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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个人所见证的，财神的文化形式在社会空间中的复出是一个不断拓展的过程，年画中的财神、宗教建筑内的财神塑像、专祀财神的庙宇，都一一出现在全国各地。此不赘述。本文想在此再用一点笔墨描绘财神在公共空间、公共媒体中成为一个正面概念的渐变过程。尽管“财神”在生活中的复兴是一个显著的事实，但是受意识形态正确所支配的媒体话语很难从负面看待“财神”转变为正面看待。然而，政治话语的刚性终究被语言的弹性所驯化。人们以各种方式让“财神”以正面的意义重新出现，逐渐造成了整个社会习惯“财神”正能量的语感。 财神作为文物出现在公共媒体，是比较安全的方式，如早在1977年，介绍晋祠的文字就说到财神。这种路径是各地文物保护、文化旅游项目越来越重视的。这个路径并不曲折。 颇为出人意料，却又符合常理的一个历史现象是，“财神”概念在当代重新正当化的依托居然是各种帮助群众致富的先进人物。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各种改革开放的政策，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多劳多得，鼓励科技种田，鼓励万元户，“财神”不是作为神，而是作为人成为表彰与歌颂的对象。 1825.jpg) 表1：20世纪80年代把真人真事当做财神表彰的新闻报道 表1所列的诸路“财神”都是改革开放的锐意进取时期的先进分子，代表了中国的公共财富和私人财产大增值的起飞时期的功臣。财富的正面价值与“财神”概念的正面价值以语言技巧同时得到肯定。这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从这个表所列文章的主题来看，先前还是直接帮助提高农业生产和工业产值的人被誉为财神，后来管钱的人也被誉为财神了。货币的积累被用以指涉财神的作用，也就越来越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财富形式了。到2010年，有一篇报道写福建边防警官孙万里帮助岛屿上的村民发家致富，被誉为“新时期的活雷锋”。作者们在文内隐含着一个意思：新时期的雷锋不仅是帮人一些小忙，而且是帮人发家致富，因此实际上就是“活财神”。当中国特有的雷锋形象与财神形象相通的时候，财神的意义与语感完全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了。 财神信仰复兴了，但是财神在话语体系中的大量正面使用是借助了“活财神”的比喻修辞的。比喻激活这个语词，一部分一部分地使其内容被正当化。另一方面，“财神信仰”在大众媒介中被包容，走了吉祥语的路子。吉祥语总是某种善意的祝福，相对比较容易被包容。而实际上，人们对吉祥语的包容，逐渐转化为对吉祥的支撑信仰的默认、扩散(传播)，使之习以为常，成为理所当然的常识。于是，人们从接受吉祥语而暂时不论背后的神灵信仰，到把吉祥语和相关的神灵信仰一起接受，中国社会关于财神正当性的观念就发生了不知不觉的转变。 任一具有正当性的事物都能够自然地出现在公共媒体、大众文化，否则，只能以变通的方式出现。不过，变通的方式被“自然”接受之后，其正身也可能因此而具有正当性。“财神”大概也走过了这样一条历史的道路。财神在流行音乐、电视节目中先是出现在香港，在大陆改革开放后以不同的渠道传播进来。我查到的较早文字出现在1981年，陆永基在小说《过年》中写香港的姑妈回广东过年，家里应她要求重新开始祭祖，弟弟听香港的新年音乐，其中有香港歌星刘文征唱的《大红包》：“春风吹、新年到，财神菩萨下凡了。左一包，右一包，包包都是大红包。”同样性质、相似内容的歌曲在2005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终于由香港歌星刘德华以《恭喜发财》(刘德华与李安修作词、陈德建作曲)的曲名唱响，实属不易，也理所当然，因为尽管人们对财神作为信仰或一般的文化心理具有不同的观念，但是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都对发家致富的正当性具有基本的共识。 财神为主题或主人公的影视作品在近些年也不断变换形象或角色在大陆公映、演播。在财神崇拜在现实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常规部分、常规内容的社会背景下，“财神”不再是公共空间、公共传播的禁忌符号，而被公认为是正当表达情感、价值的文化符号。 我们梳理一下过去20年演播的财神影视作品，可以列举如下5种。(1)1996年的《天降财神》，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出品的时装神话喜剧，由萧显辉监制，朱镜祺编剧，欧阳震华和郭晋安主演，讲述了天上财神和寿星到人间验证人性的故事。(2)1998年的《财星高照》，是新加坡出品的古装轻喜剧电视剧，由林雪兰导演、王启基编剧，黄文永、曹国辉、吕凉、刘寅等主演，讲述财神赵公元帅斗瘟神、给人间赐福的故事。(3)1999年的《财神传奇》，是由李森执导，张国立、杨若兮、陈志朋等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讲述了财神、宝妹、招哥3位呼唤金银的神仙在人间的故事。(4)2010年的《财神到》，是由阮世生编导的一部喜剧电影，由谭咏麟、张震、张榕容、张雨绮、午马等主演，讲述了财神总管带同如、意、吉、祥下凡人间，分别在沈阳、上海、北京与同学、盲人、公司职员发生各种遭遇的温情故事。(5)2013年的《财神有道》，是蔡晶盛执导的一部古装神话电视连续剧，由陈键锋、钟欣桐、郑奇、何琢言、樊少皇、李国麟等主演，讲述了小神仙有道下到凡间，从一个高富帅败家散财成一个穷困乞丐，醒悟之后白手起家，成长为富甲一方的巨贾，之后得道成为财神爷的故事。 如果我们把20世纪80年代的财神比喻用法与90年代以来的财神本尊演义进行一番对比，可以看到“财神”形象的公开化和正当化的层次累进和巨大提升。前者涉及的大都是单篇小文章，后者是广泛传播的影视作品，在公开性和影响力上后者大出N个级别。前者用“财神”之义指改革开放的创富神话(奇迹)，是歌颂新人新事(这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来一脉相承的做法)；后者是完全放弃各种意识形态禁忌的神话新编，“财神”自身已经完全是一个亲切的、正面的形象。尽管两者之间有这些差异，但是其间又有一以贯之的主旨：追求财富可以是正当的。财神，无论是比喻的意义还是故事的意义，都是这个时代所塑造的创富热情、创富神话的载体(象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经历了多种曲折，但是也有一些持续增进的东西，对于个人(私人)财富的正当性渐趋开明的肯定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我们把财神在公共媒体中公开化和正当化的过程与财神在现实生活中重新被供奉并部分被国家体制所承认的过程并置考虑，我们也能够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不断创造自由行动的条件，不断拓展自由思想的空间，在原有体制的约束下与各种管制力量斗智斗勇，冒着各种风险重建庙宇，重塑信仰金身，在复兴传统宗教信仰的格局中也恢复了财神信仰的仪式活动和庙宇形制。一些庙本来就是合法宗教机构，如北京市的东岳庙和妙峰山娘娘庙(惠济祠)，财神殿只是其中诸神信仰之一；一些庙在宗教管理范畴内本来并不合规合法，如河北省的范庄龙牌会、山东省的院夼龙王庙，其中的财神供奉也就有疑问。从2006年国家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建设以来，这些庙的庙会先后分别成为省级、国家级的“非遗”项目，那么其中的财神信仰活动就间接地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正当性。而在此之前，公共媒体已经通过上述努力对“财神”在概念上脱敏，在内涵上正当化了。实际上，我们合并3条线索(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信仰空间的萎缩与开拓、媒体的反面和正面的传播、政府的变动的公共政策)，大致能够看清财神信仰与中国当代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经济生活的关系，能够通过财神信仰的沉浮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主线。 (责任编辑：admin) |