(942)，贡苏木。[20]1135开运三年(946)，又贡苏木、乳香。[20]1139乾祐二年(949)，贡后汉犀带。[20]1151乾德元年(963)，贡宋犀、牙、香药、真(珍)珠、玳瑁。[20]1160建隆四年(963)，贡宋犀、牙各10株，香药15万斤，真(珍)珠、玳瑁数百。开宝六年(973)，贡犀带1条、乳香2000斤。开宝九年(976)，贡乳香7万斤、犀牙200株、香药3.4万斤、白乳香1000斤、白龙脑10斤。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贡通犀带、玳瑁、龙脑、檀香、水精花等，另有犀10株、牙20株、乳香50斤，杂香药5000斤、木香500两；十月再贡犀30株，牙2200两，乳香1.1万斤，苏木3万斤，牯犀2株，牯犀带，香药，犀角、象牙各10株，白龙脑10斤；十二月再贡瓶香2.56万斤，白龙脑31斤，象牙86株，药犀10株，木香、阿魏、玳瑁、紫矿等共440斤。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又贡乳香1万斤，犀角、象牙各百株，香药1万斤，苏木1万斤。[41]9934所有这些奢侈之物，数量巨大，价值昂贵，②可以想见海外贸易的繁盛情况。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奢侈品从西亚、东南亚国际贸易到南方五城并转向各处，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作为贡品交流到了中原地区。各地所贡还包括大量金银，这些金银也有很大部分来自海外，但很难确定哪些金银是海外所得了。 如此庞大数量的海外之物，均由海商经海上丝绸之路，长途贩运而来。但是对于贩运的具体过程，船货的基本情况，因为并无任何材料留下，世人已难知晓。但是随着学术和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通过打捞上来的海难沉船发现当时往来贸易的蛛丝马迹。沉船“黑石号”，时间约为9世纪，沉没于印尼爪哇勿里洞海域，[42]因习近平讲话中提及而广为人知[43]。“印坦号”沉没于雅加达以北的印坦油田附近，“井里汶号”沉没于爪哇北岸井里汶海域，二者均为10世纪沉船，满载中国货品。这3艘打捞上来的沉船对于我们了解五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情况大有帮助。 “井里汶号”至今尚未对公众开放，也未出版过相关的图录报告，下文暂依据各种报道，特别是中文报道进行分析讨论。据介绍，东南亚商船“井里汶号”，装载数量最大的是越窑青瓷，“所载的货物数量庞大，种类丰富，来源地广泛。货物主要是涵盖了近20万件五代末或宋初的越窑秘色瓷和青瓷、邢窑或定窑的白瓷、大量的南汉铅铸币……越窑秘色瓷是井里汶号的大宗货物，占船货的75％，主要有碗(8万余件)、盘(3000余件)、壶(400余件)、罐(2000余件)、盒(600余件)”[44]，船上应该有丝绸类货物，但因其易损，很难找到证据。同时，船上还有大约7000枚南汉的“乾亨重宝”(918年铸造)，据观察者说厚薄不一、文字畸斜、铸工不佳。[45]同时该船还有25万件铜或铅铸造的中国带年款钱币。[46]在出水瓷器中，有一件越窑刻花莲瓣纹碗上刻了“戊辰徐记烧”，918年为戊寅年，之后第1个“戊辰”年即开宝元年(968)，南汉亡于开宝四年(971)。这样考虑，该船应在北宋初南汉末到达过广州。也有学者认为该船可能是当地的转口贸易船，但转口贸易船携带大量材质低劣的中国铅钱似无必要。不管怎样，“井里汶号”既与广州有关联，也与吴越有关联，是五代北宋初海上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重要见证者。 而这样一船来自中国的货物，价值几何？虽然没有确实的价格可以计算，但是不妨以程民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略为推算。据该书，一件较好的瓷器，在宋代不同时期售价多为30文。考虑到秘色瓷制作精良、工艺复杂、喜好者众，价格应该远高于普通瓷器，所以以普通瓷器的3倍计算，秘色瓷平均1件计90文。以沉船打捞出水即有约9万件，碎瓷片等尚未计入，故以船载10万件计，这些瓷器价值就已超过9000贯。同按程民生书中所录价格，北宋早期，中等人家的家产也不过就1000贯，无论确实价格如何，都说明这一船货仅瓷器部分就价值不菲。 “印坦号”沉船载运物品数量极为庞大，相关报告图录似亦未出版，出水文物亦未对公众开放。据杜希德、思鉴的分析，“印坦号”及大部分船上物品出于920-960年间，或许更晚一点，其中有爪哇铜件、中国陶瓷、中国铅币、中国银锭等4大类物品。[47]一次性出水的银锭即重达5000两，按该文估计，价值大约是向宋代官府交纳的2个月采矿税，甚至能占北宋996年全年纯银收入的1.15％。除此之外，船上还有乾亨通宝铅币，爪哇的金器金币、东南亚一带的铜块锡块，唐铜镜、爪哇铜镜，来自东南亚的铜佛像、陶瓷约7000件，东南亚的细陶军持、中东玻璃器、香料、象牙等等，还可能有大量的丝绸制品。而船本身从制造工艺上来看，属于东南亚或者南亚的技术。同据程民生所录银价，宋初大概是每两值一贯钱。这些银锭，价值约5000贯，当为售货所得。前述5斤珍珠即可售1000贯，虽然有时代差别，无法作为准确价格参考。但我们仍然可以想见，年复一年，来往于海上丝路的商船所带来奢侈品数额之巨。 要之，五城作为南方重要港口，基本包揽了全部进出口业务。但海路艰难，尚无法大量运送一般性产品，只能以奢侈品为主。出口主要是丝绸、瓷器、金属、农产品，最大宗仍属丝绸和陶瓷；进口则主要是香料、犀角、象牙、珍珠等等。进口和出口物品，大多价值不菲。但从中可见中国之领先，盖丝绸、陶瓷均为工业加工品，附加值极高。而进口只能是中国境内难以获得的自然产品，两相对比，可见中国经济在战乱之时仍较周边远为发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