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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以上通过国家倡导的现代化思想逐渐嵌入到一个原本封闭的牧区边陲社会之后，作为“被发展”的地方社会如何响应和实践的民族志揭示：地方社会并不是“被动发展”的接受者，而是“主动调适”的能动者。他们以家庭为载体，不断弹性调整和变化生计策略，包括主动转变经营观念，调整畜群结构，推行畜种改良，开展羔羊育肥，努力学习新技能，将技术嵌入传统牧业生产中，甚至将家庭生计扩展到游牧经济之外，基于地方传统知识体系，自主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在更广阔的范围建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生存策略。对于东乌旗牧区社会在参与牧区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动发展观，值得让我们对以往的“外力推动”发展观进行反思。 或许适合本民族个性和文化特点的自主性发展是实现牧区社会发展的基础。日本上智大学的鹤见和子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内发型发展”概念，并将其表述为“适应于不同地域生态体系，立足于传统历史文化，结合于外来知识、技术、制度等，进行自律性地创造”。[16](P11)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重视从地区内部寻求自然和社会资源优势，发挥在地群众的自觉性和主体性，重视“内力拉动”促进地区发展的理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大牧区如何转型，如何平衡发展话语背后的现代性和地方性问题，进而使其更好地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就需要我们在制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政策时，以当地居民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关注地方社会的发展诉求和精神世界，深入认识当地社会的特殊性和整体性，发挥本土文化的传统机制，切忌照搬农区或大中城市“激进发展”的路子。 上述研究表明，只有培育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机制和参与发展的能动性才是权宜之计，否则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只能是短暂的规模扩张，不能形成支撑其长期发展的自生能力。事实证明，地方社会总是善于运用原有的社会文化体系理解“发展”和实践“转型”。在新的情境下，东乌旗牧民的多元发展是基于传统游牧生计和地方知识再造的生存实践，这套糅合了传统与现代发展的实践策略不仅作为生产方式与外部市场和国家发生联结，同时在牧区现代化冲击下的不断变迁中，也使得地方社会的生计方式得以维系，传统社会文化得以延续。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三访赤峰[N].瞭望新闻周刊，1995-10-02. [2]麻国庆.游牧的知识体系与可持续发展[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3]陈祥军.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4]聂爱文，孙荣垆.生计困境与草原环境压力下的牧民——来自新疆一个牧业连队的调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5]文兴吾，李后卿.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如何落地西部[J].社会科学战线，2017(2). [6]王晓毅.积极推动精准扶贫与绿色发展相结合[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2-15(005). [7]荀丽丽.从“资源传递”到“在地治理”——精准扶贫与乡村重建[J].文化纵横，2017(6). [8]陈锡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9]廖林燕.乡村振兴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10]费孝通.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在“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11]洛耶，著，胡恩华，译.人类动因对进化的冲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2]王建革.畜群结构与近代蒙古族游牧经济[J].中国农史，2001(2). [13]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14]赵喜顺.论“离土不离乡”[J].社会科学研究，1984(4). [15]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