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技术嵌入传统：现代畜牧业的出现 调查还发现，在地方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许多牧民积极投入到现代畜牧业生产中，具体表现在牧业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和产业化，利用草场资源优势转变牲畜饲养和繁育方式等方面。我们关注牧业生计方式转变的同时，不能不关注现代技术对传统生计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打草搂草机、自动吸奶机、机械化剪毛机及由太阳能带动的游牧房车，这些现代技术正日渐嵌入到传统牧业生产中。受访牧民告诉笔者，2009年以前当地打的都是散草，那时打草机、搂草机、捆草机这些现代化机械设备用的并不多，可现在几乎所有牧民都开始使用机器进行打草，如果家里没有这些设备，就雇人打草或捆草。为了减少单独雇人的费用支出，往往选择几户牧民合作雇人，或借打草机共同打草。于是，传统的合作组织机制又被牧民糅合到了现代技术系统中。 人类学家怀特认为，“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需要提供能量，使之运动和进化”。[13](P287)同时他将文化分成三个亚系统，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并指出他们之间彼此相关，相互影响，其中技术系统起主导作用，因为人要生存在自然界中，必须要有技术手段。如今牧民在传统放牧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学习牲畜改良和先进的牛羊育肥知识，主动参加政府组织的“科技进牧”“牲畜改良”等培训，争取政策扶持，不断提高科技运用能力和自身养殖素质。由此东乌旗出现了许多家庭经营较为成功的典型户，包括畜群结构调整典型户、乌珠穆沁种公羊养殖典型户、早春羔示范户、羔羊育肥典型户、西门塔尔牛养殖专业户、黄牛改良专业户及蒙古马保种专业户等，农牧业局为他们颁发了证书进行奖励。调查期间，“乌珠穆沁羊标准化畜群”“农机推广科技示范户”“乌珠穆沁羊评比种公羊第一名”等奖牌成为牧民家里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以下面的西门塔尔牛养殖专业户为例。 个案5：巴图布勒胡木德勒，蒙古族，53岁，嘎海勒苏木额仁宝力格嘎查牧民。他承包草场13500亩，2006年，开始积极完善牧业基础设施，新盖畜棚270平方米，畜圈600平方米，机电井2眼，大口井1眼，配置打、搂草机一套，在政策支持下又建立了西门塔尔牛核心群。他还积极参加旗、苏木镇举办的黄牛改良冷配技术培训班，利用西门塔尔牛冷冻精液技术对自家150头母牛进行了人工授精，经改良比本地牛犊售价高1400元。饲养管理方面，巴图改变传统四季放牧方式，采取半放牧半舍饲方式。夏秋季以自然放牧为主，冬春季改为放牧＋补饲，白天以放牧为主，早、晚各补一次青干草，下午补一次精饲料，中午饮一次水。对牛群卧盘的处理，主要铺垫10厘米以上的干羊粪，每天早晨牛群放出后及时清理，以保证牛圈的清洁和卧盘的保暖。通过精心饲养，母牛繁殖成活率85％以上，每年出栏育肥肉牛40头，向嘎查牧民租赁种公牛30头，每头租赁费为3000元，家庭纯收入26万元。如今他被评为“黄牛改良先进个人”“转变畜牧业经营方式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成为东乌旗家庭牧场经营致富的典型户。 个案表明，为推进畜牧业现代化，当地牧民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调整传统认知方式和经营观念，在传统放牧方式基础上，通过夏季自然放牧，冬季放牧结合补饲，主动运用冷冻精液技术对牲畜改良，提高畜群良种比例。这说明，牧民开始把握更多的自然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和经营方式，适应牧业现代化转型，寻求人与自然协调统一、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显然，相比外部政策推动下的“被动发展”，作为个体家庭牧业经济的行为策略，这是一种内发的“主动发展”。 (三)离土不离乡：牧业之外的多种经营与自主发展 “离土不离乡”，指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就地转移，主要通过发展农村非耕地经营和小城镇吸收脱离耕地的农业人口，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使住在农村但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增加。[14](P11)这一发展方式曾被许多学者看作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之路。原因是，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耕地少，容易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人口转变过程中面临就业难的问题。而基于中国现有条件，国家又不可能增加更多的投资办工厂吸收被转移的非农业人口。所以中国实现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使这部分农业人口就地转移。截至2017年年末，中国总人口13900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8134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58.52％，农村人口5766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41.48％。⑤如果城镇化过程中，让五亿多农村人口都进入城市，仅靠目前有限的大中城市吸收是不可能的。虽然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强调，实现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必须让城镇不断吸纳和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城。但农民转移出去了，农村怎么办?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如何通过引导协调，促进城市和乡村良性互动、平衡发展，城镇的资源也要适当向农村倾斜，使城镇和乡村实现一体化融合发展。 就东乌旗牧区发展而言，随着现代化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会使生产相同畜产品所需的劳动力逐渐减少。与此同时，随着大量牧业专业合作社的产生，生产必然走向集约化、规模化，因资源整合导致牧业生产中的剩余劳动力也会越来越多。那这些剩余劳动力如何解决和安置?如果让其转移进城，因牧民长期习惯于放牧生活，难以接受城镇新生活，很可能使他们的家庭生活陷入窘境。因此，“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就成为目前较为合理的过渡方式。让牧区的剩余劳动力在不离开牧区的前提下，与草场以外的其他生产条件相结合，激发生产者的能动性和自主能力，使牧区的生产方式向多元化发展。这就要求适时引导牧民努力发展牧业生产的同时，利用剩余劳动力，促进牧区相关产业发展，建立起多部门的牧区经济结构，如基于地方传统知识体系，鼓励牧民发展地方文化产业，建设文明牧区。苏德毕力格是东乌旗民族文化创业精英的典型代表，他联合几个马头琴爱好者创立了东乌旗第一家马头琴制作室。 个案6：苏德毕力格，蒙古族，47岁，嘎达布其镇希日哈达嘎查牧民。早在2004年，苏德就先后到北京、呼和浩特等地咨询专家，考察市场，积极争取政府对牧民转移创业的优惠政策，于2006年3月，组织了5个马头琴制作爱好者成立了“嘎达布其镇乌博马头琴、工艺品制作室”，注册了“乌博”商标。他们生产高、中、低音马头琴，琴身手工雕刻，图案精美。产品种类上，包括乐器和工艺小马头琴两种，并对马头琴的马头制作技艺进行了创新，改为“狼头修饰”。2009年，制作室开始扩大规模成立民族工艺品制作厂，又增加了纪念品马头琴、“淘奴”工艺品表和乌珠穆沁服饰。通过吸引更多的爱好者加入，目前参与制作的牧民已达40多名。演奏用马头琴年生产量120把，工艺品马头琴600件，年利润46万元。他们生产的30把乌博工艺品马头琴还参加了法国格勒诺布尔市举办的“多彩中华·中国民族文化展演交流会”。 个案中，马头琴制作室并不在城镇，牧民也没有离开土生土长的草原，正是这种“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不仅因地制宜地创新了传统经营方式，促进了牧区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转型，又传承和维系了民族传统文化，同时还可以吸收牧业生产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容纳离土牧民。正如苏德毕力格描述的一样，他们制作的马头琴虽以出售为主，但每天聚在一起制作研究，不仅延续了传统制作技艺，还吸引了不少牧民爱好者加入。又如： 个案7：布和额尔敦，蒙古族，50岁，乌里雅斯太镇达布希拉图嘎查牧民。承包草场6300亩，牲畜1400只，牛和马共300多头，羊1100只。2005年，以2元/亩的价格租用邻户草场25000亩。为增加家庭收入，他通过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卖掉绵羊，培育蒙古马，投入12万元建设了马圈及配套基础设施，成立了“蒙古马保种基地”及“马文化协会”。同时又开始经营“牧人之家”旅游业，雇佣牧民服务员5人。每年夏季都会举办2次打马鬃、打马印、驯马、套马等特色马文化活动，不仅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还传承了驯马、套马、皮质马具及马奶酒制作技艺，如今他家马群已发展到400多匹，成为东乌旗的养马大户。 近几年，在当地政府的引导鼓励下，蒙古民族服饰、皮靴、骨雕、马鞍具等制作室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东乌旗大街小巷。牧民努力维系游牧生计的同时自觉传承着民族文化。家庭空间也随着经济活动半径不断延伸扩展，通过短暂的“离乡”将外部先进的资源和技术带回草原，更好地从事“不离土”的牧业经济。他们通过不断弹性调整家庭策略始终坚守着直接向草原“讨生活的传统”。[15] 就地转移主要依靠在地群众的自力更生，通过结合牧区自然和人文特点，大力发展牧业生产力，努力提高牧民的自主经营和发展能力，打破牧区单一经济结构，使牧业和其他职业结合起来，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通过发展大中城镇刚性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导致劳动力外流，资金、原料、传统文化都被城镇虹吸过去，还可以缩小牧民和城镇居民生产力水平、思想意识等差距。由此发现，牧民自觉建构起的与草原生态相适应的多元职业结构，更进一步体现了牧区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他们在国家的发展话语体系中努力表达着自己的声音，利用现有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主动提升自我的经济发展能力，建构起一套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为策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