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财神信仰的文化表现：公开性与正当性的变化曲线 要描述财神信仰在新中国的历史变化，我们需要有一个粗线条的历史分期：以20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为线，前一阶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时期，后一阶段是改革开放的文化复兴时期。比较显明的是，财神信仰从改革开放以来确实经历了一场文化复兴。但不甚明确的是，这场文化复兴是起自财神信仰的文化断裂，还是起自财神信仰的文化低潮?也就是说，财神信仰在意识形态挂帅的革命年代是(基本)被消灭了，还是仍然保持住(基本的)生命力，只是文化表现形式的能见度很低? 现代事业在中国的落地与发展培育着一个越来越壮大的工薪阶层，这个阶层的两大特性使从业者更倾向脱离财神信仰：其一，他们是经过现代教育培养的新职业群体，更倾向于反对包括财神信仰的“迷信”思想；其二，他们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其收入的增加被理性地相信来自职业的成就，不是来自包括财神崇拜的非理性行为。他们是反传统(包括反迷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就是时代的主导文化。当他们所领导的现代传播方式(报纸和后来的电视、出版、图书馆、学校等)打造出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公共舆论、集体意识之后，这一主导文化就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化，并在激进主义盛行的时期成为官方授予正当性的唯一文化。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开始加速发展的新式也就是西式的学校、出版社、图书馆、大众媒体打造了代表了主导文化的公共领域。像财神崇拜这种旧风俗、旧文化在性质上是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公共空间的，如果需要出现，也只能是作为反面角色。随着这些新式机构对社会越来越广泛地支配，财神信仰的公共能见度越来越低。这就是财神信仰的公开性走低趋势的背后逻辑。公开性走低趋势也是正当性销蚀的趋势，它们是同一个社会过程。财神信仰在现代逐渐失去正当性，也就逐渐失去了正面的公开性；当它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公共领域，只是要确证它正在失去正当性。不过，当我们今天亲历了财神信仰的复兴之后再来看这段历史，我们认识到，负面的公开性也是一种公开性；只要是某种公开性(社会能见度)，就都是它未灭的证明，也就仍然是重生的种子。文化事物的正面或负面，往往可以是一念之间的转化。 新中国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并且逐渐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强了对于各种迷信的扫荡。新中国建立之后公共文化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旧社会过来的人，则是教育他们放弃对于各种神祇的信仰与敬拜。因此，财神信仰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挂帅的时期在公开性与正当性上是急遽走低的。 财神信仰的公开性与正当性的急遽走低，是由新中国以国家之力系统打击的结果。我们以围绕年画的意识形态斗争、美学斗争、经济斗争为例略作说明。新中国刚一成立，就在全国批判旧年画、推广新年画，首当其冲作为靶子的就是门神和财神。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指示，要求各地做好文化工作，积极创作新年画，代替旧年画。据美术工作者调查，苏州桃花坞旧年画的第一大类就是“财迷类”，包括皂君、门神和财神3部分，而财神画主要是五路财神、聚宝盆、关公等。这些画像反映了农民的旧思想。农民希望生活美满，有福发财，“把这些希望寄托在迷信的幻想上”，以为贴上“招财进宝”就能够发财，因此这类画像最流行，发行最广。上海文化界积极响应文化部的号召，发挥美术界人才济济的优势、出版社的市场优势和时尚引领的地位作用，开展了一场“新年画运动”，动员30多位画家与9家出版公司合作，推出120幅新内容作品(主要是开国大典纪念、战斗英雄、中苏友好等新主题)，摈弃了“封建、迷信的毒素”。新创刊的《人民美术》在1950年第2期登载了一系列文章，介绍新年画运动在陕甘宁、东北、察哈尔、上海等地的推行情况，总的目标是以革命主题挤压财神、门神等“迷信”题材的节日空间。经过3年的运动，新年画对旧年画的取代获得了显著的成绩：解放后的新年画“不再看见财神送宝，而是生产劳动”；“不再是宣传封建道德和奴隶思想的戏曲故事，而是进行阶级教育的白毛女、刘胡兰等英雄传记，及富于人民性的戏剧、神话、传说”。 经过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改造和“文化革命”，财神信仰的社会公开性与意识形态的正当性都极度负面，但是财神信仰本身还顽强地存在，仍然表现为群众仪式活动的文化形式。在经过社会主义“大跃进”的1958年之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份关于北京周边大兴县王立庄村的调查报告很准确地抓住了这种两面性。师生们在概括迷信的消亡的时候采用了财神信仰的例子： 王立庄解放前，地主刘永安、张万年都是一贯道徒，他们宣传他们家富是有“福气”，家里有“财神爷”保佑，农民家穷是因为没“福气”，“八字”不好，“命”不好。他们就把这一套剥削阶级关于贫富的哲学，通过鬼神迷信来宣扬，以利于他们剥削地位的巩固。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一个农民说：“过去地主说他家里有财神爷，其实财神爷就是咱们这些穷小子。一解放，穷小子在共产党倾导下翻了身，地主家也没有财神爷了。”农民把地主的土地分了，刘永安送去劳动改造。农民把地主打下去了，给地主服务的“财神爷”之类的迷信也就跟着给打下去了。 尽管如此，农民群众仍然广泛表现出特定情况下相信鬼神的情况。所以文章归纳说，“同一个王立庄，既不信鬼神，又迷信鬼神”。 这种民间信仰的生存局面是长期存在的。它们受到冲击，正在消亡；虽说在消亡，却又顽强地生存着。前述阿英的概括表明，新年画在解放后不久就占据了国家出版市场的主渠道，但是旧年画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取代的，因为人们的传统信仰以及传统信仰作为“有意义”的文化形式仍然深深地扎根于这片土地，即使是在经历了集体化的近10年后，旧年画仍然顽强地保有着自己的市场。1963年11月和12月期间，国务院及其6个下属部门(文化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商业部、中央手工业管理总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业部)联合发布文件，⑤继续在“全系统”打击“迷信印刷品”在全国各地的生产与销售。这是一个经过大量调查而形成的情况汇报与政策，具有充分的事实材料。各地在转发该报告时大都介绍了本地的“案情”，因此形成了一个描述全国性的迷信顽强生存状况的信息库。财神信仰总是中国社会的基本“迷信”活动的基本内容，它不会独立存在，在出现其他迷信现象时又总是不会缺席。该报告从多个方面披露了“问题”的严重性，兹举3个方面： 第一，性质很严重。报告说：“近两年来，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各地印制和销售门神、灶马等迷信印刷品的活动十分猖獗。” 第二，迷信群众的范围广，数量大。“根据各地反映，河北、河南、山西、辽宁、吉林、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都曾发现这类迷信印刷品在市场上流通。……一九六二年河北省武强县、天津市杨柳青镇印制的迷信印刷品，有天神、灶马、天地、玉皇、财神、土地、大全神、小全神、南海观音等二十多种，向本省广大农村行销，甚至还批售到东北、西北等地区。” 第三，制“毒”贩“毒”的主体并不限于地富反坏，而是涉及多个部门、各种干部和人民群众。迷信这种“毒草”还广泛地生长在人民公社的土地和社会主义的花园里。报告归纳说：“为了贪图暴利，印制和销售这类迷信印刷品的，不仅有反、坏分子和投机商贩，而且有不少人民公社生产队和社员个人也以此作为副业经营，甚至还有一些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少数国营印刷厂、书店等也参与这类活动。个别地方的商业管理部门和手工业管理部门，不仅不加以制止，甚至还鼓励印制，协助推销，影响很坏。大量印制和销售这类迷信印刷品，不仅助长了农村的封建迷信活动和群众的迷信落后思想，对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极为不利，而且易于为地、富、反、坏分子所利用，以进行破坏活动。”这里点出迷信活动对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反动作用，其实是特别突出了财神信仰的负面作用：财神信仰表露的是私人占有的欲望与追求，在根本上是反社会主义体制、反集体主义价值观的。 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普通群众家里仍然在春节期间保持了接财神等传统习俗。有一篇在1966年的作品从反面提到：“我妈的脑筋还没有转过来，逢年过节，总离不开敬神祭祖。她最爱张罗的是腊月二十三送‘灶神’上天，年三十迎宗祭祖和正月初一迎财神。”这是湖北当年的情况，大致可以算是“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前普通群众(起码是全国农村)与财神的文化联系的基本情况。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封建迷信”已经很难有表现的空间。有一篇1974年的经验交流报告同样介绍了贫下中农认识财神信仰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例子，但是整个文章的基调已经与上述1959年的论述大为不同。经验材料的署名是中共辽阳市沙岭区小湘河公社委员会，报告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在农村的深刻影响。 二队老贫农李风歧说：“人不得外财不富”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之道，是用来欺骗劳动人民，掩盖他们剥削行为的幌子。解放前，咱们穷人不明白地主、富农为什么能发财，穷人为什么就受穷，看见地主家过年都写上“招财进宝”的对联，接“财神”，说他们发财是“财神爷”给的。那时，咱家过年，我也求人写个“招财进宝”对联贴上，又接了“财神”，可是一年盼一年，咱们穷人照样穷。解放了，毛主席把我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我们没接什么“财神”，却真正过上了好日子。从这件事使我们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明白了地主的“外财”，就是榨取穷人的血汗。地主老财用这个反动谚语，在解放前是为了剥削咱贫下中农，在解放后是为了腐蚀我们的思想，破坏集体经济，动摇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这个典型经验与上述北京大学哲学系师生1959年的报告介绍的财神信仰失效的例子很相似。1959年的报告讲财神信仰在一部分人口里失效了，但是包括财神信仰的封建迷信仍然活跃在广大群众心中。小湘河的例子所发生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大提高。民间信仰在历史趋势中的两面性完全没有出现，有的只是一边倒的胜利。这里有负面现象不宜出现的语境，也有财神信仰的公开性与正当性空前低落的现实反映。“财神”作为有表达力的符号的失势，一是因为反迷信，一是因为无差异化、非货币化的经济生活已经持续多年。从另一个方面看，整个社会几十年处于国家高积累、社会实物短缺的经济格局中，人们渴望的是实物占有，已经淡化对于货币占有的便利与数量的热情。宋代以来的货币占有的重要性不断扩张的趋势至此发生了较深、较长的中断。 并非什么都是物极必反，而物极必反的事实确实在历史上反复发生。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财神信仰的能见度降到极低，很快，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为财神信仰的文化形式提供了表现的空间。前面的文献反复提到，春节期间是检验财神信仰的存亡的关键时间。从“文化大革命”兴起(1966年)后的第一个春节，国务院发通知说，为了顺应群众的要求，春节不放假，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后的第一个春节前，《人民日报》(1979年1月17日)以分别题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的两篇读者来信为信号，表明政府对春节休假制度的回归态度，几天之后，部分省区宣布恢复春节放假，次年全国统一恢复春节放假的制度。迎财神的春节习俗自然得到了复兴的机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